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私人物品的私人选择中，成本与收益的联系直接而真切，而关于公共物品的公共选择中，成本（税收-价格）和收益的联系间接而疏远，因此需要一套公共选择程序尽可能密切二者的联系，使得二者的联系不因为民主政治过程和官僚固有的预算最大化行为所扭曲。布坎南主张遵循古典财政原则：谨慎财政平衡原则，或“平衡预算原则”，反对财政工具论。
2013年1月9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和宪政经济学之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在美国去世，享年93岁。布坎南是继哈耶克之后又一代思想巨擘，在经济学乃至整个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
布坎南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方法运用于公共政治领域，开创了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运用其一贯的方法论和经济学工具分析财政税收问题，成为与马斯格雷夫齐名而又针锋相对的一代财政学重镇，后期进一步思考重置经济学中心议题和经济学范式转换，系统阐述了与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范式针锋相对的交换范式，思考“宪政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
布坎南著述颇丰，发表20多部著作、300多篇文章，几乎涉及经济学的每一个方面，一些重要著作先后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民主进程中的财政：财政制度与个人选择》、《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应》、《成本与选择：一个经济理论的探讨》、《赤字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自由、市场和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同意的计算》、《宪政经济学》、《宪政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自由的限度》等。
1.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布坎南把这一假设推及所有职业人等，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也概不例外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布坎南把这一假设推及所有职业人等，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也概不例外，担任政府公职的人也是理性的、自利的经济人。布坎南以一套现实的假设替代传统上关于政府的浪漫主义假设。布坎南给那些一心关注市场失灵的人士提了醒：政府也会失灵，因此市场所不能（经常被误导性地称为“市场失灵”、“市场缺陷”）并不意味着相应事务必然交由政府去处理，因为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公共选择理论一以贯之把交易思想应用于政治领域。政府提供一揽子公共物品以换取税收，这是一对基本的交换关系，其中广义公共物品包括法律和秩序。选举政治中，还存在政治家之间以政策主张换取选票的竞争。选举战尘埃落定，当选政治家与官僚集团达成一组交换，官僚集团以落实政治家的政策主张以换取最大可能的预算。
2.
主张遵循古典财政原则：谨慎财政平衡原则，或“平衡预算原则”，反对财政工具论
1967年布坎南出版了《民主过程中的公共财政》，提出回归古典财政原则——民主财政理论。其中论证非常复杂，这里简要重述布坎南财政思想一些个别重要结论。私人物品的私人选择中，成本与收益的联系直接而真切，而关于公共物品的公共选择中，成本（税收-价格）和收益的联系间接而疏远，因此需要一套公共选择程序尽可能密切二者的联系，使得二者的联系不因为民主政治过程和官僚固有的预算最大化行为所扭曲。布坎南主张遵循古典财政原则：谨慎财政平衡原则，或“平衡预算原则”，反对财政工具论（“职能财政”，即财政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目的，而古典财政原则始终坚持财政乃是纳税人与集体行动主体即政府的契约安排，公民交税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
凯恩斯主义对古典财政原则发起的攻击最深刻、影响最持久。作为对凯恩斯主义预算平衡原则攻击的回击，布坎南认为财政政策的操作者对于经济体的潜在产量和实际产量的估计，以及经济紧缩究竟是经济结构变迁引发还是总需求不足引发等的判断不具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基础。经济体在几乎任何时候，总需求的增加将导致两个效应：就业和产量增加、以及价格有所上涨，即就业-产量效应和通胀效应同时存在。作为一种妥协方案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的预算平衡”并不能为立法代表理解，更不能为普通大众理解，因此不能指望该原则能减轻民主过程中放弃严格预算平衡原则所产生的偏倚。毫无疑问，已经运行在潜在GDP水平上的经济，积极财政政策必定扭曲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的评估。布坎南指出，只要财政预算被工具化，服务于所谓宏观经济调控，那么预算的规模和组合将越来越在人们的控制之外，而且公共物品的真实价格将被掩藏，个人因此也无从知晓该购买多少公共物品。对此布坎南提出了著名的“财政立宪”理论，使财政基本制度的立宪选择与在这些制度下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组合的选择分离，而在财政立宪选择阶段，采取一致同意原则。
