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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二)

  

  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不怕湛深,却怕复杂,非常怕。湛深的理论,不管深到哪里,只要逻辑对,总有办法说得够浅白。事实上,自己的经验,不能浅化的深理论,一定错。复杂是另一回事。处理复杂问题是要简化的。简化要用假设来减少或删除,但哪些要删减,哪些要保留,不仅头痛,而一旦选错了,整个分析加不起来。

经济思想史上,天才最高应该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李嘉图。此君处理的经济模式庞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复杂之极。李氏的简化本领令人拜服。可惜的是,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嘉图没有对过一处——我可不这样看,认为他的租值差别(differential rent)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对而重要的。

像李嘉图那样数世纪一见的天才,处理复杂模式,大手简化也频频闯祸,后之来者学前辈搞简化,容易不自量力了。某些问题,某些现象,世界真的可以很复杂。与湛深不同,复杂得近于无从处理的可能对。爱因斯坦曾经认为上苍造宇宙不可能造得那么复杂,不信「邪」,以致自己后期的思维弄错了。

我崇尚古典经济学派,认为马歇尔的传统非常好。很不幸,这学派落笔打三更,为了简化世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更头痛,这传统的理论好些时含意着的,是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后者可见于垄断价格的厘定,机构或组织的分析,甚至市场的存在。高斯一九三七发表《公司的本质》,大声疾呼,指出公司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然而,三十多年石沉大海,要到一九六九我发表《合约安排的选择》,直说是走高斯的「公司」路向,该文才受到注意。这「注意」高斯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只是多被提及,影响力半点也没有。是的,自一九七二年起,「公司」的发展走上了「卸责」(shirking)的路,再跟着就是博弈分析了。我知道自己掌握着问题的重心,一九六九起开始调查件工合约,但要到一九八三才以所得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虽云一士谔谔,但到今天该文还是站在那里,分毫不动。一九八四戴维德读该文后,说「公司」是画上句号了。然而,跟着而来的公司分析还是漠视交易费用,不管合约安排。我没有跟进。

说新古典伟大,因为这学派提供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可用的分析架构。马歇尔之后,这学派的发展带来两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需求定律搞出了变化,有了深入而又严谨的阐释。其二是成本的概念变得融会贯通,没有沙石,尤其是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而盈利则成为「风落」所得,是无主孤魂。七年前动笔写《经济解释》时,我是本着新古典的架构基础,大幅修改,替需求定律再加补充(尤其是对「量」的阐释),至于成本那方面,概念我尊重,贡献是解决了生产成本的困难,尤其是以租值阐释「上头成本」,把不是成本的历史成本改为非历史的随时可变的成本。

上述可见,择其善者而改进,新古典学派了不起。正如佛利民说的,马歇尔的传统有经济内容。这传统的主要缺失,是交易费用的处理若有若无,一般没有提及,其解释力不能不大打折扣。有些现象,漠视交易费用还可以适当地处理,但另一些就不成了。脱离了农业经济,发展到工商业那方面去,交易费用起码是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说这些费用极其重要不会有多人反对。然而,需要强调的——过后再有解释——是漠视了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任何合约或制度上的安排,经济学的缺环也由此而起。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无疑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之后没有那么好过。当时英雄云集,几项话题搞得风生水起,而交易费用的研究终于开了头,吵得热闹,是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前身了。六十年代后期,关注这后者的人事有点变动。戴维德退了休,从芝加哥搬到加州,高斯与史德拉留在芝大,德姆塞茨转到洛杉矶加大,而六九年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大去。在华大,我对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研究引起了巴赛尔、诺斯与几位优质研究生的兴趣,组合起来成为后来有人称为华盛顿学派的。无不散之筵席,一九八二我转到港大,跟进中国,与旧师友分道扬镳。想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经济学上的思维我变得如陌路人。不一定不好。走在一起的互相研讨是一种学问程序,离群之马是另一种,可有奇效,而我是惯于独自思考的。

离开华大前一年,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册子,用上自己一九八三提出的广义交易费用观,在理论那一章我写下这段文字:

