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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策的机制失误

    跟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我对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赏的。久而久之,虽然对他们的决策机制没有深入认识,我对这机制有信心。没有谁可与成功争论,既然举世皆说中国奇迹,我们要接受这机制一定有过人之处,要问的是北京究竟做对了些什么。几年前我解通了中国的制度密码——那个从承包合约发展出来的地区竞争制度——惊为天意,对中国能持续增长的「顽固性」增加了信心。这个神奇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主题,英文下笔,很长,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几个月后会亲自翻为中文,到时分期发表吧。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年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出错。但错有大小之分,也有执行与不执行之别。宏观调控往往令人摸不着头脑,货币政策不容易拿得准,而房地产政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可幸这些多多少少有过渡性。几天前邓小平先生谢世十一周年,我想到这个改革大师说过的一句话:「试一试,看一看。」是顶级的改革法门,但如此一来,大家对政策的阐释或大或小有个问号。当然,有些事项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但主要是反映着旧制度改革得不好,变得公非公,私非私,还需要大手处理。

  新劳动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在经改过程中的政策大错。两年前开始策划,注意的人不多;去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我听到,也听到有外资投诉,但没有重视。不知内容,也不知名目之中有「合同」两个字,误以为那又是「试一试,看一看」的投石问路。但当九月收到该法的全文时,我一看就差不多昏倒!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与通胀的文章,分思不下,到十一月才发表《新劳动法的困扰》。摸不准市场的反应,打算只写一篇。殊不知该文出现后,转载的网站无数,其中一个只一天的点击达二十三万。跟着关于市场反应的报道愈来愈多,广州某报把我打上封面,而我也跟进调查,得到新资料再写下去,最后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合约分析有关的那部分,在这里细说一番。

  在这过程中,从开始我就想着如下的一个学术难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会在中国获得通过呢?绝对是大难题,我一直想到今天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首先,我认为在经济的决策上,通过新劳动法的机制应该还是改革的传统,但像该新法那样,对市场有那么巨大杀伤力的,经改以来没有出现过。比外地的类同法例来得严重,但北京面对的局限很不一样,按逻辑推理通过该法的机会甚微。没有重要的压力团体需要招呼,没有政党或行业组织需要应付,而该新法也不能为官员们带来可观的贪污利益。可以想象某些人会因为权力的上升得到少许甜头,但地区的劳务部的反应是另一回事。在外边的世界,性质类同的法例,没有利益团体的压力是不可思议的。

  前思后想,我认为新劳动法的推出与任何利益团体扯不上关系,而是在讯息上有困难,北京是给误导了。不一定对,但我想到有两方面的讯息误导,提出来给读者考虑吧。

  第一方面,是北京不知道自二○○○起,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急升——如果知道执到那么大的历史奇宝,他们断不会推出新劳动法。不容易知道:地区的实际人口与户籍人口不断地变动;月入一千六百以下不用报税,频频转工的一般不报;在设计新劳动法的当时,北京的统计数字不能否决贫富正在两极化的声浪,国内国外的指责差不多无日无之。只不过三年前,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入世后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就是今天,某些外国的名牌评论大赞中国的新劳动法。假讯息满天飞,不难中计。

  来得很悄然,彷佛《圣经》说的「在黑夜中出现的窃贼」。我是二○○三突然惊觉那美丽的「窃贼」的来临:中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飙升!该年的春天起,一连十八个月,为了搞摄影,太太和我在国内的荒山野岭跑,而农民的生活情况是重要的猎物。这种现象的处理我是专家了。有两点。其一是对微小的现象观察,我历来敏感(可能是遗传的,因为儿子也这样)。选上经济学后当然专注于有关经济的观察了。其二,我掌握的经济学是很浅的那一套,容许我把多种不同的小观察很快地组合起来而砌成一幅图画。我对中国的农作早有认识,而中国的农民一般是有问必答的。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多少,只问这些那些琐事是从哪时开始的。

  二○○三没有谁同意我对农民生活正在奇迹地急升的看法;二○○四严重民工荒开始出现;二○○六知情的朋友开始同意底层人家的生活改进得快;去年是二○○七,好些朋友认为我估计的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升幅是低估了。左查询右查询,得到的结论,是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激增,大约始于二○○○。该年通缩开始终结,也是该年农民开始把耕田的牛宰而烹之,转用机械。三年前北京取消农业税做得对。不取消此税,在农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弃置了的农地不会立刻再被耕耘。雇用农工的急速发展救一救,而此雇也,促使农工的全年收入与工厂的低技工人打平,高于无技的,但农工一般不是全年工作的。

  第二项讯息不足,是北京对市场的认识不够。这方面,多半源于西方经济学的误导。认识市场是不需要进大学的。今天大学教的是象牙塔内的市场,是一些假设的模型,是空中楼阁,当年我一边读一边骂。是的,就是今天的美国名校,不少大教授还相信地球上真的有不完善的市场。蠢到死!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其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没有交易费用不可能有市场!前文提及,深入一点看,市场是没有什么劳动(或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但有重要的不同合约的安排之别,而这安排的选择也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这样看,那所谓自由市场,是指合约的选择自由,不指其它。政府干预这自由,交易费用或多或少一定会提升。

  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举世皆云,但奇在哪里呢?我赌你猜不中。只两点重要的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不可谓不奇。一、十三亿人口,一半以上是穷人,这些穷人二○○○年起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生活改进。二、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百分之三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急速改进,通缩率应达双位数字。但那时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些把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搞得尴尬万分的现象的主要解释,是当时市场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如果当时有今天的新劳动法,只略为执行效果不堪设想矣!

  试一试,看一看。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拥有天下独步的地区竞争制度,为什么北京不先在几个县把新劳动法推出,让这些县与其它县竞争,看看谁胜谁负呢?胜负的衡量当然是看哪一方能把穷人的生活改进得快。粗略地衡量,单是比较双方的增值税收升幅就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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