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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三十而立乎?——为《信报月刊》三十贺

  

不久前,一位朋友给我太太电话,说在一本新书中见到有两处提及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言论,摆明是我。太太好奇地要看看那本书。书寄来了,是《激荡三十年》。书名毛笔题字。感到奇怪,因为那几个字很像我的书法。为什么呢?怎会有其它人的书法写得像我的一模一样。与太太研讨良久,想起来了。半年前,在杭州晚上,一位新认识的先生晚宴,之后请我题字,其中题的就是那「激荡三十年」。

中国开放改革真的有三十年吗?看你怎样算。如果从文革终结与四人帮下台算起,是三十一年。从邓小平复出算起,是二十九。从邓老掌权算,是二十八。我自己喜欢以一九八○为起点,那是二十七年。我的取决,源于一九七九到广州一行,感受到的新意只是亲友们比较大胆地说话,市场或经济开放谈不上。一九八一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市场稍见眉目,所以我武断地定中国的开放改革始于一九八○。

说开放改革三十年是始于一九七七。该年没有什么可以勒碑志之的。有趣的是,国内的人,尤其是媒体,喜欢抢先报道,就是邓小平谢世十周年也抢先报道十多天。这样看,说中国开放改革三十年可以接受,而事实上不少媒体也开始说是三十年了。

无独有偶,《信报月刊》也是三十岁了。编辑文灼非请我为文志之,思往事,感慨万千,要说的话说之不尽,简略地回顾一下吧。

我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信报财经月刊》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的。是该刊的第三十一期,创刊两年又七个月。于今回顾,我是《信报》的老臣子了。该文题为《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只一条》。如果我的文章对中国的经改有影响,这篇是首选——先入为主吧。不少北京的朋友读过,而好些年前一位说,国内的公路、公园等到处收费,以及放开价格后不再价管或租管,该文是个原因。

题目无疑有点怪,因为是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文革期间,孙先生因为大胆地说过这句话而坐牢七年。读孙先生,认为他对价值的概念有失误。他是马克思理论专家。马氏的价值观来自李嘉图的劳力价值理论(虽然李氏曾经否认说过价值是全由劳力决定)。追上去,史密斯也曾经不小心地这样说。为了修正孙先生之见,我提出的「经济规律只一条」是从一个新角度说价值,主要是分析市场价格的一个重点,可惜经济学界不重视,而今天的新潮经济学是不再涉及的了。我那篇文章写得浅白,所以有说服力,但牵涉到的经济学博大湛深,其来龙去脉这里要说一下。

当一九六三年的秋天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时,我已经选修及旁听了两位教授的高级价格理论,对当时的重要读物熟如流水行云。但艾师提出我前所未闻的观点,使我茅塞顿开。他说在资源或物品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有竞争,而竞争定胜负要有准则,市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是价格。我付钱吃一顿早餐,总有某人少吃一顿,我胜了,因为我愿意出价。价格于是成为市场竞争定胜负的准则。

是重要的提点,我跟着想到当时熟读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奈特一九二四发表的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此文指出,庇古分析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有大错,正确的解释,是这分离源于私产不存在。第二篇是哥顿一九五四发表的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此文重复了奈特的分析,带到公海渔业去,提出了因为私产不存在,公海捕鱼出现了租值消散的现象。其三是高斯一九六○发表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也重复了奈特之说,同时提出重要的以清楚界定权利的角度看私产,以及交易费用这项重要局限不能漠视。

轮到一九六六年我写《佃农理论》时,我察觉到地主的分成受到政府约束,农民产出的上升其实含意着某程度的租值消散,原因是分成受到管制,土地的使用免不了有点「公海捕鱼」的成分。博士后,深入地再想租值消散,一九七○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这篇文章推翻了红极一时的界外效应分析,也指出哥顿的租值消散分析之错,修正了。再跟着是一九七四,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这篇巴赛尔认为是数十年一见的重要经济文献,写得太深,付出不被行内一般重视的代价。

走马说背景,《经济规律只一条》是综合着上述的思维来回应孙冶方先生。要点如下。一、价格是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准则(艾智仁的)。二、用这准则是在私产或权利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奈特与高斯的)。三、任何约束价格或约束分成的政策都有局部削弱私产的效果(我的)。四、除非用价格作为竞争的准则,任何其它准则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我的)。五、因为竞争无可避免,不用市价,其它准则一定会出现(艾师和我的)。「经济规律只一条」的意思,是只有以市场价格作为竞争准则,任何其它准则一定会出现租值消散的浪费。

示范的实例不胜枚举。价格管制,等于削弱私产的收入享受权,排队轮购(或搞关系,或论资排辈)等竞争准则会出现。但排队的时间浪费(或搞关系的费用,或争取辈份的费用)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没有,所以这些费用代表着租值消散。(《价格管制理论》一文的贡献,是价格被管制,数之不尽的其它准则可能被采用,该文是推断那种准则会被采用的理论。这是我平生遇到过的最深奥的经济学难题。)

上述是我与《信报》结交的开头。依稀记得,我那《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中译,是一九八三年初在《信报月刊》发表的。再跟着是八三年十一月,山木兄邀请我在《信报》写《张五常论衡》这个专栏,《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这三本文章结集是该专栏的产品了。

跟山木兄一样,我对自己的影响力漠不关心。可能与山木兄不同,也可能比他敏感,当我察觉到自己真的可能对中国的经改有点影响,多多少少有点沾沾自喜。七个月前,到北京讲话,遇到周其仁。他给我看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前途》,另一本是《再论中国》。盗版无疑问,是从《信报》原版影印钉装,一字不改,但封面题目却是有人依样葫芦地再写过。打开第一空页,印上四个大字:内部阅读。这是北京复制给干部们阅读的。其仁说各书复制了二千本。天下间不会找到第二个书籍被盗版而比我更高兴的人。我说过,不怕你骂,只怕你不读,因为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国家三十而立乎?很难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奇迹无疑问,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还没有完工,「而立」似乎言之过早。差不太远,但我担心,因为这两三年北京的政策有点不对头。难关大致上都过了,可惜未富先骄,只差最后的三几步不继续走下去。盛筵难再乎?也很难说。昔日欣赏我的《经济规律》的北京朋友,今天老的老,死的死,退休的退休。今天搞博弈理论的名校博士新秀,可没有上过经济学的第一课。

是《信报月刊》三十年的大日子,不应该悲观地收笔。乐观地看,我老了,山木也不年轻,见到炎黄子孙终于站起来,大家当然高兴。更高兴的,是大家一起回顾这三十年,他逆市行舟,在中语刊物引进经济学,当年我跟着他,拿着宝刀随意挥洒,大家一起杀出重围,不知将来的中国经济史会怎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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