「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与有运作无瑕的市场的存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消费者的意欲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显示出来,拍卖人和监管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会完全依照消费者的意欲生产。至于工人(也是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按着工人的边际产出、资源的租值等分配,以有经济效率的准则,作出决定。这样推出来的结论,是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也同样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市场运作无瑕的结局。」

这段话,阿罗与高斯是同意的。然而,当年大家忽略了其重要性。如果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之为座右铭,以之作为一个套套逻辑的角度来看世事,加进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今天我们的所知会不同。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溃不成军,术语多多,数学空洞,而「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一些无从验证的假说的粉饰之词,自欺欺人,匆匆数十年矣。三十多年前,在美国,同事间知道交易费用这项局限重要,也知道要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说有交易费用与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不同,行为不同,那当然,但其实没有解释过什么足以令人惊喜的。当时我走快了几步,采用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来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下,然后推出验证假说。七六年发表的解释优质座位票格偏低的文章,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芝加哥的贝加读到,说错。我问:「错在哪里呢?」「芝大的同事都说你错。」我再问:「有趣吗?」「非常有趣。」再问:「不是验证了吗?」「可能是。」最后我说:「这样的文章一年找不到一篇吧。」

我知道贝加的意思。该文没有数据,也没有统计分析,他于是认为:科学安在哉?是因为这样的分歧,老实说,我对经济现象的推断比一般名家来得准,准很多。何谓量度,何谓验证,其中的科学哲理大家明白,只是有些现象既不容易,也不需要用数据及方程式处理。后来发表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讲《交易费用的范畴》,发牢骚,也表演一下。至于《票价》一文,今天不少老外的评价,是经典,前倨而后恭也。

话得说回来,从解释世事的大学问看,《票价》一文是雕虫小技,解释捆绑销售之类也。解释经济体制的整体运作才是大学问。这是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尝试的。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论与概念改进,不易也不难,得到六十年代多位高人的指导,写《经济解释》时我大致上做了。困难是把交易费用放进去,不是像《票价》那样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而是放进整个经济体制中。这样衡量,我认为八一年写下的上文引述的那段话──说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是重要的起点。

量度是排列,通常用数字加上定名;精确性不是以数字的大小衡量,而是观察者对排列的认同。数学用的数字,不需要有内容,定名一般不需要。为了要知所指,或要有内容,数字的定名不可或缺。这是实证科学需要的,可惜有时从事者不同意定名的内容。另一方面,量度一定是排列,但不一定要用数字。

实证科学,有解释力的,要通过验证那一关。验证要靠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或起码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然后排列高下,或先后,或大小。不一定要用数字──皆量度也:验证要求的是起码有两点,或两个不同情况。点数太多,数字无限,采用数字就来得方便了。两点又两点又两点地推下去,也是无限,是经济解释的一种比较容易处理的方法,说服力也比较强。

科学验证的基本方法,中学生应该学过:如果说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没有乙就没有甲——没有乙而有甲,甲乙之说就被推翻了。甲与乙的变动是需要排列或量度的,不一定要用数字。我与行内朋友对经济解释的看法不同,主要有两方面,一小一大。小的是我认为他们一般没有跟进过量度的哲理。大的是他们不管甲与乙是否可以观察到。我坚持,如果验证假说之内的甲与乙──或甲或乙──无从观察,假说无从验证,解释力是零。靠术语起家的君子不少。术语的创造者容易成名:熊彼得如是,海耶克如是,诺斯如是,威廉逊也如是。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而是他们发明的术语所说的甲或乙,无从观察,是否真有其物只有上帝知道,于是无从验证。大名如海耶克,对人类的自由作出过贡献,但从科学验证的角度衡量,打分不容易及格。有影响力的不一定是科学;科学不一定有影响力。

让我们回到座位票价那个例子去,因为那是个简单的好示范。三十一年前,我说优质座位的票价偏低,意思是说有优劣二价或多价的座位的演出,一般是票价较高的先售完,而如果黄牛出现,炒的通常是优座,再如果劣座也炒黄牛,其票价升幅的百分比通常比优座的为低。要注意,只为「偏低」下个定义,我集中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作准,虚无缥缈的一律不谈。

我对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如果这些座位不先坐满,演出开场后购买低价劣座的会偷偷地坐到优座那里去。这是说,因为有监管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存在,让优质座位先满,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权利,监管费用下降,「跳位」(seat jumping)的行为就减少了。这对售票老板的收入有助。

