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无数次，要解释世事，我们首先要知道世事是怎样的。虽然高斯和我有这信念，但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衡量，这信念不对。在经济学行内我们二人无疑是少数。佛利民曾经在他的重要方法论文章中说，理论是要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因而与高斯吵了一阵。互有误解，没有大问题，虽然详尽的裁判不容易。
科学理论无疑可以推断还没有见到的事，但不是说可以推断根本不存在的现象。这方面，爱因斯坦误导了后人。他的相对论推断的，之前没有谁想象到，更勿论观察到了。这误导有两方面。其一是他推断了从来没有观察到的现象，使后人认为自己也可以。这是不自量力：爱因斯坦可以想到的，你能想到吗？其二是虽然相对论惊世骇俗，爱氏可不是毫无依凭地想出来：他问速度快过光会是怎样的。
另一项二十世纪的神奇发现是DNA的结构。故事难得一遇：当时没有谁见过或知道这结构是怎样的，但奇怪地，差不多所有生物学家都知道有DNA这回事，于是拼命找寻。对科学有兴趣的同学，《The Double Helix》这本书是非读不可的。
上述可见，尽管科学可以推断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成功的科学，可不是毫无依凭，或试行推断根本不存在的。科学可以推断没有见过的，逻辑说原则上可以毫无依凭，但实际上成功的例子总要有点实据。相对论如是，DNA的发现也如是。
可怜经济学，毫无实据的理论不胜枚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大部分的理论是试图解释不存在的现象。到了六十年代，破口大骂者无数，可惜到今天还有些课本不知所谓地保留着。然而，也是今天，现象毫无实据依凭的理论，经济发展学说之外还有其它，不少的。为什么经济学者老是不愿意到真实世界走走，调查一下，肯定了现象或行为的存在才作理论解释呢？科学方法说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但试图解释可能不存在的现象不是很愚蠢吗？我不打算在这里批评那些无从验证的理论──这是另一回事──要说的是肯定了现象才作解释是明智的选择，不要管科学方法怎样说了。
这就带来本文的重心。在今天发展得我很不满意的「新制度经济学」之前，从现象那方面看，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缺环（missing link）。那是没有谁注意到的合约安排。传统的「微观」理论，只着重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项，合约安排很少人提及。转到「宏观」，国民收入、失业、货币等加了进去，但合约安排是没有提到的。问题是，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真的能解释资源使用、收入分配与其它宏观现象吗？数十年前我认为有困难，或不够全面，今天则认为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其它经济现象的解释容易闯祸。
不是我发明的，但差不多吧。先入为主，英雄是戴维德。他那口述传统的捆绑销售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不同意他以价格分歧来解释捆绑销售（二十多年前对他说了，他同意），但为这个「怪」现象我曾经多个晚上睡不着。原因是这现象不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牵涉到的，宏观经济更没有提及。绝对有趣，属经济之内的行为无疑问，但算是哪门哪类呢？放不进去，是以为难。
一九六六构思佃农理论时，只一个晚上我在理论上证明了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没有什么不同。过了两天，蓦然惊觉，意识到那是两种不同的合约，跟着就想到合约有结构性。于是问：既然经济效果一样，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出现呢？这是后来我发表合约的选择的原因。很抱歉，我要等到《佃农理论》发表后，才想到没有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我不会想到合约选择那边去。
从合约的选择到调查件工合约到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理论，我主要是从减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解释合约安排。这思维当时可没有带到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去。原因是写《佃农理论》时，我搜集到的数据一律显示，用佃农分成或固定租金两种不同的合约安排，地主的租金收入大致一样，每亩农地的产出也大致一样。一九七七分析座位票价，优质座位票价刻意地偏低，对座位的使用与老板的收入有明显的不同效果，但我还是没有注意到合约的不同安排会影响了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是说，我没有注意到如果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推断会出错。
第一次注意到对合约安排的漠视不仅忽略了一组有趣的现象，而且这些安排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有决定性，是二○○二年。写《制度的选择》，分析失业，归咎于合约「失败」，我指出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的工资调整弹性高，失业的机会下降。中国九十年代后期有严重的通缩，但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经济依然迅速增长，是重要的支持与启发。再跟着就是中国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产权大致上是私产，只是地区的合约安排与外国的有大差别，竞争于是自成一家，经济就急速增长了。
是重要的发现。合约安排作为传统经济学的缺环有两重意思。其一，合约安排是一组有趣的行为或现象，解释了合约的选择会让我们多知世事。其二，合约安排的本身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对人民的生计可以有重要的影响。
后者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到，这里不妨重笔记之。高斯定律说，只要资产的权利界定够清楚（即是说私产存在），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市场的成交会解决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分离。当年我的贡献，是说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同样是私产，合约的选择往往不同。这是四十年前说的了。我跟着说漠视了合约的安排，我们不能明白经济运作的整体。今天的发现，是不同的合约选择，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经济效率。社会成本的问题，不同的合约安排皆可解决，但没有这问题可不是说经济效率或增长率会是一样的。不同的合约安排所带来的不同竞争效果，显然重要，但没有谁指出过。这是缺环中的缺环了。
让我用三个层面来总结上述的缺环吧。产权制度是一种安排——严格来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漠视产权曾经是经济学的一个缺环，指出其重要性的有奈特，有艾智仁，也有高斯。这方面我的贡献，是指出产权的存在起于有社会（交易）费用。有了私产的安排，不同的合约安排会出现，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二个层面，首先指出的是高斯与戴维德，我接手，推到合约的结构与选择这两方面去。同样是私产，不同的合约安排可以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不同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不是史密斯传统的效率排列，我在《佃农理论》中说是错了的，而是满足了传统的「有效率」，不同的合约安排还会有不同的效率层面。这是上述的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三个层面，最高的，效果间接，不容易看出来。我要活到七十岁才肯定，可能是我在经济学上最后的重要贡献了。
是非常复杂的学问。不是湛深，而是复杂，我搞了四十年才知大概。这篇文章恐怕不易明白，我要再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