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的春天，曾获经济学诺奖的牛津大师J. A. Mirrlees到港大演讲，讲题是以「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演变出来的失业解释。效率工资的要点，是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高，高于市价，鼓励员工，彷佛在驴子前头挂着红萝卜，也在后面加鞭。工资高于市，失业就容易解释了。有几位学者以效率工资分析而获诺奖，其中一位提到我一九七七年发表的文章给他启发。该文说优质座位的票价刻意偏低，因为老板要优质座位先坐满，使开场后购劣票的不能坐到空置的优质座位去。
Mirrlees在港大演讲时，我作主持，讲后是听众提问时间。我说：「既为主持，行规说我是不能提问的，但这次我不仅要破例，而且是提问的第一个。」跟着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wage contract）的。今天的中国，这种合约差不多不存在。中国工厂要不是以件工（piece-rate contract）算，就是以一个基本工资加奖金或花红（bonus）。没有单以时间算工资的安排，你的理论岂不是全盘错了？」大师风范，Mirrlees立刻同意有奖金或花红的安排，他的分析不管用，但不明白为什么在件工合约的安排下，他的理论也不管用。
当时是提问时间，身为主持，我不能多作解释，何况件工这回事，说来话长。行内分析件工合约的文章是有的，但没有一篇知道这种合约是怎样的一回事。一九六九我开始跑工厂，实地调查件工合约，知之颇详，其后以之为重心，一九八三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二○○二写《制度的选择》，再引用调查件工的心得，手起刀落，把自己十分欣赏的鲁宾逊夫人的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分析杀得片甲不留（见第四章第二节）。这可见漠视真实世界是经济学发展的致命伤。
牛津大师显然不知件工合约是怎样的一回事。不是工人以产出件数算工资那么简单。工厂老板收到买家的打价要求，说明产品如何，数量多少，交货日期等等，一般当然也要求看样板了。老板算价，原料与其它成本外，件工的每件工资要看工人愿意接受多少，往往要洽商。这是说，件工工资的厘定，接单与否，要看市场形势。经济不景吗？竞争依旧，件工工资要向下调整，否则老板有单不接，工人面对减产的情况，大可商量。
像奖金或分红制那样，件工合约所含意着的工资于是有弹性，失业不容易出现。以时间算工资，向下调整有困难。老板说要减工资，凭什么可以说服员工接受呢？说没有钱赚吗？员工不容易相信。说生意要亏蚀吗？员工不跑掉才怪。何况好些时，例如香港，政府或公立机构的工资不减，私营的要减，说服力就更少了。奖金或分红合约的工资有弹性，因为基本工资够低，生意不对头奖金或分红自动向下调整。件工合约的工资有弹性，因为每件买家愿意出多少钱，扣除其它成本，可以直接算出工人产出的所值。
写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政府推出最低工资政策这个老话题。我反对中国推出最低工资，某君指出美国有正规学术报告，说最低工资对失业影响不大。蠢到死，最低工资对失业的直接影响不会很明显，但因为约束了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的选择，雇用合约就失去了调整工资的弹性，对失业的间接影响变得严重了。最低工资阻碍了分红合约的选择，因为时间工资够高，分红没有空间。最低工资阻碍了件工合约的选择，因为时间工资够高，以产品件数算某些工人达不到最低工资的水平。一件完整的产品，其中多个部分每部分可按件工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就因为工会的压力，件工被政府定为不合法！
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众君子似乎不知道，如果没有雇用劳工，失业不会存在。任何人都要生存，雇用劳工不存在，任何人皆自己「雇」自己，何失业之有哉？好比中国昔日的传统农业经济，各家自扫门前雪，从爷爷到子孙到老婆妾侍，不管是从农或从工或从商，皆家庭自生自灭，何失业之有哉？产品市场是有的，但雇用市场小得很。遥想神州当年，被聘用或被雇用的是「仕」，学而优则仕也。当时做官的被聘用，聘书是合约。有失业吗？没有。被皇帝上头「炒鱿」时有所闻，但被炒后「辞官归故里」，回到乡土工作去。被贬的也有，但算不上是失业。苏子被贬到海南不是失业，而旷达如苏子还可以写出好文章。
是的，失业永远起于雇用或聘请合约出现了问题。这是说，失业是一个合约「失败」的现象。搞起宏观经济的凯恩斯，不明个中道理，只考虑时间工资，说这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凯氏对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出的药方，是增加投资，增加消费，市场不增加，或增加不够，政府要亲力亲为，促成后来的大政府形势。
佛利民不同意凯氏之见，著书立说，指出当时联邦储备局对货币量的供应，处理频频失误，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不是主要的。美国当时已有反托拉斯法，有福利经济，有最低工资，而工会早就林立了。有了这些，阻碍了雇用合约的自由选择。局限有别，通缩对经济的杀伤力激增，在这情况下，增加货币量，搞起一点通胀，对失业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美国当年不搞三搞四，因币量不足而引起的通缩是不会导致大萧条的。这方面，中国九十年代后期是重要的例证。当时官方的通缩率百分之三，考虑到产品质量同期急升，这通缩率会在百分之十以上，而楼价则下降了七成！失业率怎样呢？基本上不变，更重要的是经济继续急升。这是因为北京当时没有推出福利经济，少管最低工资，雇用合约的选择一律自由。
因为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搞起来的宏观经济学，一无是处，开坏了头，发展下来岂非废物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