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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何物?(创作闲话,之二)

  英国数学大师凯迪(G. H. Hardy)多年前出版过一本小书,题为《一个数学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起笔的第一段常被学术界提及——哲理湛深,文采焕然。我曾经翻译发表过,这里先英后中地再飨读者: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中译如下:

  「一个职业数学家写关于数学的事是悲哀的。数学家的本分是做点什么,创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数学增加一点,而不是谈论自己或其它数学家做了些什么。政治人物鄙视评论政治的人,画家鄙视艺术评论者,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通常都有类似的感受。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是精彩的哲理。作学生时读到,同意,佩服,影响了我对学问的意识。为了行规的要求,有时写文章我们总要评论一下他家在同一题材上的观点,但这是应酬编辑的无聊玩意,重要是自己说的是些什么。另一方面,他家对我的思想的品评,我是懒得顾及的。正如凯迪说,一个学者的本分是做点什么——do something,要为自己从事的增加一点——add to。后者是说要创作了。

  也不尽是凯迪说的那么简单。我分析佃农的第一篇作品,一九六八年十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被排于首位。跟着不同意的批评文章多,几家学报的编辑收到文稿,要求我作出回应。初出道,知道文章发表数目愈多职业前途愈好,但认为文章既然发表了,有它自己的生命,多管无益。要求我作回应的编辑来信愈来愈多,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芝大,我找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求教。他想也不想就说:「史提芬呀,在学术的思想史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篇回应他人批评的作品可以传世。批评或回应是无聊的玩意。」这与凯迪之见类同:二等脑子的工作可以不做不要做。四十年过去了,我的佃农分析稳如泰山,当年批评我的不见经传,是凯迪说的二等脑子吧。

  关于经济思想史,史德拉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这方面,从文字数量算,熊彼得等人比较多,但熊氏对经济理论的掌握乏善足陈,与史德拉不可以相提并论:自己不懂,品评他家岂不是有点儿戏了?当年被公认为经济思想史的首席人物的史德拉,有一天跑进我的办公室,东拉西扯地谈了好一阵,他有所感慨地说:「在经济学上我自己什么条件都有,只是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传世不容易。」历来佩服他,听到这句话就更佩服了。思想高人要有自知之明,于今回顾,史氏对自己的缺乏原创的评价是中肯的。没有任何算得上是认识史德拉的人会不同意,史氏的智商高不可攀,文采独步天下,学究天人,也是个幽默大师。然而,从师级水平衡量,他的原创能力似乎是低了一点了。可见原创这回事,不一定是与智力挂钩的。说原创,我当然不是指那些毫无深度的怪思维,或那些哗众取宠的术语创造者。另一方面,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不容易传世。

  要思想传世,原创(originality)或新意(novelty)是需要的,但不足够。个人的风格也是个关键。说到风格,艺术作品显然远比学术思想重要。先谈艺术作品吧。

  相对来说,艺术作品重视风格,学术作品重视思想。当年拜读法国绘画大师梵高、塞尚等人的言论,对艺术的阐释确实高明,但今天看,收藏画作的人一般不重视画家的思想。毫无思想的蠢画家的作品当然不可能传世,但在艺术作品足以传世的条件中,风格独有无疑是重要的。

  不容易解释风格何物,简单地说是有个性,外人可以一望而知是谁的作品。中国传统称之为「面目」。艺术作品有个人的面目或风格是奇怪地困难。天生下来,每个人的相貌有别,个性不同,但为什么尝试艺术创作,个人风格的形成是那么困难呢?我的答案,是艺术的研习,一般是从仿效开始,往往要仿效一段长时间,到技术练得有看头时,要摆脱老师或自己临摹多年的他家风格不容易。

  十七年前我开始研习书法,初临米芾,三年后转临王铎,共临了五年。虽然老师周慧珺说我临谁不像谁,但尝试脱临而写自己的书法,一塌糊涂,自己目不忍睹。问周老师为何如此,她说自己当年要脱临时也是目不忍睹的。学书十年后,作品开始有自己的面目,但不妙,有点走火入魔。后来决定无拘无束地写自己,务求下笔舒畅,感受怎样就怎样。面目开始明确,但这样随意下笔,可取的作品要碰巧,交得出去的十中无一。今天写六尺纸,约六十个字的,达到五可选一之境,于心大慰。如果进到二可选一,纯按自己的感情变化,则大功告成矣。我的盘算,是到了二可选一之境,一般水平会高于五可选一的。

  是的,艺术研习起自仿效,技术的争取要仿效多年,是不容易找到自己面目的主要原因。天生的个性是否突出也有关连。我自己的经验,是尝试写中语文章,只几个月行家一致说风格明确,化了灰也认得云云。为何为文章风格容易,书法风格困难呢?答案显然是以中文下笔我从来没有真的学过,没有真的拜过师,也懒得参阅他家之作,所以写了十多篇后面目就是自己的了。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没有自己面目但还称得上是书法大师的只有一个。那是宋人吴琚。此公写米芾的行书字体,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面目。奇迹出现:吴琚的书法实在好,不下于米芾,神采飞扬,今天找到一张真迹恐怕不止千万港元了。

  历史只有一个吴琚。一般而言,艺术作品要传世,个人风格是需要的。这就带来另一个重要问题:个人风格突出不一定是好事。刻意地「自创」风格的艺术家不少,但这样刻意地与众不同,要不是近于怪,就是俗不可耐。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困难:足以传世的风格的一个起码要求,是作者真的要表达着自己。另一方面,一个纯真的艺术天才,例如梵高,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上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真情实感的艺术家,往往要通过不同层面的转变。比方说,我很喜爱Jackson Pollock的后期抽象画作,可惜价太高,买不起。二十年前他的早期画作价还低,有资格问津,但早期的确实不好看,没有下注。于今回顾,就是难看的Pollock早期,当时买了下来今天赚大钱。

  作品面目独有,既不怪诞,也不做作,不等于风格可以成家。足以传世的风格还有两个要求。其一是风格要可爱,这等于说在某方面作者一定要是个可爱的人。其二是这风格多多少少要反映出作者的学问。不需要是学者,但才气总要呈现一下。有才有貌的面目明确只是艺术作品传世的一个重要条件,还有其它的。

  艺术家要有思想,但这思想的重要性是远不及学术或科学的要求。倒过来,我问:学术作品要传世,需要有风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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