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起于不久前与国内某名校的一位经济研究生倾谈，她提到该校的教师受到的publish or perish的规限，比我知道的美国与香港大有过之。一个副教授每年要发表四篇文章，要在被指定的「十大」学报发表。一般而言，这些文章要有数学方程式，也要有统计学的回归分析——这些不是校方的规定，而是学报选择的效应了。
我不反对经济学用数，但数学本身没有内容，思想本身要搞得很清晰，掌握了重点，才能考虑用不用方程式处理。有些思想，尤其是在概念那方面，用数不仅不容易，弄巧反拙的例子不少。好比重要的高斯定律，尝试用方程式表达的行家无数，但搞出来的似是而非，谬以千里。数学无疑可以协助理论的正确性，但我认为除了阿罗等三几个人，经济思想一开始就用数推理不会推出什么好东西。有阿罗层面的天赋高人我平生只遇到三个，其它用数思考的多多少少给我些不自量力的感受。同学们要知道，像阿罗那种数学高人，绝对不是数学识得多，而是无论你说什么，他们可以立刻用符号代替。这是很难遇上的天赋，如果没有就不应该用数学去想——要想好后才考虑用方程式证实。有好些人，可以不用方程式而想得够周全，逻辑够紧密。这些人想通了的，用不用数学再证实没有什么分别。我认为在经济学上，应不应该用数有三种人。第一种像阿罗，天生脑子满是符号。这种人绝无仅有，用数思考理所当然。第二种比较多，天生脑子逻辑紧密，想得通，很少错，想通后用方程式表达只是为了粉饰一下，算是多此一举了。最后一种最多：这些人的思想逻辑不能来去纵横，往往沙石无数，多用数是有帮助的。
其实经济学还有第四种人，也罕有。这些人既不懂数，逻辑推理也乏善足陈，但在话题的重要性上他们的感受特别好，懂得审时度势，知道广泛兴趣的所在，借题发挥而得享大名。历史上十九世纪的马尔萨斯是一个，近代的熊彼得是一个，舒尔兹是一个，还健在的诺斯也是一个。
转说几句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吧。虽然在发表的文章上没有用上，但作顾问工作时我用过很多，知道其中玄机。这种分析可能做得很聪明，缺点是不可靠。有了深思熟虑的验证思考，数据来源清楚明确，用回归分析处理是锦上添花。问题是今天作回归统计的，一般没有想好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对数据的出处没有查根问底，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数字放进计算机，由回归软件处理，把数据调来调去是举指之劳，得出来的是什么就说自己的假说是什么。这些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四十年前美国的博士生开始玩这一套，跟着愈来愈盛行，而今天在神州大地是司空惯见了。
说回归分析不可靠，因为无论把什么数据放进计算机，只要够多，这分析总会给你一个「验证」的结论。然而，把数据调来调去，或加进新的，这结论很容易被另一个分析推翻。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高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对计算机处理数字有「废物进去，废物出来」之说。一九七六年在一次聚会中遇到Dale Jorgenson，经济统计天下高人也（此君早应拿诺贝尔奖，可惜还没有），研讨中他直言回归分析的困难是不可靠。不是说这种分析不能用——懂得用，用得好是可取的工具——只是很容易自欺欺人。
说到底，学问之道主要还是想、想、想。为了兴趣这里推一推，那里敲一敲，然后望天打卦，希望灵感一到，在一个问题上看到一丝曙光，猛攻一阵，杀不出重围就要搁置，动不动要等十年八载。真的有启发性的话，一个学者整生说得出三几句就很了不起。我认为这些话是不能从强迫发表的环境中想出来的。
让我再次提及自己那篇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不是重要的，但因为够简单，示范容易。想出优质座位票价偏低是因为票房老板要优座先满，既非天才，也不伟大。有点想象力，有点新意，逼不出来，是好奇心驱使而得的。任何人都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但我要花两个晚上的苦思才能以理论逻辑证实，优位价格偏低而先满，票房老板的总收入会上升。除非天才绝顶，这证实要经过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办到。跟着的验证工作主要靠跑街头，到电影院观察，这是我的专长了。最后是试把上述的假说一般化，希望能伸展到其它现象去。后者我做了，但推得不够尽，后来行内有人以之推出「效率工资」理论，拿得诺贝尔奖。虽然我不同意「效率工资」的分析，但不能否认有新意。
昔日王羲之写《兰亭集序》，是即兴的应酬——写得那么天衣无缝，应该先有腹稿吧。王勃写《滕皇阁序》，据说是因为风好船快，及时赶到，抢了阁主人的女婿的镜头。李白写《与韩荆州书》，是求职信，怀才不遇溢于言表，高傲得不可能被雇用，但文气横扫千古。李华写《吊古战场文》，自知执到宝，要把文章收藏起来，静静地给一位懂文章的前辈看。苏东坡写《赤壁赋》，数世纪一见，但不敢示人，多晚在后园朗诵，害得邻居的老妇听得多了，背得出来。孙髯翁写一百八十字的长联，好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此公拒绝科举试，潦倒落魄，只是在昆明大观楼的首次聚会时，跑出来写下此联，跟着失踪了。
以上的作品，没有一件是强迫发表之作，也没有一件我有本领写出来。我欣赏，我拜服，也认为学问的发展，精彩的，我们要仿效这些前辈，靠兴趣，讲气氛，凭灵感，有所际遇，然后排山倒海地不吐不快。
当年史密斯写《国富论》，因为不愁米饭，写了十二年。跟着的二百三十一年，经济学没有一件作品比得上《国富论》。达尔文是富家子，平生没有「工作」过，对当时生物学实验的知识很外行，但为了兴趣，自我创作，他对生物学的贡献点止伟大咁简单？牛顿是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了他的三大定律。和尚孟德尔在教堂后园种豆，想出他的遗传规律，死后数十年才被后人发现，其重要性今天不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他到美国名校之前想出来的。这些作品，何强迫之有哉？
中国人多，于是脑子多。不敢说中国人的脑子怎样了不起，但国际上智商高的孩子，据说大部分是炎黄子孙。目今改革有成，举世都学起中文来了。我们的学术发展又怎样呢？从我熟知的经济学看，远远地落后于经济发展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推广教育的人要知道，文章不是以多为上，而经济学文章加上方程式与数字统计的框框，创新的观点不容易发挥。这些不是中国的发明，是从西方三十多年来的不幸发展搬过来的。不能说不应该引进西方，但从经济学的发展看，引进西方六十年代的风格与品味远为可取是肯定的。
这就是问题。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好，对外贸易有助，但制度是自己发明的。西方有不少上佳法门，值得仿效，但也有不对头的。没有作过严谨的考查，但直觉上我的感受是，中国老是选西方不对头的搬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