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在这里分析中国农民问题，弄错了一些数字。我说以年息五厘算，工业用地的现值大约是农业用地的二十倍，而住宅用地是六十倍。这不对，因为我把两个地区的观察搞乱了，应该大约是十倍与三十倍。这些只是两个地区的随意观察，不精确，而其它地区有很大的变化。例如中国南方的农地较为值钱，因为温暖的天气增加轮植的次数，但南方工业用地的市值却不及苏浙一带。
说中国目今的经济欣欣向荣，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其实有很多问题。单是农业想来就头痛。不是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对，而是种种压力的局限存在，推行不容易。又例如工业，去年底与今年初，外资到中国下注有大幅放缓的趋势。知道原因，也知道怎样应对，但也因为人为的局限而不容易处理。
是的，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不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不容易冲过这一关。胡、温政权给人民大众的印象是好的，但好印象与好效果是两回事。希望他们知道，今天与今后的可见将来，世界经济的竞争激烈，史无先例，走错了三几着，或稍为自满，就会被杀下马来。
回头说农民，我要重提工业最低工资的法例。个多月前我听到三月一日国内会推行最低工资，为文反对，但通过了。朋友说，最低工资法例其实起于一九九三年，今天只是广及一点，而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规限，平均月薪略低于人民币三百，很低，不会有大影响。我见苏浙一带的一个农民的每月收入略高于三百，就相信暂时没有影响之说。但其后知道很多其它地区低于三百，而搞工业的朋友又说，来自农村的工人有其它法例规限——例如假日的规定与回乡的费用要由雇主支付等。这些使我认为今天的最低工资是增加了舍农从工的沙石。
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是历史上由农转工的最成功例子。五岁大的皇帝听首相之言，签名立法，把原来有私人使用权的农地加上自由转让权。农民与武士再不能附地而生，一窝蜂地涌到城市工作。政府事前意料不到这发展，事后也不干预，结果是农民转往工商业转得很快，使日本有连续数十年的高经济增长。日本在一战与二战时的军事实力，非同小可，皆赖明治维新之赐也。
> 战争不论，日本毕竟棋差一着。他们的土地由大地主控制，其中不少成为国会议员，反对农产品进口，也反对多把农地改作工、商、住用途，弄得地价与农产品之价奇高（七十年代后期，一个蕃茄在日本的零售价是五美元）。水涨船高，工资不能不提升。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工资与楼价冠于地球。这是我于一九八七年发表《日本大势已去》的原因。
日本的经验——财富不均不论，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大地主或大企业家的存在不是问题，让他们左右政策才是问题。
中国要鼓励舍农从工，北京推行的乡镇企业发展是正着，而这发展今天也确实有看头。可惜科技比较先进的外资到长三角之外的穷乡僻壤去设厂还不多见。他们需要有众多的知识人材的供应。例如微软的中国总部选北京，主要是要接近清华与北大。又例如上海与苏浙一带的大学比广东的多而又有较大名气，外资的科技档次长三角胜于珠三角。然而，工业科技有高下之分，工资有贵廉之别，知识低下的农民可以从清洁、搬运等工作做起。我见过不少说不上有学识的农民在工业区做得好。
无论怎样说，大量提供知识教育给农民是重要的。不要期望他们都有大学水平，但文字要有起码的认识，懂得分辨少许英文字，受过一门技术训练。很多技术，例如?光、砌砖、扎铁、驾驶等，都值钱，通常三几个月的训练就足够。中国要在农村设立很多几个月可以获得一门技术证书的学校。
不久前在农村听到一位农妇说，她赚的一点外快，是被雇主用专车送到工业区种植与修裁绿化园地，早上四时起床，晚上十时回家，日薪四十五元，午餐有清水与面包。种植是她数十年的专业，不用学了。我听得感动，心想，国家是她那样吃得苦的人建设起来的。我又想，绿化工业区的工作也是由农转工了。
不久前提到，在激烈竞争下，国内的一些地区免费把土地供给外资设厂。一些同学响应反对，说国家不应该送出土地招徕。是浅见。这种招徕可以带来界外的、或更正确地说是没有合约安排的利益，如果选择高明，可以是非常合算的投资。我们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得清楚。送一块市值十多万的地皮给外资设厂，等于花十多万邀请外资到中国设立一所小型工业学校，上课的工人学生有工资，满师后可转工他往，而政府的工业税收可增加，何乐而不为？
国内的户籍控制是舍农从工的一个障碍，今天放宽了很多，达到若有若无之境，解释了这几年舍农从工的人数升得较快。据说广东一省，目前一年内转往工业的农民逾一百万，半转工业的也不少。是好现象，但我认为不够快，农民百分比的下降速度远低于昔日的日本明治维新。
要加快转往工业，农民要有多一点鼓励。补贴种植是鼓励农民留于农业。乡镇企业、放宽户籍、增加教育等是鼓励农民离开。要再增加鼓励离土，就要给农民一些舍农的补偿——补偿他们要放弃的农地。一个办法是完全放开农地的转让权——承包的农地容许自由转包。这样，农地会由企业家收购承包，然后把农业企业化。农民「卖地」所得就是他们离土转工的补偿了。
以自由转让承包的方法鼓励农民离土——类似昔日明治的方法——有很多好处，但今天的神州，三方面有困难。其一是土地可以有多种用途，用途不同其价值有别，先获更改或有较大可能更改用途的农地远为值钱，幸与不幸相差太远农民会吵起来。这方面，地区政府与农民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其二是通过转包收购而集中零散的农土，意图企业化，零散的农民中有些会为争取较高的收益而开天叫价，处理不善会引起暴动。其三是不同地区的农地有不同价值，差别太大也会引起麻烦。
上述三项困难都有可靠的办法处理——类似的例子在其它地方发生过，前车可鉴也。但我们需要详尽地知道现有的不同地区的农地产权与分配，才能策划一些准则，顺利地促成农业企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