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们穷，而是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已经没有道德教化的制度了。所以不仅穷人精神上穷困，富人精神上也贫困。在这一讨论中，人们忽略了富人的一面。作为施舍者的富人要求受助者说声“谢谢”，但却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同时感谢受助者给了你一个可以施舍的机会，愿意接受你的施舍。当然这是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有些富人施舍的目的是炫耀，想获得更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施恩的富人和没有感恩的学生做得是差不多的，二者都存在着精神上的匮乏。而这种匮乏的根源在于现在整个的社会没有了道德文化资源，没有系统的道德教化的制度安排，穷人和富人都没有一个道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和富人谁也别有道德优越感。所以说要求这些受资助的学生有这样的道德水准，其实是一种挺高的要求。这是一个更为深入的道德问题，不仅在于这些学生是否感恩。
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确实没有义务给别人钱，给别人财富。但是如果你这样去做，就比一般的人要高尚，当然不能怀有太多的动机。如果说“施恩就是图报”，也不能说这就不好，因为这样做总比那些根本不施恩的人要好，要高尚。而只能说对于不同的人，道德水准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换句话说施恩是有层次的，因为你很难去说“施恩就是不图报”。
比较完满的做法应该是找到一种自尊的感恩方式，也就是说感恩需要一种恰当的表达形式，既能感恩，又能保持某种自尊，这样才是最好的。现在有的做法是通过开感恩会，记者媒体去报道，但是在此要考虑穷孩子和富孩子一样，他们的自尊心都是非常强的。穷孩子想表达感恩，但可能会更敏感。如果社会要做得更善意的话，不能简单地说你要感恩，而要考虑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感恩。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对人不太尊重的做法，说明媒体从业人员本身也没有受到过系统的道德教化。当然我们假定媒体的道德动机是好的，是想做好事，但是缺少一种道德能力。
捐赠是有高下层次之分的。施舍别人的同时还要感谢别人接受你的施舍，这是施舍的最高境界。但是也有一个施舍的最低境界，就是说“施舍就是图报”。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施恩图报”的功利主义也没有坏处，因为不这样的话可能会减少很多愿意施舍的人。但这不是施舍的最高境界。有的人施舍确实是想让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施舍的制度安排也是按照这种最低的道德层次要求来设置的，并且非常细致。比如有的学校一个教室，一个讲座是某人捐赠的，就挂着捐赠人的名字在那里，或者一个教授席位的冠名等等。这样的施舍制度设置比较细，就有利于道德层次较低的人也能够去做捐赠的事，同时获得一个声誉上的回报。这是比较低的施舍层次。但是如果他们指责受助者不感恩，就指向了道德，在此就会存在某种悖论，因为这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交易，也就是说感恩无形中成了交易的一部分。当然，一个人施舍了想获得一定的回报，比如受助者接受了捐赠，必须要给捐赠者写感谢信，不写就不再资助，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很有道德，是不需要这些的。在此并不是说施恩者不高尚，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交易问题、合约问题了。
我们的社会一直以来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的人利用社会的同情心来骗取钱财，或者有的时候社会的同情心和你的需要不能形成正比。比如前几年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几个贫病的女孩接受了社会的捐赠，但是多出了数十万元没有用完。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需要设置比较严格的制度来有效地使用捐赠。当然在设置制度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捐赠看成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只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在捐赠的底线上展开的交易。就是说这样的捐赠是一种合约，捐赠人不和受助人直接打交道，而是由某些机构来代理。这是最低层面的捐赠制度设置。其实权力制度的设置就是假设人性是恶的，然后去设置一套制度，所以说这套制度不是为高尚的人设置的。
