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读者问：经济学的迷人处在哪里？为什么我整生倾心于经济学？让我说说吧。先说经济，再说其它。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开始念经济，谈不上有什么兴趣，更没有宏图伟略，只是读过一两本关于已故的经济大师的书，有点向往，而到美国去我是下了决心求学的。六一年学士，六二年硕士，成绩好。其实当时我最有兴趣的是人类学，而成绩最好的是历史与艺术史。出路问题要考虑，当时被校方收容可以攻读的，商科最上算，但我讨厌会计科目，可能因为老师教得不对头吧。经济学入门那科的老师是W. R. Allen（是的，那位后来与A. A. Alchian合着University Economics的Allen），教得生动过瘾——此公说笑话的本领可与史德拉一较高下。
硕士那一年，高级价格理论是R. E. Baldwin教的，技术分析教得非常好，可惜花了太多时间在福利经济上，来来去去只证明我们无从知道社会大众的生活是否改进了。这话题的主要读物是森穆逊一九五○发表的一篇文章，及环绕着该文的作品无数。虽花时太多，也有所值：老师的教导详尽清晰，使我知道福利经济不可能是科学。宏观经济的老师是K. Brunner，天下高人也，教得深，指出到处都错。在座有几位同学了不起。大家日夕研讨，一致认为宏观经济理论没有什么。跟这几位难得一遇的同学研讨了大约三年，对我的影响很大。多年后赫舒拉发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大概七个吧。这是际遇了。
价格理论引起我的兴趣，主要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开始旁听赫舒拉发的课。已经修过的课程，不能再修，只能旁听。赫师和我之间有点莫名其妙的化学效应。此前的Allen认为我可以，但比我高的是另一位同学；Baldwin说我是顶级的，孺子可教；Brunner不认为我怎样——要到一九八五年，在三藩市，这位我敬佩的老师才对我说：「史提芬，你现在是个经济学家了。」我回应：「算是吧，不容易，你要知道我下过很大的努力。」
赫舒拉发是特别的。旁听他的第一课，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认为我是个天才，之后不管我怎样胡思乱想，他对我的观点不变。没有亲自对我这样说，但师友们传来赫师给我的评价时有所闻。直接的证据只一次：某君给我看赫师给我写的推荐信，其中把我与费沙相提并论！
我这个人很世俗。同学好，有老师看得起，是当年我对经济学痛下苦功的主要原因，而这苦功引起的兴趣，一发不收，则主要是师友的教诲与自己的际遇了。
回头说一九六二的秋天，旁听赫师的课，起笔教的是刚出版的佛利民的《价格理论》。该书的前身是佛老在芝大的讲义笔记，我拜读过，但到了赫师手上，后者对消费者盈余与吉芬物品的阐释，变化多端，使我大开眼界，尤其是赫师重新采用史密斯的「用值」理念，代替了传统的起自边沁的「效用」分析。记得有一位同学问赫师：「什么时候你才教福利经济呀？」赫师回应：「福利经济吗？我不教。」那么干脆利落，使我意识到赫师是要将火力集中于解释现象那方面去了。
说起来，引起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最重要人物，是老师艾智仁。我是六三年的秋天，艾师从史坦福造访后回来，才旁听他的课。曾经问赫师他的学问与艾师相比如何，赫师直言：「我广博，艾智仁湛深，如无底深潭！」说得对，说得好。有两位这样的导师，二者皆以价格理论知名天下，一博一深，这样的求学际遇到哪里去找？我于是决定要把赫、艾二师的价格理论学得通透，把博士延迟了两年。这二师我每位旁听了三年，就是在六五年转到加州长堤大学任教职，每星期还是按时驾车回到母校旁听艾师的课。
艾智仁的湛深学问，我详细地写过，这里不再说。然而，学问归学问，品性归品性。艾师的品性与我当时的不一样，但他深深地影响了我。他对任何问题毫无成见，对现象有小孩子的好奇心；他追求的只是真理，是价格理论的解释力，什么名家或前辈高人之见他视若等闲。本来是不容易办到的能耐，但艾师处之泰然。好比我问他某大师的某知名观点，他很多时回应：「你相信吗？」不轻视，不贬低，但仿佛那大师是我的同学，艾师要知道的是我怎样想。大名的本身对艾师毫无作用，应该是李嘉图的传统吧。我是在这个传统里培养起来的。
