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系列文章，起于三个月前发表了《经济学的缺环》，读者投诉不明白，要澄清一下。动笔后，我想到答应了高斯用英语写一篇题为《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的长文，为他明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中国改革研讨会议」作为主题文稿，恐怕宝刀老矣，要操练一下，于是借题发挥，把自己二十八年来从中国的经改发展得到的关于制度或合约安排的启发，来一次「沙场秋点兵」。这系列写到中途，同学周燕到冰岛参加新制度经济学会的年会，给我长途电话，说了些听到的论点，不苟同，于是藉此系列发点牢骚，顺便表演一下。
经过多年的争取，对自己的玩意成果来一次沙场秋点兵，是人之常情。这样做不限于经济学，而为经济学的进境「点兵」，我做过几次了。每次都有点感慨。这一次，感慨尤深：我已经七十一岁了。经济是科学，科学与艺术或文学不同，前者有创意的日子短暂，就是那么多！
一九五九年开始攻读经济，比同学年长五岁。六五开始经济创作，是四十二年前。老了的人当然还可写作，还可尝试创作。但还有新意吗？经济科学没有见过四十二年那么持久的。史德拉曾经以创新文章开始到创新文章结尾来计算在他之前的经济学者，为期最长的只二十多年。昨天晚上我衡量整个二十世纪我熟知的经济学者，能保持创作新意的最长是二十八年。我怎可以有四十二年或更长的创新日子呢？是否过于高举自己了？让读者衡量一下吧。
如下是自己认为算得上是有可观的创意之作。一九六五开始经济创作，论文《佃农理论》一九六七交出。跟着是：《合约的选择》一九六九发表；《合约的结构》一九七○发表；《蜜蜂的神话》是一九七三；《价格管制理论》是一九七四；《产权与发明》是一九七七；《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是一九八二；《公司的合约本质》是一九八三；《交易费用的范畴》是一九九八；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是二○○二；这系列关于《经济缺环》的是二○○七。其它在行内受到注意的小品，例如中国婚姻（一九七二）、座位票价（一九七七）、贪污的均衡理论（一九九六）等，不用算进去。
自己打分，我不怀疑二○○二年完工的《经济解释》是可观的创作。从一九六五算起，创新期长三十七年。问题是本文收笔的《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算不算是有可观创意的作品呢？如果是，则创新期再加五年，达四十二。不知读者能否放我一马？
上苍有知，我在经济学的创意功能持久，得天独厚。虽然在行内早就以创意知名，而自己的母亲九十一岁谢世前思想还清晰，但创意历久不衰是另一回事。那是为什么？无意夸夸其谈，但我知道答案，肯定的，这里提出来，好叫后学的有点依凭，可以仿效而增加科学创意不衰的时日。
一九八二回港任职时，我带着的是还没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的文稿。该文可以传世自己肯定。那是我从佃农理论到合约选择到合约结构到蜜蜂神话到价格管制到石油合约到发明产权——一路顺推下来的尽头之作。自己当时想不到「公司」之后还可以写什么足以令巴赛尔拍案叫绝的。换言之，当时的感受，是有关合约的思维差不多了，继续下去只能重复以前说过的，加上一点变化或略为改进而已。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创意层出十七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余相当多，但可走的新意路向是差不多了。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的经改发展使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思想于是再从头起步，走另一段创新历程。后者我一直走到今天，创新的日子加了二十五年。不学无术之辈见我用中文动笔，认为不是学术，闲言闲语。不认为中文可以搞学术是悲哀之见，也不自量力，这些无聊的假洋鬼子的英语水平，令人尴尬！也有把我的中语文章左抄右袭、改头换面用英文发表的。这一切，不会改变将来的学者的看法：对经济学的贡献，我的中文作品高于英文的。不奇怪：传统的经济现象分析，参与者无数，但进入中国新天地而发挥的，只我一个。
