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兴奋。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大学校长、著名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克里筹集到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学校里成立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克里做过州长，也做过联邦参议员，他看到美国弥漫的对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触会伤及美国本身的利益，认为只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对话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态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办印中学者项目——选择中、印、美各五名学者组成十五人的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共同研究和对话。我有幸作为中方的五人之一参加了第一届的项目。2006年11－12月，我们在印度访问了两周。访问中，我们不仅和印度学者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有机会深入印度基层社会，近距离观察。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语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多次让她濒于动乱和分裂的边缘，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让印度社会出轨。然而，印度民主制度的另一面却是低效和不负责任，集中表现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蚕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却被遗忘。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市民社会的发达，其程度远在中国之上。这不能不感谢印度的民主制度，她的宽容给了市民社会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底层社会里，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虽然有小的扰动，但方向是确定的。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另外十个人说出“不好”的意见。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在印度，对、错是没有界线的。
自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06年更是达到了9％。这个势头看来不会停下来。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已是离弦之箭，不可逆转。这多少得益于印度对中国增长的觉醒。1990年代以前，没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而且，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蔑视的(这正是尼赫鲁当年在中印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中国的崛起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印度人醒悟过来，就连那些抱残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经济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会超复杂性的特点注定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帆风顺，争论、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以之反观中国，印度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胜利之城
我们于2006年11月24日凌晨三点多抵达新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尼泊尔人阿舒克等人已经在候机厅里等候。戴着主人送上的花环，我们向第一个目的地阿格拉驶去，鲜花在黑夜里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点当然是泰姬陵。但是，我们首先去看的是胜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历史上和阿育王齐名的国王阿克巴于十六世纪中后期为纪念圣人舍克·萨利姆建造的，这位圣人曾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了神灵，以祈祷国王生子。
带领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小伙子。他对印度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对宗教的宽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却被同化了，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克巴的宽容表现在不歧视和禁止任何一种宗教。他娶了三个王后，一个信印度教，一个信伊斯兰教，一个信基督教，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齐了。他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还经常邀请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宫里辩论，以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别，除了建筑材质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红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砖和木材———就在于建筑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国导师的说法，当他从午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那些雄伟的建筑让他有一种自觉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觉。法塔堡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尽管从建筑的形式上判断，当时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极尽奢华，但当你走在大小宫殿之间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是庄严，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严，是它极具对称性的建筑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来似乎是毫无规划的，各个宫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选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紫禁城与法塔堡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中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紫禁城表现的是统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现的是多样性和流动的节奏。
对于印度来说，莫卧儿王朝算是外敌入侵了。但是，如今莫卧儿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北印度多数的文化古迹，都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印度人对它们珍爱有加，这一点由他们对泰姬陵的称谓上可见一斑。他们不把泰姬陵称为Taj Mahal，而是亲切地叫它“our Taj”。中国人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伟的宫殿，欧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于教堂的地下室，只有印度人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冰清玉洁的寝宫。泰姬陵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是萨迦汉国王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爱。光脚走在泰姬陵宽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缓缓流过的亚穆纳河，每个人都会试图想象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数印度学者都对印度文化里的多样性赞赏有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是其中之一。自1993－1994孟买穆斯林－印度教大骚乱之后，印度政坛和社会充满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迷雾，以印度教为强大背景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森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家乡加尔各答目睹的宗教冲突和歧视对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并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宽容成分。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爱争论的印度人》。
印度历史上允许争论，甚至女性也可以参加。争论意味着宽容，这是森讨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意旨。在与我们的印度同行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了印度人爱争论的一面。每次开会，与会的印度学者都踊跃发言；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多数只听不说。中国人务实，自然让中国获益不浅，但缺少形而上的争论，是否也会让我们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论坛召开期间，森作为特邀嘉宾做主题发言。在事前的一次宴会上，我对他说，他的演讲题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纠正说：“不是复数(Civilizations)，是单数(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讲气势磅礴，以精练而不失翔实的史实向与会者阐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大，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我们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时发言的是北大一位泰斗级的学者，他的演讲核心是开放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条件。这个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证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临近结束时，他话锋一转，认为物质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单就逻辑而言，它明显和教授前面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国只有开放的时候才昌盛，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开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伟大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他国文化的传入吗？更让我沮丧的是，会后一位北大学者对森的演讲大加赞赏，但不是因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为他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让韩国人听听吧！他们总是说印刷术是他们韩国人发明的。”呜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