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困难的分析，涉及的层面没有人尝试过，而笔者还没有足够的掌握。
要从佃农（分成）理论说起。一个地主自己不耕耘，可用固定租金合约把土地租给农户，可以雇用劳工，也可用佃农分成合约租出去。四十年前我推翻传统之见，以理论证明，在私产与竞争的局限下，上述三种合约安排的生产效率一样，也与地主自耕相同。支持这结论的实据多得很。
带出的问题，是上述的三种合约皆存在，地主与农户有权选择，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选择呢？提供的答案，是佃农分成的交易（监管）费用比固定租金的为高，但前者可以分担风险，所以风险较大的种植（例如种麦的风险比种米的为高），从事者会偏于选择分成合约。虽然由我提出，但从来不喜欢「风险」这概念，后来成功地以讯息费用代之（见《制度的选择》第四章第五节）。交易费用有几种，重要的结论，是合约安排的选择，在私产局限下，主要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
结论没有错，但中国的发展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问题。历久以来，我认为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局限皆重要，而在这些局限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合约安排不会导致很不相同的竞争效果。这观点被中国的发展改变了。
想想吧。从土地产权的局限看，中国与香港完全一样：双方有年期，期长差不多，所有权非私有，但政府「卖」了出去的地，使用权、收入权与转让权都是私有的。然而，从政府到地区到「业主」到厂商之间的合约安排，中国的与香港的是完全两回事。中国的安排世间独有，其促成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前所未见，是中国经济发展奇速的主要原因。
解释过中国的地区制度，这里只用一个实例来示范大概，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大商场或购物中心，业主与租客的合约安排是一个固定租金加生意额的分成。从这例子看中国，北京是大地主，地区是大商场，通过承包的权力下放，每个地区商场发展成为一个佃农分成的「企业」（地价是固定租金，增值税是分成，跟商场的安排一样）。这企业由「商场」合约与上头串连也与下面串连，但左右不连。地区之间的竞争于是激烈起来了。读者可以想象，每个地区有购物中心或大商场的合约安排，很多的，别无其它，商场（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可能不打崩头。这是中国之幸。
转谈贪污，有三点。一、我们历来看贪污，是因为有管制法例的存在。官员协助违反法例而取利是贪污。这些在中国下降了不少。二、曾经写过，因为国企公非公、私非私，导致无数收取「好处」或找寻「外快」的行为。是否贪污很难说，但普及是明显的。
独特而又不易处理的是第三类。上述的地区「企业」近于一种商业机构。西方的法律发展说，企业之外被认为是贪污的行为，在企业之内不一定是。问题是管理地区企业的是干部，一般是党员。从企业的角度看可以容许的，党章说不成。
说过多次，治「污」要从减少贪污的机会入手。取消所有对社会经济害大于利的管制法例是明智的选择。中国的问题，是除了「公非公、私非私」要尽早划清界线，地区制度要很细心地调整。这制度还在改革。目前见到的竞争效果是好的，了不起。如果因为肃贪而削弱了地区制度的竞争性，今天的可观经济增长不会持续！
是难得一见的深问题。我拿不准，但认为应该考虑的，是索性把地区制度推尽一点，成为明确的企业机构。目前不够明确，在模棱两可的混淆中，出现了不少人认为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