“两头冒尖”的社会状况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它仍然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第一，命令经济的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有待消除。例如，在农民只拥有有限产权的土地承包制下，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国有经济的过大份额和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占有垄断地位，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抑制民间创新能力的发挥；第二，要素市场的形成严重滞后，大部分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三，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所在多有；第四，虽然中共中央在1997年以后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要求，但政治改革的滞后，法治建设缓慢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使迅速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其他制度的支撑，难于有效地运行并引致种种社会问题。
把以上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国家和国有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过多、过重的角色。经济体制的双重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头冒尖”的社会状况，并且还存在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狄更斯(C. Dickens)在《双城记》开头处的名句——形容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西欧社会转型中“两头冒尖”的状况，来描述中国当时情况：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压倒优势。
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过分扩大的态势，引起大众的不满。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J. Buchanan)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 “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例如，根据1997年“十五大”和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的决定，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纪之交有很大进展，但是当改革推进到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的最后阶段，改革进程就慢了下来，开始停顿不前。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新国有化”等 “国进民退”的开倒车行为。
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对工程立项、市场准入、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
2004年以后，当我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倾向，宏观经济当局按照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需要加强对需求总量的调控时，一些行政部门以“宏观调控”为名，对微观经济活动加强了控制和干预，扩大了寻租活动的基础。
改革的挑战
以上这类“改革”引起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就是：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持续，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另外，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从未超过GDP的34%。在我国投资率畸高的同时，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上述体制缺陷在社会政治层面导致的消极后果。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95年，当时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李强教授发表了他们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接着，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李实教授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他们的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可惜当时只在学界引起了一些反响，而没有引起高层领导的注意(只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才第一次公布了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自然也就没有认真地研究问题到底是从何而来并提出对应措施。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后者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以上事实说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改革，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然而，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有着与上述分析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推进不力造成的失误，将大众对由这些失误造成的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一轮改革大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和偏差从何而来：是来自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不到位，还是由于市场化、民主化本身就是错误的方向？在争论中，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所谓“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改革造成的，由此进而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论迷惑不明真相的群众。
只要认真地研究事实真相，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这些颇富煽动性的言论，只是一些颠倒黑白的谬说。
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了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政府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能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原来那套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回过头去看，这一设计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我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主管机关出于自身的工作方便和部门利益的考虑，采取消极的态度，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其中一个“老大难”问题，即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总之，正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是中共“十六大”所说，“取缔非法收入”，“合理调节少数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劫富济贫”，只能退回到曾经造成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去。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这份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让历史照亮未来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然而，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相互切磋，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 “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其次，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掌握权力和信息的权贵分子猖狂进行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摒弃行政干预市场的错误做法，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惯性，实行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