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掌柜为何焚烧掺假油？

    京剧《走西口》以美轮美奂的戏曲讲述了康熙末年的一个晋商故事。戏里晋商焚烧掺假油的情节与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某些场景有些相似，但是这出戏凝练的矛盾起伏、饱含张力的器乐渲染、曲折婉转的唱腔和演员出神入化的表演，使这些情节凸现电视剧所不具备的惊心动魄之效。
    晋商常年奔波在外，有的一去不回生死不明，有的三年五载才能还乡团聚。留守乡村的商妇不得不忍受别离之苦，既要管理农耕和家政事务，又要上敬公婆下抚幼子，承担主妇责任。所以，每逢晋商还家，这些主妇就如同过节一般。“晋德裕”商号的大掌柜常雨桥和师弟（二掌柜）石礅子回乡为常母祝寿，股东们喜气洋洋地送来诚信天下的贺匾，不速之客钟雪儿则带了一块写有“欺世盗名”的黑匾和三桶麻油上门。常掌柜等确认，油品是晋德裕一家分号出售的，分号主管是石礅子。油桶当场开封，常掌柜证实一等品里掺了次等油。他当即表示，一定要把掺假事件查个水落石出，按商号规矩处理责任人，给股东、同业和顾客一个交待。于是寿筵未开，就辞别老母带人奔向出事分号。
    二掌柜石礅子承认，手下一个大伙计因媳妇私奔而酗酒误事，丢失骆驼20峰，损失货物价值5万两。他为了替这个伙计遮掩并摆脱事故造成的资金周转困难，才把三等油掺进一等油，以次充好出售。没承想被顾客抓住把柄，那就认打认罚认赔偿，只是不愿按规矩被驱逐。此时四方客商因掺假事件纷纷退货，晋德裕顿遭巨大的资金压力，然而常掌柜果断决定：第一，以双倍价格回收掺假油；第二，开除创业伙伴石礅子；第三，焚烧回收油品。可是，晋德裕的股东们赶来阻止烧油，要求低价处理。石礅子悔恨万分地表示，离开商号并购买所有掺假油。伙计们既为石礅子求情，又支持低价售油。钟雪儿则跟来叫板，看常掌柜是否能“以义制利”。常掌柜借用师傅临终留下公平秤的故事，把诚信为商家之本的根由和焚烧掺假油的道理，说得各方人等点头接受。结果，掺假油被付之一炬，晋德裕重建信誉，钟雪儿心服口服前来认师兄，原来她就是师傅多年前失散的女儿。
    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来看，常掌柜对掺假油的处置方式实属极端，因为这些油料毕竟不影响食品安全。但设身处地为常掌柜着想，处理非常之事也许只能用非常之举。首先，打假者钟雪儿送黑匾无疑产生了爆炸性新闻的效果，常掌柜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不得不用激烈手段强化自己传递的信号。其次，品牌关系到商号的生死存亡，晋德裕的“号规”实质上是一个维护品牌的制度。常掌柜的做法都有制度依据，戏里展示的矛盾不过是以最直观的方式说明，当制度和利益冲突的时候，常掌柜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如何痛苦地执行制度。最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所以最终支持了常掌柜，既是出于对商号长远利益的考虑，也是迫于打假者的监督，而常掌柜的选择则更多地是来自诚信经商的理念，来自商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的自我约束。在此，这出戏点明了商业行为规范与个人自觉遵从的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因而得到光彩的精神升华。
    由常掌柜的案例，联想到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对商业伦理作用的精彩比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262-263页）：“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良好的商业行为基本准则有点像氧气：只有当缺少氧气时我们才对它感兴趣”。京剧《走西口》的创作，无疑与当今中国经济活动欠缺行为规范密切相关。不难见到，频频见诸报章的消费者受害事件以及屡禁不止的欺诈行为，已经使不少人以为，欺诈必然与市场经济相联系。可是只要实地感受一下发达的市场经济，就会明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误解！
    20年前，我在德国参观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企业时获知，每个企业都必须执行产品跟踪制度（tracking  system），保证每一个产品在从农场到消费者餐桌的历程中，每经过一次商业交换都被打上一次标记，以便在产品出现问题时追查根由。近日从一位德国同行那里得知，10年前疯牛病引起广泛关注，欧盟对畜产品跟踪制度有了进一步的立法规定。每头奶牛的牛奶及其相关奶制品、每头肉牛的生肉及其相关肉制品不仅要有直接身份来源记录，而且还要附加一条产品源头记录，即标明每一头奶牛和肉牛的  “父母”。这样，如果有任何问题出现，都可以从产品旅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开始“顺藤摸瓜”，查明原因并处理相关产品和责任人，而不必销毁所有产品。显然，新制度既能保证食品安全，又顾及到资源节约。尽管产品跟踪制度的实行增加了所有相关厂商的成本，但是在消费者和厂商的积极参与下一直成功地贯彻至今。任何犯规者不仅会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还会遭到社会鄙视。前者可以说是制度的惩戒作用，后者显示的则是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约束。制度和伦理如同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按照Sen的说法，目前常见的经济学专业理论之所以忽略伦理道德分析，并非由于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已经成为存而不论的前提。