写博士论文我当然选赫、艾二师指导，挣扎了三年才决定在佃农理论下注，赌一手大的。这就带来我要说的关于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另一个重点。进大学时已近二十四，比同学年长五、六岁。然而，这让赛可不是真的让，因为我逃过难，在香港跑了几年街头，也做过生意。这样，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比当年的同学高出多了。换言之，我是在经济学的实验室长大的。
于今回顾，一九六九出版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艾智仁与芝大的夏理·庄逊用上「伟大」来形容，以及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找到的中国农业资料而补加的第四章——关于合约的选择，都是靠八岁逃难时在广西的农村住了一年，对中国农民的种植程序与生活习惯有深入的体会，看到资料数据，贫苦农民的操作历历在目，对资料与数据的阐释有农民的经验作依凭。这一点，我与行内朋友的分歧相当大，而这分歧后来是愈来愈大了。到今天，除了一小撮知道世事的，其它行内君子不容易跟我谈得来。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了《佃农理论》的一章，给我一项奖金，邀请我到那里去。是年八月，我从长堤驾车到母校与艾、赫二师道别。找不到艾师，与赫师倾谈了好一阵。步出他的办公室时，赫师说：「史提芬，你回来，我要对你说几句话。相信我吧，你的博士论文难得一见，很不容易遇上，其中最优越的地方是你明显地感受到经济理论的解释力。芝大名家云集，你不会使他们失望。」
是的，感受到经济理论的解释力，而跟着的数十年解释过的现象无数，是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是经济学的黄金时期，名家辈出。单从验证假说的兴趣衡量，当时主要的经济学系是芝加哥与我就读的洛杉矶加大。二者皆被认为是维护市场的「保守」派。芝大经济系的名气比我母校高很多。然而，从经济解释的角度看，当时的母校有两方面不弱于芝大。其一是科学验证方法的教导：卡尔纳普（R. Carnap）任职于该校的哲学系，教的有一科是本科入门，说是深入浅出，其实不浅，我们经济系的一组研究生赶着去旁听。其二是价格理论：有艾智仁把关，当年的洛杉矶加大实在强。赫舒拉发无疑是个中高士，但其它名校也有机会遇上同样水平的。艾智仁是例外，天下独有。他的价格理论自成一家，是第一个把竞争与产权划上等号的人，而对需求定律的重视及分析，艾师举世无匹也。不用技术分析，不教弹性系数，不教等优曲线，没有半条方程式，艾师只在课堂上行来行去，自言自语地讲需求定律讲足六个星期。（在港大我曾经刻意尝试，讲了十个星期，但重复太多，犯了规，是输了。）
六七年十月到了芝大，过了不久知道自己学过的与那里教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惜佛利民与史德拉再不教价格理论了。名不虚传，六十年代的芝大同事后来有八位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其后去的再加几个）。其实得享大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可不是因为他们高举市场，而是重视经济解释很一致。跟洛杉矶加大相比，重视经济解释芝大远为全面，而技术上，芝大当时的统计验证功夫是前无古人的。
芝大经济系当年还有另一个超凡的地方。那是学术研讨气氛的浓厚。同事之间的午餐一定研讨经济，下午必有研讨的「工作室」，而接待来宾的酒会，几句客套话之后就是学术研讨。作为后学，我当时疲于奔命，加上每天总有几篇文章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要我阅读或评审。
是的，魄力雄强如区区在下，芝大经济系的生涯我应付不了。我于是喜欢跑到商学院去找史德拉，或到法律学院去找高斯或戴维德。佛利民当时的办公室在我的隔邻，但他如日方中，太忙，五分钟的时间也是苛求了。这解释为什么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史德拉、高斯、戴维德等人，而少提芝大经济系内的众君子。佛利民与我的交情，有兄长与小弟的密切，但那是我离开了芝大之后的事。
