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曾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的Lars Werin为我的英语论文结集写了如下一段客套的「捧场」话：
Steven Cheung stuck to the great tradition of Adam Smith. From the late 1960’s and onwards he wrote a number of papers, now beginning to gain the position of true classics. By applying the seemingly simple, established methods to important empirical problems that either appeared enigmatic, or had standard explanation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obviously” true, he waved his magic wand and opened new, sometimes amazing vistas.
是我邀请他公开赞我的（一笑），什么magic wand云云，夸张之词耳。然而，我最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一句，说我坚守亚当'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的伟大传统。这句话不夸张，也说得对。
高斯为该结集写的《前言》，也有类同的看法：
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两位说的其实一样：高斯笔下的张五常就是Werin说的斯密传统。要与斯密并驾齐驱当然苛求，但两位专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门学问上得到的最高评价了。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可惜这样的经济学今天已成陈迹。
斯密是数世纪一见的伟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数世纪一见的巨著——《国富论》——起笔不是说什么哲理，或来一些卷首话，也不是介绍一下书中的内容或结构。他起笔是写一间造针厂，他参观过，知道造针的详尽过程，立刻提出后来万世流芳的「分工合作」可获大利的精辟见解，然后推到自由市场对民生有决定性的看法。
整本《国富论》，从头到尾，都是高斯说的“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斯密考查无数，世界各地的史实包罗万有。有些观察是看错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错，何况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论到对世界的keen observation，古往今来没有一本论著比得上《国富论》。我拜读该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针的实例起笔使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为什么一个大思想家会把一个平凡的实例看得那样重要呢？
我开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读斯密八年之后了。该年暑期回港看母亲时，我已经在芝加哥教过高级价格理论，但在香港街头巷尾见到的市场现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当时认为自己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观察，把经济理论修改。选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
一九七五回港长假九个月，我决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仅观察，而且要落手落脚地在市场操作一下。这决定起于对玉石的调查研究。当时，关于讯息不足的话题在行内吵得热闹。玉石市场有一个奇怪现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广东道成交时，不切开来，卖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两处浅浅的「水口」，购买的人要从石皮与水口猜测石内的玉质与瑕疵，很难猜得准确，有三几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习经验。为什么原石不先切开来，真相大白，才出售呢？为什么市场要刻意地隐瞒讯息，导致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时日去研究猜测之法？
在解释这困难度极高的调查中，我天天在广东道跑，左问右问，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才算是质量高的玉石了。广东道的专家起初认为我这个怪教授有趣，但后来还是经不起我的烦扰。其中一位关心的，说：「教授呀，玉石这回事，自己不买不卖，不入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难。我们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传做玉石生意的。」一言惊醒，我于是在广东道租了一个地摊作玉石生意两个月，终于找到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答案。
是真理。任何自称是文物或书画鉴证专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关的生意，我会给他的鉴证力打个大折扣。不亲自投资下注，不容易对任何行业有深入的体会。这是我曾经在十九个行业下注而又亲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难做，一般下小注，体会到行业性质的大概就收手了。这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投资作实验没有什么不同。
到街头巷尾跑，随意观察，因为成本低，还是主要的。与落手落脚的生意体会加起来，不断地以简单的经济理念作解释，约二十年就对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有很好的感受。我自己因而发明的宏观经济，不是凯恩斯那一套，而是站远一点，把大量的现象一起看，淘汰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一旦掌握到有关键性的「宏观」局限转变时，分析来来去去都是需求定律。解释与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需要知道的有关局限转变，考查一般远为困难。货币吗？只是另一种物品，可以协助减低交易费用的。
读者如果参阅我自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及跟着的多篇关于经济推断的中语文章——全部在网上可以找到——会同意我的推断很少错。比行内的朋友准很多，胜出不止几条街吧。不是因为理论上比他们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论比他们用的远为简单，概念比他们掌握得远为通透，但最重要还是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思考时能把无数实例与琐事加起来，比他们远为全面。不深知事实，不可能真的懂经济。
回头说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确发了脾气，拍案而起，力斥其非。为什么发展得头头是道的经济改革，会推出那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劳动法，明显地表达着设计的人对劳动市场的实况与合约变化的需要，没有基本的理解或认识呢？若问劳苦大众：「需要政府帮助吗？需要多点保障吗？需要老板多给钱吗？」他们多半回应：「要、要、要。」他们可没有想到，老板比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钱设厂置械，有利息与风险的回报，而那些「保障」法例，到头来害了他们。
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行业。我喜欢抓着有关键性的项目看。这几年不断跟进农转工的情况，农产品的价格，接单工业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这几年急升。我想，这就是了：数以亿计的穷人的生活急速改进，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事前想得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学说全盘错了。我又想，继续这样的发展再十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个平手。历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只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本要靠禁止农产品进口，导致地价奇高，坏了国家大事。当然，让日圆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个致命伤。新劳动法的推出，比日本当年还要蠢，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廉价劳力参与竞争。
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是远远地脱离了斯密的传统了。脱离了斯密还不怎样，脱离了真实世界，经济学不学也罢。没有内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内情的数字回归分析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没有人可以反对为了生计，助理教授要在国际知名学报发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自然科学有实验室的操作，也有实验室可以反证，不容易生安白造。经济学者一般不会生安白造，但写文章的人不知真实世界，学报编辑也不知真实世界，或大家以为知道但其实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学问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是回到斯密的造针工厂去吧。
学术需要的饭碗与劳苦大众需要的饭碗是两回事。北京当局在推出新劳动法之前，不可能没有征求过吃着学术饭碗的经济学者的意见。但该饭碗与劳苦大众吃着的，是有着造针厂之外与造针厂之内之别。三十年来的经济学发展，这二者早就互不相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