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设置制度是不同的，因为人的道德层次有不同。社会确实需要一些最低层次的制度设置去约束最低层次的人，当然道德要求越高越好，但不能把二者弄混了，即把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变成对别人的要求，就像有些词是不能使用第二人称的。比如指责别人为什么不感恩，这是不能要求的。他不感恩，只能说是去教化他，而不能说要求他去感恩。当然如果是合约，感谢成了交易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要求别人。
其实道德是一种均衡。在儒家的经典伦理中，孔子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下都能做得很完美，“从心所欲而不愈矩”，因为他能够看到人和人之间道德规范的无形边界，并且能够达到这个均衡点。这是一种很强大的道德能力。如果没有综合的、系统的道德信条，只是零星地知道一些道德要求，就很容易只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比如富人会认为穷人接受了施舍就要感恩，如果不感恩，就去指责他为什么不感恩。其实施恩者与受恩者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孔子能够交换不同的角色考虑这些问题，他不在乎是谁，而在乎他能不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强大的综合的道德能力。
一个社会的道德，严格来讲是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积累有关的。尽管任何一个人可以通过经验理解道德，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那是很短暂的时间积累，因而是很不完善的，是十分零散的。一个社会有文化积累，有被积淀下来的道德传统，就会形成比较成熟和丰满的道德体系。如果一个社会把过去所有的道德文化传统全部打碎，并且抛弃掉，就不可能很快建立同样系统的道德传统。人类社会之所以高明在于，人可以从他的父母和长辈那里学习前人积淀下来的道德规范，并传承下去。如果没有文化道德传统，大家都从头开始，通过自己的经验教训来总结和认识一些粗浅的道德道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野蛮人的道德水平上，文明不可能提升。因为我们把原来的文化传统都打碎了，外国的又进不来，所以大家又都成了野蛮人。
当然，没有系统化、制度化的道德教化安排，并不表示这个社会就完全没有道德，因为任何个人可以从经验中获得道德，也可以从外界获得，比如在外国社会的新闻报道中。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道德教化的人，他的道德自觉能力是不会高的，因为他接受的道德信条是零星的，他提出的道德要求也会是零星的，而不能是完整的。一心向善当然很好，因为你知道不道德对自己是不利的，并可以通过你的经验总结出一些道德信条来。但是要知道中国的历史，前辈们积累的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就没有用了吗？其实这些道德传统和你的父母积累的道德信条相似，你父母的话你不可能完全不听，只凭自己的经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需要去挖掘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资源，建立起制度化的道德教化体系。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他们是有教堂的；在伊斯兰社会，他们是有清真寺的；在佛教国家，他们是有寺庙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家族祠堂的。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
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是靠家族祠堂来进行道德教化，另一个是靠政府，通过读圣贤之书然后考取功名的士大夫来进行道德教化。传统中国社会，政府有一个道德教化的功能。这主要是指作为官员的士大夫，而不是皇帝。这是我们的历史。其实现在也有类似的东西，比如很多的单位、公司和企业都有道德教化功能的“教堂”。包括天则所也是如此，我们每周一的例会就是在谈道德，讨论社会上的一些事。而在西方社会，他们每个礼拜去教堂礼拜一次，听教堂的牧师讲道。比如平安保险公司，他们的员工早上起来要念孔子语录，唱欢乐颂，这是中西结合的。还有专门讲企业内部事情的内刊。从平安保险公司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资源是很多的，它就运用了中国儒家的资源和西方的资源。其实电视传媒也是一种资源，像于丹讲《论语心得》，很多人去听，那也是一种很强大的传播工具。这种电视传媒的形式现在西方也运用，她的教堂也运用，比如有很多的宗教电视台和网站，你都可以去看。其实现在的中国农村也还有一些宗族进行道德教化，一些专业文化协调人会被请去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问题。谁和谁打架了，他们就过去调解，类似于以前的宗族祭祀人员，但已经不是那么系统化了。
