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上的很多问题是和说假话联系在一起的。上市公司做假账欺骗投资者，或者庄家和上市公司共谋行骗，都是在明显的私利推动下公然撒谎。当然结果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恐怕没有人愿意公开为之说好话。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说不真实的话好像还有一定的道理。
在经济评论和股市评论中，可以看到很多过度的从而也是虚假的溢美之词。其中有些作者可能并不是要蓄意骗人，只是潜意识地觉得多说好话总是不错的。姑且将这些称作“善意的假话”。这里的引号不可以省略，因为动机这个东西常常是讲不清楚的。如果读者能正确区分溢美之词中的水分，那倒也罢了；如果读者信以为真，也是一种受骗。
在有些时候，“善意的假话”可能形成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是涉及到重要的社会问题，还可以形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义和团打洋鬼子，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假话，说义和团的符咒能挡住洋枪洋炮，然后就真的喝了符光着膀子往上冲。再比如说“大跃进”时期，宣传上说按照“大跃进”的精神和办法一亩地能产很多很多的粮食。这两件事情的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在这些假话的后面有一些大帽子。谁要说义和团的符咒没有用，轻一点说是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重了差不多就成汉奸了。在“大跃进”的时候，帽子更多，最后大家都说假话。在帽子的背后，有一种逻辑，就是说话要考虑社会效果。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相信说真话和好的社会效果是一致的，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时时事事都是这样，就没有必要考虑说话的社会效果，只需要考虑真实性即可。将社会效果相对于真实性独立提出来，意思是，在有些情况下，说真话的社会效果是不好的。进一步的意思是，在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就应当说不真实的话。这一点，算是鼓励说话不实的理论基础。
关于说真话与社会效果的不一致，一个经常举出来的例子是医生对他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撒谎。在一本为小孩子写的寓意故事里，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说医生撒谎以后，病人不知道自己患病，就非常快乐地活着一直到死。结论是撒谎有利，因此撒谎有理，当然应该撒谎。仔细想想，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理论。
首先，如果病人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也许有些重要的事情想做，比如说出于切肤之痛，想写一篇反对撒谎的文章；给医生“善意”地骗了，想做的事情没有做。第二，张医生认为病人患了不治之症，也许李医生有办法。如果张医生如实相告，病人没准就找到了李医生。或者，这个病在今天是不治之症，明天也许有了什么发现发明，找到了治疗的办法。当然医生应当也记着这件事情，听到有关消息后赶快去告诉病人。不过，别人的事情总是别人的事情，张医生或许忘了这事，这就有点像过失杀人了。第三，医生可能出于这样那样的个人考虑而将可治之症当作不治之症对待，比如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本领不高，将自己治不了的病当成不治之症。这样已经不是过失杀人了。但是，有了撒谎有利有理的理论，万一追究起来，就说是好心办了错事。再进一步，可以用欺骗的方式实现蓄意的谋杀，给人发现查起来，充其量只是个过失杀人。
最后，在“善意的谎言”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时候，医生想着骗病人，病人也知道这一点。一个人本来没有病，找个医生检查一下，医生据实相告。这个结论也许会将无病者吓个半死：连医生都说没有病，看来是不治之症了。这就应了“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个话，就是经济学里的“理性预期”的意思。在均衡状态下，真的假的都有，只是很难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社会效果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难判断的，常常是一个人一个看法。很难判断而又要判断，就产生了武断。关于社会效果的武断一来，麻烦就大了。你这么说，我那么说，很激烈地辩论，急了就拿帽子扣。
从分析社会效果再发展一步，就到了对说话动机的分析，就是诛心。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社会效果不太容易说清楚，而动机好说。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就算社会效果不好，也可能不是故意破坏；只有蓄谋的破坏，才令人痛恨，所以想要很痛快地将一个人骂倒，就说他的目的很坏。这一点倒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日常生活中谈论人物，诛心的说法是常常出现的。一旦到了这个层次，穿凿附会、断章取意、文章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种种情况就很容易发生了。
还有比诛心更厉害的，就是分析利益关系。拿了卢布或者日元或者美元，说话就是替外国人说的；做股票的人说的是一种话，不做股票的人说的是另一种话。拿这样的逻辑来引申发挥，说话就很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