是一九七九年秋天的发现。那时到广州探望两位姊姊，对我冲击最大的现象是等级排列权利：什么行政十级、卫技八级之类，哪级可以分享汽车，哪级家中有空调，过瘾精彩。等级排列权利，当时国内国外批评或漫骂的人无数。这些言论是学术之外的事，我听而不闻。从经济科学看，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制度会有等级排列呢？第一时间的答案没有错：人类天生下来就是不平等，共产制度高举「无产」，于是，产权平等（大家皆无），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可以有均衡点。我也很快地看到，如果中国改革经济，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然而，从科学看，核心的问题仍在：中国为什么要以等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呢？这问题我想了两年，得到的答案使我站起来，仰天大笑：没有私产，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下，等级排列权利可以减少租值消散！这样，在制度或合约安排的思维上，我走进了另一个层面，空阔无边，虽云一士谔谔，但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去纵横二十五年。
创意期长，还有另一方面类同的解释。那是我的兴趣特别多：散文、书法、摄影、诗词、文化、音乐、画作、历史、文物、石头……多得发神经。经济学占主位，是正职，但思想时的集中力易发难收，我要找其它事项或兴趣来松弛一下。自己的太太与子女见怪不怪：有时我无端端地坐在石头堆中玩几个小时。搞思想工作，经济学的边际产出下降定律显然有效：只攻一项，没有其它，产出会逐步下降。如果有其它的玩意混在一起，乱来一下，脑子清洗一番可有奇效。
我是纯为兴趣而学问的。一九六九离开芝大后，很少拜读他家之作。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要享受独自思考的乐趣。曾经在图书馆苦读了六年，六九之后没有再走进去：需要资料让研究助手找寻。想当年，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我懂得通透——在芝大与西雅图华大教的，是研究院的传统理论。我就是不喜欢管行内朋友想的是什么。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思想更与世无争。不是说我完全不知他家之见：寄来的文稿无数，偶尔翻阅一下；求教者众，而同事之间闲谈，多多少少听到一点。通常是过了一两年，我喜欢问港大的张滔与阮志华，以及身在西雅图的巴赛尔，问他们新潮经济学又发了些什么神经。这三位朋友日读夜读，读个不停，行内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会告诉我。
在上述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的思维与行家的逐渐分离，以致退休后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时，我知道自己是离群之马。是不容易解释的事。四年前上海陈克艰细读我的《经济解释》后，说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但不是主流。同意陈兄这观点的人不少。我想：主流究竟是搞什么鬼的？
我懂的经济学无疑是传统的，多年来只是这里那里修改一下，所谓新意只是一点一滴地加进去，但积少成多，你可能要多读几遍才知道还是马歇尔。怎会变为非主流了？有几个原因。其一，今天被认为是主流的，一般没有学好传统的经济学，尤其是后起之秀，对成本的概念通常没有充分的掌握，而那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他们看来没有深入地思考过。其二，我对发表的统计数字一般有恐惧感，也认为统计学的回归分析不可靠。我喜欢到真实世界跑，重视实地调查，而数据来自何方，如何搜集，要查根问底。我深信，如果二战期间没有在广西农村住了一年，我不可能把中国昔日的农业数据分析得像《佃农理论》那样到家。其三，我永远不用看不到、摸不着、自己不知为何物的术语。术语游戏今天大行其道，我总是觉得有点自欺欺人，出售的是皇帝的新衣。最后一点当然是我对这里所说的经济缺环的重视了。三十年前有几位助手协助，调查过的合约文件数以千计。其后得到中国的启发，合约的理念变得广泛，对制度运作的认识自成一家。
上述的四点分离，加起来非常大，而六九年起走自己的路，想自己的法门，针对自己的观察，到今天与那所谓「主流」的经济学相比，天南地北，无从会合了。真理在手，我是个钉子户。从科学方法的角度看，解释与推断是同一回事。以此衡量，我胜出几条街应无疑问。如果经济学永远像今天的所谓主流，对解释世事没有兴趣，我走过的路会被埋没。但如果高斯希望的，有朝一日，对世事有关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那么这系列文章得以传世是理所必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