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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蚕食理论到效率工资

  前文《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些政策上的要点,但写到中途,想通了整体,认为是难得遇上的顶级经济学,立刻缓慢下来,用足心机,转为向同学们示范一下:这就是我信奉的经济学的正规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数学表达,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浅的,但变化多,推断与解释有深入的层面。虽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么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随意发挥,整篇文章只写了五个小时,但我天天观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该文用上的概念相当多,包括成本、租值、价值、交易、合约、均衡、竞争等。约束行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它。同学们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里,其实无处不在,到处皆是。这种砌来砌去的经济分析要讲逻辑,也重视真实世界的现象观察。要熟习,否则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货色就变得低档了。数十年来我对经济的发展推断得准,解释世事得心应手。这种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使我着了迷,每有所悟,废寝忘餐,暮去朝来,垂垂老矣。

  概念听来容易,每个概念可以几句说完,但要掌握得好动不动要几年工夫,要不断地想,也要不断地以真实世界的观察印证。一个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几年,十个八个岂不是要数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个概念一起学,互相对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毕业。问题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导,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经把自己所知的写进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当然比不上我亲自教。同学要多读几遍,到处作实地观察,或有可为。

  要怎样示范我说的困难呢?以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为例,他对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发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错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时,全盘错了。马歇尔伟大,因为错归错,他的分析架构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们后学的可以改进而完善之。不对,但重要,有启发力,我欠马歇尔实在多。

  举另一个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扬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处理均衡,发明不易,其实没有什么。一般学生几天可知大概,聪明的几个小时。但可以解释现象吗?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说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让我们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进了内容。真的不容易。从事者要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对世事知得多。

  记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长假,某国际知名足球队来港比赛,我见那么多年没有到现场看足球,托一位有关系的朋友购票。两个小时后他给我回复,说优座票早就没有了,劣座还有,而历来的经验,是大赛事优座票早就销售一空。这现象启发了我:为什么优座票价是偏低了呢?我跟着花了几个晚上到电影院去调查,又找了几位炒黄牛票的仁兄询问他们的经验。

  当足球朋友告诉我优座票历来难购,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语称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释。这是说,如果优座不满,购买了劣座的可能在开场后,见优座有空置,就「跳」到那边享受一下。如果老板把优座以偏低的票价出售,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老板的总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当时的电影院分上下两层,上层分超等及特等,下层分前座、中座及后座,优劣分明,优座的票价较高。我的调查简单:看看优座是否先满,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较多;看看黄牛老兄是否主要在优座票下注;看看优座的黄牛价的上升是否高于劣座的;看看上下两层之间不能「跳座」的情况与一层之内有什么不同。优座票价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说很快就肯定了,跟着找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找到几个有趣的,都没有被推翻,所以只几个晚上就知道有足够的资料写一篇文章。不认为重要,但有趣过瘾,发表不会有困难。

  回美后动笔,知道有一个理论逻辑的难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要证明电影院的老板减价让优座先满,他的总票房收入会高于不减优座之价。不容易,想了一个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赛尔开一个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几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这理论要点证出来。虽然作学生时「技术」科目成绩好,但后来少用数,认为劏鸡用不着牛刀,也知道数学是另一种天赋,与自己擅长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方法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没有任何数学的文章,多个假设与不同系数翻来覆去地纯用文字表达。巴赛尔读得开心,叫绝,说摆明要用数学证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证了出来,他和另一位数学经济同事找不到错处。这篇文章结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要看竞争者的行为而定。市价的决定是竞争的结果,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减价可以帮助约束行为,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辞。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红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红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红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作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等等的言论,我都看到效率工资理论的影子,看到座位票价,看到香港置地。回归新秀加进去的发明,是红萝卜与棍子再不是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这算是什么学问了?

  座位票价影响了老人家,老人家例举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响了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影响了回归新秀,回归新秀影响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赶回乡去耕田。是幻想吗?还是神州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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