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搞经济解释的，是另一种。这是以基础的理论原则及概念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或是解释由人类行为促成的现象。这门学问始于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经过好几位大师发扬，盛极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其后日渐式微。六十年代我猛攻当时的「经济学」，遇到大师无数，都教我或影响了我。六九之后，我不读他家之作，要过一下独自思考的乐趣，而八二回港后，集中于中国发展的研究，与昔日的师友除了问好不谈经济。中国的问题当年的师友是没有兴趣的。
我是个崇尚传统的人。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费沙到鲁宾逊夫人，他们的思想我皆熟如流水，而跟着背得出的就是六十年代影响过我的师友的作品了。欣赏、佩服、衷心感激，但也认为前辈的思想这里那里有沙石，要大事清理。我选用的清理之法，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以学得的理论及概念试行解释所见所闻，每遇困难，我会尝试深入地调查实情，或把理论或概念修改一下。三十多年这样操作，不分什么微观、宏观的，自觉解释世事得心应手，很有点自豪。二○○○年，六十五岁，我坐下来一口气地写了两年，这就是今天懂中文的同学们喜欢读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了。
何谓解释——何谓科学解释——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说得详尽，这里不多说了。
这里要再澄清以前说过的：预测与推测是两回事。前者要靠水晶球，或靠看风水，说不上是科学。后者是要有条件的，经济学称局限条件。推测或推断是说，如果某些局限条件有所转变，人的行为一定会跟着转变，也即是说现象或效果会跟着转变。所谓理论——经济理论——是一些约束行为的规律。于是，有了局限转变的出现，在理论约束下，人的行为转变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这是推测或推断，不是预测，懂得怎样处理，调查够深入细心，可以推得很准确。
解释与推测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又要多说几句。如果我们见到一个现象——例如为什么买卖门票出现炒黄牛——我们要追溯是什么局限条件的转变才导致黄牛的出现，而验证的方法是如果条件的转变是倒转过来的，黄牛不会出现。这是解释，与推测或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出发点不同。推测是我们先见某些局限的转变，然后问什么现象或行为会跟着发生。解释是先见现象然后追溯局限的转变。推测或推断可以很简单，没有读过书的小孩子有机会推得准，也可以很复杂，非常复杂，除非你是天才，没有下苦功学过不可能办到。这复杂性起于我们存在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局限条件通常千变万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多方面要一起考虑。这是为什么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而把理论简化我花了数十年心机。世界的局限一般复杂，以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事，成功机会一般是零。
转谈北京吧。这几年他们推出不少政策。一项新政策是说局限有一项新转变，「解释」的工作是要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发生。复杂头痛，不仅因为一项政策之内有不少条文，而政策与政策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效果如何——跟着的行为或现象如何——要推断或解释可真不易。
我的投诉，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来是没有经过经济解释的方法来推断什么会跟着发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么经济学的，对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着分析什么。蠢人不说，但不少聪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对头。当年老师艾智仁就曾对我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对经济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设计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经济感受。毫无贬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经济感受好，经济解释的法门对政策的取舍是没有帮助的。佛利民在生时几次对我说，数之不尽的人──包括数之不尽的聪明人──不可以学经济。
转到本文的重要话题吧。一项政策会带来的效果，原则上经济解释可以推断得很准确。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会，见仁见智，牵涉到价值观。这些不是作经济解释的专长。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但当我说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观的科学方法，解释或推断这些效果会出现。后者是经济学者的本份，他的价值观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经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其推断是否有经济解释的专业水平。
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与愿违相差甚远，显示着设计这些政策的人或则没有作过经济解释的推断分析，或则专业水平不足。我也不怀疑有些人混水摸鱼，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或受到某些压力团体的左右，推出对社会为祸不浅的政策。在先进之邦，或腐败之国，这些行为常有。我认为这些年中国的共产党不容许这些行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为中国不会有今天。
这里我要诚恳地作出如下建议：北京的任何谋士建议任何政策，必须通过经济解释的方法，用上严谨的逻辑，详尽可靠的资料，把这些政策将会带来的效果说得一清二楚。这些推断要找懂得经济解释的人作评论。牵涉到国家整体，是对是错其差别动不动以千亿算，双方都要负责。建议政策推错了效果的要负责，评论的人认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错了也要负责。赏罚分明，至于赏什么罚什么，我的书生之见不便说了。但如果对政策效果的推断可以下赌注，我会是个常客吧。
回头说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我搞不清楚。但何谓经济解释，因为有科学方法的约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视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解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