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这副对联据说是翼王石达开为一家理发店开张时写的。有点杀气腾腾，但幽默好玩，也反映着翼王有文采，不是一介武夫那么简单。是否出自翼王之手无从考究──六十多年前从一位姓阮的国文老师听回来。只是听到，没有读到。一九九三年我曾以此联作为另一文的引首，「以须」两个字究竟是哪个「以」哪个「须」大费思量。与舒巷城商量了一阵，认为「以须」应该对。那是指理发用的剪刀、剃刀之类，磨而砺之而问天下头颅几许也。
新春闲话，以这样的对联起笔，意头佳乎？佳也！刚过的鼠年实在邪，神州大地彷佛是受到了什么诅咒：新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与人民币的处理失误频频，再加上地球金融风暴，使经改的大好形势止于二十九年。牛年怎样看呢？我没有温家宝先生那么乐观。「邪」是要「辟」的，那就让我来「磨砺以须」吧。
任何人做任何事，有恃无恐占了先机。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路上走，所有眼睛向她看，她会走得潇洒；一个大富之君参加盛宴，有呼风唤雨之能，其感受穷光蛋是无从体会的；姚明只要站起来，对手就冷了半截……我呢？一介书生，早逾古稀，彷佛杜工部老来之际，茅舍给孩子们掷石头也无可奈何。然而，对读书人来说，今天的世界比杜老昔日好过：只要拿起笔，对着格子，就感受到武侠小说中说的一阳指，理直气壮，只要能写得文气如虹，掷地有声，有恃无恐矣。
记不起是谁说过：一个思想，只要表达了，就不会完全消逝。我深信这句话︰自己四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今天仍在。三十年来我以中文写下的，今天久不久在路旁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读者提到。不需要有传媒或互联网之类的协助——虽然这些协助来得很夸张——而是今天的纸张便宜，文章结集只要印制数千本，二百年前的读书人就斗不过。是的，唐、宋时期的读书人要比我们厉害好几倍才可以有「思想不灭」的能耐。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爱国人士。三十年前开始以中文动笔，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中国开放改革，机会难逢。其二是学有所用。其三是心有不甘，也不信邪，要拿起笔来发一下牢骚。不要告诉我炎黄子孙的劣根性。不良份子当然有，但我认为是少数。中国人聪明，吃得苦，为什么沦落如斯呢？当年高斯、艾智仁和我都认为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悬案。我不要再提二战期间在广西认识的小朋友的不幸。要说的是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有足以令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骄的成果，每次与几位朋友花两三千元吃一顿晚饭，不管是谁出钱，我总是想到那是一个本领不弱的劳工两个月的收入。不公平吗？当然是！
说过无数次，中国如果不能把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改革怎样算也是得把口。要怎样处理才对我是专家，绝对是。所有靠得住的经济理论都说是艰巨工程，但我期待了很久而又认为一定会发生的，终于在二千年开始出现：农转工急升，农产品之价上跳，而农民收入的上升率远高于城市的人。虽然预料到，但来得那么急，那么明确，使我把三十年才能「完工」的预期调校为十五年，时间减了一半。有谁会想到鼠年为祸呢？
信奉科学，然而，鼠年发生的事，好些要点我摸不准。好比新劳动法，执行之前此法的不良效应我推断得一丝不差，却推不出为何北京真的执行。我当时以为这些效应事前应该明显，北京会知难而退。好比金融风暴，当二十个月前次贷事发，我知道严重，立刻警告了有关朋友，但想不到美国的金融制度会是复杂如斯。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深不可测也。至于宏观调控与人民币的处理失误，我倒是看得相当准的。准也没有用，大声疾呼也没有用。这显示着经济学的解释及推断能力，在某方面可以准得精彩，但牵涉到政治与权力利益，这门学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所谓公共经济学，耕耘者无数，但成果到今天还是近于零。
三十年来为了关心而动笔，说不希望有关当局会听我说是骗你的。然而，希望归希望，我这个人不傻，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影响力。说过了，如果我着重当局要依我说的，不会活到今天。有时禁不住发脾气，破口大骂蠢到死，但北京的朋友还是放我一马。他们看来知道我是个学者，从来不踏出学术的范围一步。我的本领是解释，是推断，摆下擂台所向无敌久矣！
除了这里那里发一下脾气，不断的关心，写文章的另一个意图是希望思想不灭，希望文章可以传世。这是人之常情吧。再另一方面，巧逢中国改革，多年来为了自娱我玩一个封路游戏。是简单的玩意。有关当局听不听我说的无所谓，但我把行得通的好路都提了出来，签上了名字，算是把路封了，你要走就无可避免地给外人认为是听我的。封路，不收买路钱，你走不走？多半你自己也想得出来，但我先说了，你怎么办？不收买路钱，你走了，不知就里的人总会认为你是向我打了个招呼，象征上买路钱是付了的。
封路游戏是好玩的，但不容易。一则封了的多条路不能互相矛盾。二则不能封错了路。三则要解释得清楚，逻辑井然。四则要推断得准绳。后者最重要。
说过了，解释得出就是推断得到，所以原则上二者相同。放大看有如下之别：解释是拿着一个既有的现象，然后追溯促成这现象的局限转变来作解释；推断（或推测，不是预测）是先见局限的转变，然后推断还没有见到的现象将会出现。原则一样，但这样划分推断比解释远为困难。这是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现象的发生通常起于几个有关键的局限转变的组合，事发前推断不容易拿得准某组合是否足够，而又不容易判断其中局限转变的稳定性。为了自保我喜欢说明局限如再有变推断作别论。
经济学没有宏观与微观之分，那些认为我不懂「宏观」的专家，跟我比赛「宏观」现象的推断会是很尴尬的。不止差几条街吧。强把宏观与微观分开来处理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掌握到经济科学。
数十年来，我对自己的推断的准绳度是满意的（一位朋友曾经记下我作出的二十六个推断，说全中）。是简单的秘密：拿不准有关的局限变化我不说。不可能百发百中，但我要有七成或以上的把握才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当一九八一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时，我的把握高达九成。奇怪当时除了高斯，没有一个经济学者同意。当一九八三年我见合同工开始在南中国出现，立刻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因为局限的转变愈来愈稳定，而我的理论架构否决了走回头路的可能。把握提升到十足了。
想当年，用上了经济科学的推断功能，「签名封路」这个玩意往往使外人觉得北京是听我说的，对国家的改革起了影响作用。其实除了三几次比较明显是听我的，其它都是我推断在局限的转变下他们会那样走，就先说出来，把路封了。
这几年局限的转变不对头，我逼着频频把坏路封上。北京的朋友果然选走！感慨万千，买路钱不收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