    进一步讲，“诚信”与“严守规则”互为因果。这仍然可以借用德国案例来说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Stuttgart留学，不经意中即见识到，“严守规则”并不只是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规范，也不只是经济领域里通行的伦理道德，而是一种如同血液成分一样注入德国国民心中的民族性，是他们从小就在教育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和生活习惯。因此，正常成年人无论在任何地方或任何领域犯规，即使到不了被正式规章制度惩罚的地步，也会被别人视情节轻重而分别给予“侧目”或“不齿”的社会压力。只不过，若是在公共机构或政治领域犯规，那就很可能在受到制度性惩罚之外面临更沉重的社会压力。那时候我曾看到媒体追踪石荷州大选，从中得知，来自执政党基民盟的州长窃听竞选对手电话，事发后竭力为自己辩护，不想又被证明撒谎，结果他就借出外度假之机自杀了。这位州长属于基民盟的少壮派，在舆论中被视为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科尔的政治继承人。我为他如此断然结束生命感到惋惜，就问好友Beatrice  Knerr博士，这位州长是否还有别的出路。Beatrice曾在石荷州首府Kiel大学读研究生，熟知那里的政治人物。她告诉我，这位州长早就以政治为职业，娶了俾斯麦首相的后人为妻，在德国北部有强大的上层支持。可是只要公众知道他既犯规又不诚实，那这个人的政治生涯就彻底断送了，所以他会绝望到放弃生命的地步。我又问：“那他不是还可以去企业做事吗？”Beatrice回答：“无论什么企业都不会接受不诚实的人！”我再追问：“自谋职业总可以吧？”Beatrice分析道：“当然可以，他家很富裕。问题是他一贯雄心勃勃，如今眼见得将会耻辱一生，他哪里会另作选择！”
    正因为诚信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品德，而并非只是对商家行为的要求，德国人从牙牙学语时起，就由家长、幼儿园、学校以及各种课外活动团体负责引导，学习和实践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因此，他们既对犯规行为保有本能的警醒，又有维护制度规则的自觉性。有一段时间，我和Beatrice都注意到学校食堂菜谱总是重复。我的感觉只是“倒了胃口”，而Beatrice则言辞激烈：“食堂里肯定有人搞鬼，咱们的饭菜有政府补贴，现在吃的不值那么多钱。我要检举他们！”结果，还没等她去检举，食堂的负责人就被传讯，Stuttgart的报纸报导了学校采购员贪污事件的始末。原来，学校早就有人采取行动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每一项规则的建立，几乎都缘于对不良行为的反应。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今拥有的伦理和制度，都曾经历过对大量“不规范”和“不道德”现象的艰难纠正才得以形成。这一点，从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制度空白，“钻空子”、“打擦边球”的现象几乎司空见惯。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在制度已经建立的地方，总还有人另寻对策，以至于制度形同虚设。这在政治和学术领域都不例外，造假和腐败的案例俯拾皆是，但无论是制度惩罚还是社会压力都不到位。古时候，中国曾有“法外开恩”和“刑不上大夫”的习俗。到如今，犯规官员平调他处和犯规学者悠然事外的情形也不少见，这无疑给社会留下了坏榜样。其实，绝大多数国人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现象都深恶痛绝，有的网络作者甚至激烈地质问：中国人是否缺少道德基因，足见其对不良社会风气是怎样地恨之深痛之切。我这里讲述京剧《走西口》的故事和德国案例，不过是想强调，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重建，需要每个人的主动参与。作为学者，最先考虑到的学术责任有如下两点：
    其一，弄清当代中国需要怎样的伦理道德。这就不但要继续审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摈弃糟粕取其精华，而且还要学习成熟市场经济隐含的伦理，吸纳国际社会通行的行为规范。《走西口》便是以艺术形式对商业伦理的一次成功探讨。
    其二，重建学术伦理。把现代经济学引入国内的人未尝不知道现代学术规范，经济学人完全可以“从我做起”，例如，不发表质量不过关的作品，不给不合格的学生发放“通行证”，等等。这原本是对学者最基本的要求，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就不难做到。然而在缺少良好学术伦理的环境中，一个人只要认真执行这些基本准则，就能给外界一个强化的信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其效果，必定与常掌柜焚烧掺假油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