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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03.01)老师普纳

    普纳(Karl Brunner)在两年前去世了。去年初,艾智仁邀请我到欧洲去参加一个为纪念普纳而举行的研讨会,我因为要准备诺贝尔研讨会的文章而推却了。这使我郁郁不乐久之。

   
  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研究院,普纳是我的老师。他当时对我不重视,不认为我是可造之材。他教的是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是我兴趣之外的科目。那时,普纳算不上是大名家。这一点,同学们和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绝顶高手。普纳后来举世知名,是他离开加大之后的事。

 

  我自己是一九六七年离开加大的。一九七三年,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收到了普纳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知道我升级很快;读过我一些文章觉得果然了得,所以要写信来恭贺一番。这使我很感动。七○年代的普纳,在国际学术上如日中天,也是几个大国的政府所重视的智囊,竟然能抽空给他早年「何物小子」的学生,加以鼓励,实在不简单。

 

  普纳大约是一九六五年离开加大的。七十年代,他曾数次邀请我参加他办的研讨会,可惜都碍于工作不能参加。我再与他见面时,已是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了。该年夏天,我到旧金山参加美国西岸经济学会的聚会,在那里的一个特别的讲座上,发表了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解。听众济济一堂,我走到台上,向下一望,见到前排正中坐着的,是佛利民夫妇和普纳夫妇。这使我呆了好一阵。

 

  演讲后,这四位故交跟我握手言欢。普纳夫人萝丝玛丽(Rosemary)兴高采烈,紧握着我的手,滔滔不绝地跟我述说二十多年前我在加大时的往事。她笑得很甜,很开心,但我却强笑着,泪水差点要流出来。

 

  原来早一个晚上,我与普纳的最佳拍档A.Meltzer共进晚餐时问起普纳近况,他说:「几天前萝丝玛丽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只有几个月寿命!」想不到,十多个小时后我所遇到的她,竟然那样欢容,好像自己什么忧虑的心事也没有似的。后来萝丝玛丽死了。我跟艾智仁谈起此事,他说,因为要使普纳开心,萝丝玛丽那时就变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一九八五年在旧金山所见到的普纳,很苍老,行动不便。其实二十多年前,他的眼睛就大有问题。我们再见面时,他几乎完全看不见什么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像对孩子那样的关心,微笑地以他脱不掉的德国口音说:「好呀,史提芬,你现在是个经济学家了。」「可以这样说吧,」我感到有点骄傲地说:「我脚踏实地下过二十多年的功夫。」「真的二十多年吗?应该是吧。你那时替我拍的人像照片,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呢。」

 

  是那样可爱的一个人!但一九六二年,普纳是同学们认为最严格、对学生最不客气的老师。世界上可能没有出现过一位比他更重视逻辑的经济学者。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段,他都不放过。在研究院的「宏观经济」的高级课程上,他花了一个学期只教了M.Bailey那本名著中的十八页,证明几乎每一段都有错处。到最后所有未被吓退而还在课室留下来的几位同学,都可说得到一点「真传」。这些同学今天在美国都大有建树了。

 

  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课。历久以来,书本上都说在均衡点上,投资量与储蓄量相等。普纳问:「为什么这二者相等?」同学们接二连三地以书本上的答案说了出来。普纳听了,脸色一沉,郑重地说:「你们不说话不是更好吗?」这一说,同学们又知道书本上又「胡说」什么了。

 

  课堂上一时间静得怕人。过了好一阵,普纳说:「一些量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另一些量却是不可以观察到的『概念』。前者,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正如出售量与购买量永远相等一样;但后者只在均衡下相等,那是看不见的、概念上的相等,正如需求量与供应量的相等只是一个概念,不是事实——是见不到的。真实世界中没有经济学所说的『均衡』那回事,因为『均衡』只是一个概念。」


  
  他跟着走到黑板前,以数学逻辑证明他的观点。一大黑板写满了,抹后又继续写,如此抹抹写写好几次,他突然停下来,问:「你们明白了没有?」没有谁真正明白,所以没有谁回应,普纳一声不响的离开了课室。同学们呆住了,知道他所说的是惊天伟论,脾气发得有理。大家于是继续在课室内研讨刚才普纳的分析,直到两个小时后自觉明白才离去。

 

  是的,普纳是我所知道的在分析、逻辑上最严谨的经济学者。作为他的学生,被他当众「羞辱」司空见惯,当时会有反感,或心有不甘。但过了一、二十年还从事于经济学的,就会觉得普纳严谨的逻辑推理,在脑海中像铁铸的那样,驱之不去,忘之不了,也因而把自己所学得的知识视为真理,对混水摸鱼的所谓「理论」一笑置之了。作为一个老师,这是普纳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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