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平生最重要的学术论著。高斯赞过无数次，但他认为虽然最近的第三稿大有改进，仍然难读，对读者的要求甚高。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累积了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有复杂的历史要说，也有创新的理论要解释。英文二万多字，翻成中文三万多字了。
年多前老人家高斯要亲自策划一个中国经济研讨会议，邀请我写这篇开场主题，我想：自己欠他那么多，中国又欠他那么多，一定要写得高斯满意。历来知道他对文章很不容易说半句好话，我想，是表演真功夫的时候了。我又想：年逾古稀，虽然智力不减当年，但上帝定下来的规律，不言自明，那就持着不会再有明天的意识动笔吧。
为此，去年我在这里发表了十一期关于经济学的缺环的文章，重温自己对经济制度的平生所得，作了准备。八月动工，日以继夜写了三个星期，减了五磅，有了初稿，然后贾其余勇，九月的第二稿寄了十多份出去。一位国内的教授朋友读后，对一位同学说：「这样的文章是作者有钱才可以写出来的！」
不知是赞誉还是贬低，但我认为他说得对。如果没有未雨绸缪，为自己老来退休的生活作了打算，要为米折腰地靠思想创作为生计，不饿死才怪。《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创作，只管真理，不管其它，但正如明代徐渭的诗中有云：「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拋闲掷野藤中。」值钱吗？比不上交易费用！上苍有知，如果北京依我之见，经济有赚分一小点给我非常过瘾。但讯息或交易费用那么高，天才等同废物，能不可悲乎？
衷心羡慕那些搞艺术创作的人。虽然一将功成万骨枯，但纯真的艺术创作，只为满足作者自己而不管他人怎样想的作品，卖得起钱的艺术家存在。不多，但久不久我们可以见到成功的例子。
学术或科学呢？完全不管市场的纯真创作，能卖得起钱的作品我没有见过。牛顿的天才当时震撼英国，跟着有机构养起他。达尔文是富家子，无所谓。孟德尔是个和尚，与世无争。爱因斯坦也因为天才震撼而有大学养起。经济学中史密斯有富人长期高薪雇用；李嘉图是富有商人；米尔有经济学之外的正职；马歇尔是讲座教授，巨著之后不需要再发表什么；凯恩斯家境不俗，自己也很懂得赚钱；费沙在生意上赚过很多钱，大萧条中计破产，由大学养起。
上述只是随意想出的大师实例，没有一个的重要学术创作是为赚取生计而「创」出来的。这是说，学术创作，为米折腰而创之不管用。为的是些什么呢？为了好奇心，为了给自己一点满足感，也可能为了要争取一点辛稼轩说的生前身后名。说过了，思想是共用品，一般卖不起钱，要搞思想创作的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从事，要为生计搞思想创作，不容易创出些可以勒碑志之的。
思想作品卖不起钱，强而为米折腰，搞思想创作大麻烦会出现。我要指出的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起，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我熟知的经济学，出现了不在正规学报多发表文章会被革职的情况。这与英国二十世纪中期之前的学术生存之道明显地分离了。就是到了六十年代的美国，不发表要革职也不大明显。但跟着是政府资助大学愈来愈普及，私立的被迫要跟着大势走。
要多发表才能生存的作品，可观的凤毛麟角——基本上我没有见过。想想吧：为了生存而发表文章的教授，要顾及学报文章的格式要求，要投评审员的所好，要听学报编辑的话，也不敢开罪多人。评审员与编辑一般是自己创不出什么来才作这类工作的。他们的品味与判断力一般平庸。不止此也，为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费时失事，投搞与发表之间要修改不知多少次，就算被接受，等三几年才刊登是惯例。有谁曾经这样留难过史密斯、达尔文等人？难道这些思想家比不上今天的教授吗？
回顾平生，我自己只有一篇学术文章被学报推却。那是初出道时的《佃农理论》。投于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编辑说评审员的评价不差，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率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我说由市场决定，不对，要修改。发神经，我当然不改，于是算被推却了。后来该文一分为二，在两家其它学报发表，四十年后的今天还被引用。四年之后，《美国经济学报》的编辑不知从哪里看到我的《蜜蜂的神话》的文稿，来信说希望给他们发表。当时该文已答应了给另一家。我还是一肚气，因为来信求稿的编辑要我取消细谈饲养蜜蜂那一节，其品味与判断跟我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一节，是我后来在行内获得调查详尽、可信性高的声誉的一个主要原因。学术文章没有被学报推却，因为我很少投稿，通常是由编辑朋友邀请的。
回头说最近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差不多用尽自己四十多年来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所得，跟进中国的发展二十九年，策划动笔是一年多前的事，也算是写了一整年了。是纯真的学术创作，以金钱算成本与收益，亏得一塌糊涂。为米折腰是不可能写出来的。高斯会出书发表。如果投稿于学报，不减少四分之三的字数被收容的机会不高。
会传世吗？定过抬油！该文的第三节，写合约的一般概念，达到制度经济学的无人之境，让我感受一下陈子昂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