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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金庸

北京作家王朔,于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一文,痛骂“老金”,称其武侠小说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为成龙、琼瑶、四大天王)。文坛谩骂历来无足轻重,但查大侠竟然下笔回应,而且是两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脚踢,文坛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查先生的两篇回应写得好——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我还是同意朋友的观点,认为查先生不应该回应。他应该像自己所说的:“八风不动”。王朔的文章没有什么内容——“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我翻为:胡说八道的话,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坛上的地位,比我这个“大教授”高一辈。但他显然六根未净,忍不住出了手。前辈既然出了手,作为后辈的就大可凑凑热闹,趁机表现一下自己在武侠小说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说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畅销,赚大钱——王先生说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批评赚钱作品不容易自圆其说:收入多少与欢迎程度之间是有一个等号的。“俗”有数解,其中“通俗”这一解是好的。说金庸作品通俗,是对的。王先生所说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贬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个大受市场欢迎的“不是好东西”,绝不容易。
说金庸作品畅销,不大正确。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几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我对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评,是他不懂武侠小说。他捧出一本《水浒》,但看来不知道还珠楼主那类作品,评武侠小说就不免少了一点基本功。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广州出了一个雷雨田,其漫画刻划时代,也因为够“抵死”而销得。
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报章上连载《龙虎斗京华》,跟是《草莽龙蛇传》。一九五四年左右,当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剑下天山》的同时,一个叫金庸的在《新晚报》(?)连载《书剑恩仇录》。《七剑》与《书剑》各擅胜场,打个平手,而又因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们就不再看还珠楼主或黄飞鸿了。
想当年,金庸为了糊口下笔,争取读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伦多追读他的《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我认为在多类小说中,新派武侠最难写得好。作者的学问不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杂——博易杂难也。历史背景不可以乱来,但正史往往不够生动,秘史要补加一点情趣;五行八卦要说得头头是道;奇经穴道、神药怪症,要选名字古雅而又过瘾的;武术招数、风土人情,下笔要像个专家;诗词歌赋,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几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类武侠小说,高人如钱钟书是写不出来的。你可能说钱大师不屑写武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写也写不出来是另一回事了。
杂学不容易,要加起来更困难。风马牛不相关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并得顺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虚构,并之以杂学是另一重虚构了。一般小说的虚构可信,但武侠小说是不可信的。事实上,可信的武侠不好看。但太离谱的——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读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暂作为真地读下去。
打打杀杀的故事,像美国的牛仔片那样,是不容易有变化的。引进旁门左道的杂学,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个有经典为凭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增加变化,是一项重要的小说发展。然而,能如此这般地写得可以一读再读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发魔女传》之后的变化就越来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击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
古今并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认为查先生的中语文字,当世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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