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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发表是悲剧(二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学术兴起publish or perish之法。这是说,或明或暗地,在大学任教职的,如果不按时发表文章,会被校方革职,或不能升职——加薪当然免问了。可怜那些没有终生雇用合约的助理教授,结了婚,有了孩子,没有几篇文章在名学报发表,博士后任职六年多遭解雇。风声鹤唳,这些前路茫茫的后起之秀,尽管天才顶级,也逼着要发表些什么文章。当时的学报屈指可算,篇幅有限,要发表可真不易。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今天的经济学报逾百了。文章的质量变得如何,斤两如何,可想而知吧。

我是过来人,知道这个不幸的发展的大概。美国的大学「强迫」教师发表文章,或数文章数量来裁定续聘、升职、加薪等事项,是越战带来的效果。当年的美国,反战的青年无数。其中有向学的,聪明,拿得了当时不容易的博士,被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但受到反战的影响,其中好些变得激进,不服年长的老教授对他们升职的裁决。

我曾经就读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就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当时我已离开)。一些助理教授不满意老一辈的裁决,大兴问罪之师,恐吓出现,而不知是真是假,经济系的办公室邻近发现类似爆炸物品。其它大学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激进新秀的激进要求时有所闻。他们问:「你们这些糟老头子懂什么?凭什么资格不给我们续约,不给我们升职?」事实上,有些大学的正教授也的确糟得很,没有什么文章发表,对有方程式的文章看不懂也。是的,当年美国有些学府,年长的正教授发表文章的本领比不上后起的年轻博士——虽然不能说文章发表不多就不能裁判年轻的思维。当然,某些不成气候的大学,总有些不学无术的老头子,只凭自己的职位较高就对年轻的有所留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吵呀吵,到后来升职或留职的决定,取舍于数文章、论学报的高下排列。这样,publish or perish就变得墨守成规了。

七十年代的美国,一般是中、下等的大学以数文章、论学报来定输赢,顶级的大学主要还是靠老一辈的大师作裁决,而这裁决还是靠老一辈对思想重要性的看法。今天变成怎样我没有跟进。

我是一九六七拿博士的。芝加哥大学给了我一项奖金,于是登龙门去也。像其它的「新秀」一样,我当然关心自己在学术上谋生的前途。有两件事后来成为林毅夫的导师的基尔·庄逊对我的影响很大。其一是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只寄去第一章,大名鼎鼎的芝大出版社就决定要出版。到了芝大,该出版社的编辑催稿,要立刻出版。为此我求教庄逊。他说让他想一天再告诉我。过了一天,作为当时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庄逊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说:「你的问题我想了一整晚。一般而言,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有地位的要出版,应该让他们立刻印制,自己研究其它的。但你的《佃农理论》有机会成为经典之作。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自己也不容易再有这机会了。所以我认为你不用忙,多花一年时间修改、补充,才出版吧。」我依照他的指导去做,该书一九六九才出版,其中关于合约的选择那一章是补充的,后来独立成文,触发了「新制度经济学」。

第二项庄逊对我的影响,也起于我问他:「像芝大那样重要的一等经济学系,要有多少篇文章发表才能拿得终生雇用合约呢?」他想了一阵,回应道:「我们这里从来不数文章的多少。」我再问:「总要看发表的学报的名气吧。」他答:「没有谁管这些。」再问:「那么你们管什么?」他答:「管你的思想深度与创意。」我再问:「那么我一定要有文稿写出来给你们阅读了?」殊不知他回应:「那也不需要,但你不可以像哑子那样,一句话也不说。」是重要的教诲,从四十年前的那天到今天,我重视的是思想的深度与创意,不知外人怎样想,也不管外人怎样说,我记着的是庄逊的话。

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算是第一份正职,是副教授,有终生雇用合约。自己没有要求,但三个月后那里的正教授,无端端地一致通过,要升我为正教授。当时作为系主任的诺斯于是找我,说:「正教授们没有一个读过你的文章,但投票一致要升你为正教授,对校方上头我要作个交代,解释一下,你的文章全都拿出来吧。」过了一天,我交给诺斯那篇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文章,只十五页,是该期学报的首篇,题为《私有产权与佃农分成》的。诺斯看着那十五页,呆了一阵,说:「十五页文章作正教授?没有其它吗?」我回应:「还有其它,但这十五页应该足够。」跟着转身而去。那是基尔·庄逊给我的影响了。推翻了二百年的传统观点,提出新的论证,逻辑井然,十五页其实是太多了。恨不得当年能以五页收笔!

是我之幸,从那时到今天,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是为饭碗而动笔的。有几篇是为了应酬,盛情难却,也写得不错。最近写好的《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可不是应酬那么简单。我欠高斯实在多,于是全力以赴。老师艾智仁二十多年前退休时,搞研讨会的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写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读者哗然。年多前寄给艾师我的《英语论文结集》,他回信大赞该文。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收到该结集,回信也大赞该文。其实该文只说了一句话:优质座位的票价偏低,是因为如果不偏低,优位空置会有跳位的行为,所以票房老板要让优位先满。这算是思想,有点创意,但可不是逼出来的。

有些作品无疑可以逼出来。专栏交稿,调查报告,设计图则等,可以逼出来,而金钱回报够高这些逼出来的作品可以做得非常好。然而,学术的创意思维是另一回事,主要是靠气氛,靠兴趣,靠灵感——不容易逼出来。如果我不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搞学术创作,而是改迟十年才起步,进入了被迫动笔的时代,我是不可能写出今天自己引以为傲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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