从历史角度来看，推行道德教化一种是教堂、清真寺等有形的宗教形式，中国的祖先崇拜也是一种类宗教的道德教化；还有一种就是政府的道德教化，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作为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其实不单指皇帝的官员，而且还有自己的道德义务。比如知县有一个义务就是教化当地的老百姓，而不仅仅是皇帝给他这样一个官位。共产党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我们也讲道德，但那是把道德完全当成了政治统治的工具，比如以忠不忠于毛主席来评判你是否有道德。道德教化变成了这样，完全被扭曲了，那是真正的礼崩乐坏。
政府强力进入道德领域，把道德意识形态化，其实是毁了道德。因为一方面推进政治意识形态替代道德，使道德原则被扭曲了，同时也把道德推向极端，比如说谁家来了个异性，“小脚侦缉队”就会透过门缝去监视，像是抓奸似的。这就走向了极端，男女之间本来正常的交往都变成了不道德的事情。其实王朔讽刺的就是这种“道德”，但是他错在认为没有道德，错把伪道德当道德，认为真正的道德是不存在的，于是调侃道德，解构道德。但是他没有明白，实际上还是有道德的。
道德教化需要有资源支持，比如西方的教堂曾有什一税，现在你去教堂礼拜是要捐赠的，当然是自愿的，比如牧师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就有人端着银盘子挨个地接受捐赠。伊斯兰教的天课，现金部分是收入减去合理开支后的２.5％。这些宗教都有捐款的形式。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祠堂也是有公产的，用来支撑进行道德教化的事情，过去的官府也有税。因为社会上需要一些人来做进行道德教化的事情，但是必须要有一套制度来提供资源。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朋友，他不是教堂的牧师，而是到处游走讲道的牧师，比如说哪儿的朋友遇到了问题，他就开着车过去给他们讲道，分析问题，活用《圣经》。但他不会白给你讲《圣经》，也收取一定报酬，那时年收入约为7～8万美元。所以说总得有一种运作道德教化的形式，因为我们不能说进行道德教化就不能一分钱不挣，那是不行的，道德教化者无法养活自己也不行。孔子教化学生的时候不也要收干肉嘛。道德教化也要收钱，这样才能够持续。
当然，推行道德教化最好还是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来做就会拿道德当交易。即使那些非营利组织也有腐败的时候，如欧洲罗马教庭的赎罪卷，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宗教腐败。
同时我们知道人是不同的，有的人“生而知之”，确实有这样的人，比如像六祖慧能，他是不识字的，耶稣也是不识字的。所以说道德是有层次的：一种是“生而知之”，一种是“学而知之”，还有一种是盲从。“生而知之”的人是最高的境界，这种人不需要别人去教化就能够做到很有道德。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人是非常少的。因而社会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把那些中等道德的人提升起来，低等道德的人不让他作恶。中国传统社会有两个层次的道德教化，一个是君子的教化，就是你去读圣贤之书，读儒家经典学说的道理，去理解和提升。还有一种是小人，就是一般大众的道德教化，他们是盲从的。像孔子说的：“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就是说君子就像风一样，君子往哪里吹，小人往哪里倒就行了。一个社会从组织程度上讲应该是这样，因为很多人是在很低的道德层次上，你没有办法，只能通过社会的主流文化精英去教化他们，甚至是吓唬他们，只要他们盲从就够了。这个道理在西方也一样，其实只有少数的精英真正知道基督教的真理，大众只是一种盲从，一种神秘主义的感召，甚至是一种恐惧。基督教对于中下层的人会说所有人都是有灵魂的，而且耶稣是要复活的，复活的时候要清算你所有的账。这是最低层次的约束。但有的人很高尚，并不需要这样的约束。所以从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来讲，不必去考虑拥有高层次道德的人，比如像圣人，王阳明这样的人，是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考虑他们的，他自己不用读书学习就能够悟道。对于一般的大众，中等道德层次、甚至是中等以下的人怎么办？这个时候就需要靠功利主义的东西来约束他。其实宗教有时候也是功利主义的，比如灵魂说也好，来世说也好，就是告诉你一个逻辑，是有来世的，如果你不积德行善的话，来世就要变猫变狗。如果我真信这个，心灵即使不那么高尚，也能约束自己不要去做坏事，甚至还有可能去做好事，这就行了。
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应该崇尚那些道德水准很高尚的人，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也不要鄙视那些由于功利目的而变得比较有道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