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二○○九年五月十二日发表后，有头有脑的朋友一致赞赏(一笑)，认为很有说服力，而网上客近于一律支持。难得的是一位北京的朋友看得出该文是综合了几年来我对货币与汇率的思维。 说「难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作了一个庞大的综合，要得到该友的提点，自己反复推敲，才知道他说得对，没有一点漏网。其实早就要写该文，但认为变化多，恐怕读者不明。最近为了一些事，也为了要赶书展结集成书，赶出该文，无意间把这综合写了出来。朋友说写得清楚。
本来打算以该文作为结集的末篇，但周小川先生于五月十五日发表了一些「放开」言论，两位朋友说是受到我十二日的文章的影响。我细读周先生的言论，认为不是。周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而这次我认为他说得不错，把一块大石放下心头。放开汇管，搞国际金融中心，周小川无疑是中心人物，如果他不懂，或乱来，后果不堪设想。这次周先生的言论，我不同意的是《信报》的大字标题：《周小川：沪港合作建金融中心》。不同意，但认为是政治上的需要才那样说。正确的经济分析是：合作当然，竞争也当然，市场的运作会带动这些行为，政府不用多管，而周先生说的「配合、取长补短」，也是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处理的。政府多管，扰乱了市场的运作，会有大麻烦。应管的不管，不应管的却管了，是愚蠢的行为，虽然我明白这些行为一般其实不蠢，而是某些利益团体在幕后操作。
纵观这几年周先生的政绩，骂过的不再说，我认为他处理问题是偏于向复杂的层面走。这不对。如下是我对中国处理国际金融中心的简单处理的看法：
（一）放开或解除所有汇管很容易：公布、放开，就是了。连带着这放开要让国际汇率自由浮动，但要先把人民币先下一个锚才安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放开汇管而不让汇率浮动的例子，以外汇储备应对，短期可以，长期可以是灾难。
（二）印制面值五百元的人民币钞票，千万不要忘记把一些英文字放上去，只印RMB三个字母应该足够。几年前我提出过这两点，央行可能早就办好了。
（三）要先把人民币下一个固定的锚才让所有汇率自由浮动。不要用外币为锚。我提出过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佳的选择。这篮子的物品为何，比重为何，是央行的重要工作。
（四）放开汇管，把人民币无限量地放出去，换回来的是外汇。有了一篮子物品为锚，不仅外间的好事之徒难以兴风作浪，央行的外汇进帐会是很可观的。可以赚很多，但央行不要贪图这些，而是要把这些赚（换）来的外汇放在一个独立的储备基金，与央行现有的外汇储备分开。这独立基金的钱是要作投资的，要避开金融或外币的投资。下注要着重于实物，例如矿物或矿藏之类。这独立基金的存在会增加外人对人民币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这基金是用作维护人民币的币值。
（五）容许所有外地的金融机构到中国开业，不要再搞什么关系游戏了。关键问题不是外资的资格够不够，或资本够不够，而是投资者的权利有没有足够的保障。中国搞责任承包搞了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怎样做，外间怎样处理是外间的事，北京要设计自己的金融责任制。高斯（国内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观点重要。他说的是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用之于金融也适宜。记着，处理责任界定与权利界定要简单，要清楚。
（六）人民币要成为一只国际货币名牌，要基于国际人士的信任。所谓面系人哋俾，架系自己丢。与一篮子物品为锚重要，更重要是中国的生产力。二○○二年我在南开大学说过，真正支持人民币的本位是刻苦耐劳而又聪明的中国人。这方面我们有十三多亿，冠于地球，要怎样发挥这十三多亿的生产力是北京的重要工作了。
（七）如有需要，北京不妨设立一个外汇对赌基金，赚一些炒家的钱，在国际上做点善事。
（八）听说周小川先生喜欢聘用外地的顾问，这点我是反对的。我认为不熟知中国的经济体制的人没有资格作什么建议。最近的金融危机显示，美国的金融专家很懂得为自己赚钱，但论到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体制的合并运作，他们近于一无所知！中国的经改有成是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搞金融中心也要相信自己的智能。
不少人会羡慕周小川先生的位置。他现有的职位可以替国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国际金融中心做得对，做得好，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今天是数千年一遇的大好时机，错过了，将来的历史评价会是很尴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