如果要指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独特之处，那一定是戴维德口述传统的捆绑销售。这话题不仅起自芝大，而发表过的文章没有一篇与芝大无关。一九六二听到该话题，对我有震撼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捆绑销售明确地是一项经济行为，但既非宏观，也不是收入分配或资源使用的现象，所有经济科目没有一项可以解释。我不同意戴前辈的价格分歧解释——后来他本人认为我对——但正确的解释是多年后的事。我是因为捆绑销售的影响而在佃农理论中想到合约选择这个重要话题，跟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了。后者发展得很不对头，而不久前在这里发表的《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那系列文章，是借题发挥一点牢骚吧。
曾经说过离开芝大是因为我爱海，于是转到西雅图去。然而，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芝大经济系的思想气氛，对我来说过于热闹。我是个喜欢独自思考的人。师友的影响无疑重要，但我喜欢有很多很多没有任何干扰的时间。学问的话题，有兴趣的，我喜欢独自思考，想出了认为有点分量的才找师友研讨。这样处理，在芝大不容易。每天的午餐及晚上酒会（后者约一星期一次），同事们喜欢问我正在研究什么，或在想哪个题材，一说出来他们就会热心地提供意见了。这与我独行独断的品性有点格格不入。早些时在洛杉矶加大，在长堤，及后来在西雅图及香港，独自思考的机会多的是，但在芝大很困难。那是当时举世经济思想最热闹的地方，耳闻目染，就是智商零蛋的也会聪明起来，但我要找一个可以静思一下的地方。
一九六九的暑期，两个多月回港看母亲，顺便调查件工合约与香港的租务管制，我察觉到数之不尽的市场现象，满布街头巷尾的，我知道的经济理论无从解释。这是另一次震撼。想想吧，在母校的理论课程及博士试，皆名列前茅，而在芝大我教的是研究院的价格理论。当时不认为自己是师级人物，但说不是个专家不会有人相信。然而，这个专家也真倒霉，连香港街头巷尾司空惯见的讨价还价行为也无从解释！其它解释不了的现象数之不尽。
为此我意识到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大的困难，而从自己的佃农理论及其它研究所得，我认为这困难的重点是传统的理论废物太多。我因此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创立新理论，而是把废物淘汰。在这淘汰过程中我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不断地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作印证。到后来，余下来的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只是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的处理。数十年过去，在这两方面我作了深入的理解与广泛的伸延，所到之处前无古人矣。这些是我退休后动笔而于二○○二年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的大概。这套作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还要再大兴土木一次。希望吉人天相，过些时日我的体力与智力还可应付。
同学们要明白，经济学有很多类，目的不同，性质有别。有搞数学模型的，务求发表；有创造术语的，达者成家；有纯为理论的，全凭想象；有改进社会的，济世为怀。每一类其中都有表表者，也有欺世盗名之辈。我的兴趣只在解释世事那方面，问的只是为什么，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建议也必从解释效果的角度入手。
走解释世事的路不容易。世事复杂，变化多，很容易看错了。解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是中计，很麻烦。处理的法门是用上很多年的经验，不同的现象要知得很多，频频互相比对，性质类同或有别的要鉴辨得清楚。这些知识不容易从外间发表的数据获得，其它作者的描述往往误导，而自己的观察不一定对！
问为什么我对经济学的兴趣持续那么久，一个原因是调查世事就是要那么久。简单的一般市场现象，我年纪愈大掌握得愈精确，而中国开放后的市场，是个新天地，当年芝大及华大的同事是没有机会见过的。是我之幸：这些年，每有所见，新奇的，大致上我可以用简单的理论给自己一个满意的解释。像中国独有的经济制度这个重要现象，牵涉到的问题太多，我要苦思三年才解开其中密码。但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复杂的经济现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