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朗奴·高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并以此祝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三十周年。
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北京当局与将来的史学家无疑会选一九七八为改革的起点。这里日期明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有了这个日子，朗奴‧高斯策划的这个中国研讨会议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今天刚好是三十周年了。
当年的三中全会决定了两件事。一、中国开放推动经济发展；二、邓小平再获授予权力。那时，相信这两项公布的人不多吧。关于经济，类似的豪言壮语曾经表达过。至于邓的复出，这是第三次了。虽然这一次说明他获授予的是最高的权力，但资历比他高而又反对市场经济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国，资历辈份重要。有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邓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要求我写关于中国的前景。他说戴卓尔夫人的办公室对一个学术性的分析有兴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广州一行，跟着是愈来愈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中国的局限在急速转变，于是为该学社写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册子的文章。一九八二发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断：是的，中国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延迟了一年才出版，因为不同意的批评者无数。在西雅图最亲密的同事巴赛尔，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他认为关于理论那一节真好，不发表很可惜。
于今回顾，我当年的准确推断使朋友与同事惊奇，而我自己惊奇的，是跟着的改革发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还有的是，在这奇迹的发展中，中国要面对贪污，面对一个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论与宗教自由，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六万次动乱。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它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大约二○○三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用一个比喻对这些朋友解释困扰了我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绿。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要找这问题的答案。长而复杂，因为我有一段历史要叙述，有一个理论要解释。这样，我要专注于中国做对了什么。这里我只能再说，要批评中国我可以写很多本书。
自一九八○起，中国真是个经济奇迹。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高举香港的经济奇迹，因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还有可观的增长。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长比香港还要快，而同样的时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举另一个例，我和太太造访绍兴后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报道说，一些劳工离乡三年，回乡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内陆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样，高楼大厦在夜间灯光闪闪。目前，世界上过半的新升降机是在中国装置的。
今天在中国，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横跨整个美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那时楼价急跌，但午夜还可见到镕焊工人在高高的钢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间建成的商业楼宇面积，比发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还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划者突然大幅减低楼宇建筑的容积率，因为发觉高楼大厦的重量使该市下沉。从南京到上海的四线公路，启用时因为车辆稀少而被批评浪费，但五年后交通堵塞，进帐可观，要扩宽为八线了。因为车辆按大小收费，载货超重严重，世界级的公路很快就被压坏了。整个国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队落货。二○○五年，地球最长与次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区。
温州一家造鞋厂雇用十二万员工。该市差不多产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机及圣诞灯饰。义乌，十五年前以地摊小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输出过千个货柜，来自韩国及非洲的购买商人云集该市，使写字楼的租金升穿楼顶。有谁听过几千间店子只卖短袜，不卖其它？这是义乌，那里的批发商场大得我一看就坐下来，因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么远。乐从镇有一条马路，两旁满布家具商店，长达十公里。苏州的广大工业园，园艺美观，满是世界级的名牌工厂与世界级的厂房设计，五年间在农地上冒出来。杭州每年游客四千万。该市有一间零销店，出售一个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进帐八万美元。
我可以不断地继续叙述类似的现象。没有什么意思吧。需要补加的，是浦东的一个故事，即是上海黄浦江之东。一九九三年我带弗里德曼夫妇到那里，见到的只是一行一层高的店子，据说是建造给邓小平看的。米尔顿当然反对这样做，指出政府的发展策划一般失败收场。然而，八年后，我带一位美国建筑设计师到浦东商业区，他目瞪口呆，说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课：一个像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又发展得那么快的国家，会有很大的空间容许以尝试的方法学习（注二）。
今天，浦东的商业楼宇还在建造不停，空置着的很多。楼价却在上升。这些看来是互相矛盾的现象只有一个解释：人们在等待。他们下注投资而等待，期望着一旦中国解除外汇管制与金融管制，上海浦东会立刻成为一个有领导地位的金融中心。
统计的数字加不起来。一个从事统计的官方朋友，直言无法前后一贯地把数字组合。二○○五年，北京相当大幅地把过往统计的增长率提高，但这调整可没有算进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是戏剧性地改进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统计的增长率，高于北京对整国的统计，有些高很多。二○○六年，广州报道该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用产出总值除以户籍人口，忘记了数百万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的产出贡献。没有疑问，二○○○年起农民的生活直线上升，但官方的统计却说他们的增长率低于城市的。他们一定是用了户籍人口算，因为没有谁知道多少农民「流动」去了。我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人口在国内流动。不知道这个陷阱，外间的机构几番报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这些报道脱离目标要以英里算。
* 感谢高斯、韦尔因、巴赛尔和张滔。他们细读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见。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当一九九七年上海宣布将在浦东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机场，怀疑的人说旧机场的使用还没有达到饱和点。浦东的新机场一九九九启用，过了不久一条跑道不够。二○○五增加了一条跑道，二○○八再加一条及一个新的候机处。旧机场现正增建另一条跑道。这样看，上海每隔两年半就增加一条国际机场跑道了。
收费的公路与桥梁有类同的故事，本来亏蚀的没多久就赚钱。一位朋友惋惜卖掉一段公路，因为不久后满是车辆。一位来自台湾的规模不大的方便面生产商，五年后每天产出三千万包。从二○○○到二○○六这六个年头，在中国投资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错。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七年底，这乐观的景象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