上述是个假说,浅的,虽然要用上好几页纸以逻辑证明,只要跳位的行为随便,就算有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优座票价偏低也会带来较高的总收益。这种技术性的推论是学生习作,不难也不易。真正困难的地方,是怎样验证上述的假说。

验证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监管座位(防止跳位)的费用有变,优座票价偏低的情况会跟着不同。但监管费用之变要怎样量度才对呢?为此,一九七五年我花了好几个晚上跑香港的电影院。那时的电影院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再分超等与特等,后者较优,而二者皆优于下层的。下层分前、中、后座三种,「前」最劣,「后」最优。上层「特」先满,下层「后」先满,都没有提供监管费用变动的证据。重要是下层的顾客跳位,不能跳到上层去!这是说,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是零。验证含意于是明确:上层座位比下层为优,如果上层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假说于是被证实。

这样的验证,一项证实很不错,愈多项当然愈有说服力。找第二项,当时香港有一家电影院与众不同——只此一家。这家有奇特的座位设计:观众入场后,下层的可以在场内走到上层。如获至宝,因为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提升了。跟着的验证含意是:如果这家电影院的上层不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于是再证实。(该文还有其它验证,不枚举。)

上文示范,有四个要点,解释为什么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与行内的朋友不同,也解释为什么我对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学发展很失望。其一是好些行家认为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难以量度,于是选走博弈理论的路,或创造术语。但严格地说,上文的监管费用是量度了的。没有用数字,但上层下层与一层之内的监管费用是有着明确的排列,正常的人不会不同意。这是量度,也因为众所认同,于是精确。其二是我完全不用术语,验证的变量是实物,大家可以观察到:上层下层、前座后座、先满后满、黄牛炒价,等等,皆可观察。术语可解,但所指的往往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其三,虽然原则上理论可以推断或解释还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我同意高斯的看法:不知世事,基本上我们无从解释什么。如果当年我不在晚上跑电影院,算天才绝顶,不可能想出验证的方法。最后一点就是经济学的缺环了。座位票价的安排是一种合约安排,是捆绑销售之类的另一现象。经济学者一般对这类现象没有兴趣,使之成为缺环,老实说,是发神经。我对经济解释或推断自成一家,主要是因为喜欢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重视合约安排,久而久之,解释或推断力就进入了另一个层面。我对行内朋友的作品不认同之处,主要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不到解释了些什么。

回头说座位票价一文,余波未了。依照自己的惯例,解释了一个现象之后,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到其它类同或有关的现象去。如果时来运到,这样杀出重围,有机会作出比原来文章远为重要的贡献。于是,在票价一文的结尾,我写道:

「交易费用影响行为,也被行为影响。因此,全面看经济体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活动的安排的本身也是选择的结果,与局限下极大化是没有矛盾的。在那困难而又重要的安排选择分析的范畴内,这里提出的座位监管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考虑层面:减价的方法,可使顾客被利用来约束其它顾客的行为,而减价的损失可能因为交易(监管)费用的减少而得到比损失更多的补偿……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往往看竞争者怎样做。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响应,无疑是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响应。如果减价可以导致行为的约束,所有的合约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迅速地用减价的方法触发。」

也是在结论中,我举出当年香港置地公司租赁写字楼的例子。他们的经理人在法庭上说,公司刻意地把租金调到比市租低百分之十,希望租客排队等位。他以健康来形容排队(It is the company’s policy to maintain 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人排队等位,现有的租客会较为守纪律,交租会准时。我也举出当年中菜午餐(饮茶)的例子,等位的人不是在门外等,而是没有礼貌地站在进食者的桌旁。我的解释,是价格略为偏低,让站在桌旁的顾客促使进食者早点离开。

当年本来还要多推一般化,但要发表该文的老编(R. Clower)要求减少字数,草草交出。走了宝,走了宝!后来几位行家重复该说,把减价改为加价,高于市,发明了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葡萄不是酸的,但我认为效率工资理论的分析是错了。(见拙作《制度的选择》,一五六至一五九页。)大海浮沉三十年,这两年票价一文再受到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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