作为经济人的统治集团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的反抗，为此煞费苦心在税收和公共支出两个方面制造出强大的“财政幻觉”。布坎南重新挖掘了意大利阿米卡尔。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思想。普维亚尼论述了税收方面的五种财政幻觉：生产公共产品的财政总额与个人贡献份额的联系被掩盖了，也即公共产品的实际成本被掩盖了（通过公共产业为公共产品融资；购买含税的私人产品不被私人感觉到纳税；公债；通胀）；“赢牌的人请客”式征税（资产让渡征税、遗产税、赠与税）；在人们值得纪念的时刻和愉快时刻征税（结婚证书、开业营业执照费）；利用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变化作为征税基础（把累进税解释为富人为防止穷人骚乱的赎买，富人也愿意）；威吓式征税（告知人们不征某种税则出现可怕后果）；大税分解为许多小税减轻纳税人心理压力（所以看来税种、税率一般都设置得很复杂）；不知税收最终归宿情况下课税。在公共支出方面的幻觉，是统治当局不让公众预算计划的规模和真正性质（财政预算要么粗略要么普通民众看不懂）。在前人基础上布坎南提出现代制度下的财政幻觉：预扣收入作为税收支付；累进所得税制；社会保障税；公司所得税（貌似与个人没关系，但实际上总是活生生的个人在纳税）；个人所得税均摊；资本利得税。
布坎南的结论很简单，把凯恩斯错误的预算平衡理论颠倒过来，重新确立财政账户收支平衡原则以有效控制公共开支，唯国家紧急状态等特殊情形例外。
3.
所谓“经济”，乃是一种结构，一套其约束作用的规则，在这套规则下结构之内个人各自实现各自的目的
经济学的马歇尔转向以来，不乏对主流经济学范式表示质疑的经济学家，而布坎南是对主流经济学范式发起攻击并予以系统性论证的著名经济学家。
布坎南想要确立的经济学的新范式叫“交换范式”，进一步扩展其边界则叫“宪政经济学”。主流范式又称为资源配置范式或最大化范式，其中经济问题被罗宾斯夫人经典地界定为“在各种可供相关的目的之间配置稀缺资源。”这一界定的致命缺陷在于对经济学事实的客观化；忽略了对约束条件本身的选择；忽视经济结构和过程，而这恰恰是交换范式或宪政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现象基于三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交换政治学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交换政治学”和“交换范式”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只是所用的表达术语的不同。布坎南认为政治活动像经济活动一样，政治是个体、团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一样，基础是交易行为。
经济学的交换范式把研究对象界定为交易、交换以及为实施和便利交易的制度条件。经济学的交换范式是一种合作视角，即充分看到“来自交易的收益”这一并不直观的基本社会现象。交换范式立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和理性选择假设。前者意味着不承认存在超越个人主义的评价源泉；后者意味着人们既在约束条件下原则，也选择约束条件。交换范式严格区分结构/结构内的经济运行；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内的玩儿法；过程/最终状态。
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适当范围有几对概念：结构、游戏规则、市场和政治过程。“宪政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互动过程。”逻辑上不可能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事态进行选择，正如玩牌或下棋的人不能事先“选择”输赢，经济互动的结果取决于全部相互联系的交换作出的个人化选择，又取决于经济的结构（即一组规则，如一视同仁的私人财产权利保护、强制契约执行、准入自由等）。以这样的视角，则经济既没有目的或功能，也没有意图，即“没有目的的经济”。在布坎南看来，所谓“经济”，乃是一种结构，一套其约束作用的规则，在这套规则下结构之内个人各自实现各自的目的。运行经济结构以及相应地，一套规则的实施，就会呈现一种秩序事态，因此我们又可以把经济视为“一种秩序”。经济中充满永不完结的交易。交易的“解”产生于互动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分别和独立做出的选择，这个“解”依赖于交易双方具体时间地点的决策行为，不是任何旁观者可以选择的，甚至也不是任何交易一方可单方面事先选择的。因此，“最大化”的真正含义是个人性质的，最大化没有客观含义，最大化是每一个参与者的价值，这种价值由参与者主观决定。
这一基本思路可以推导非常有力但极具争议的建议：布坎南断然宣称，通常所理解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应该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排除出去。因为常见于宏观经济学中的加总经济量如GDP、就业率、生产能力利用率或增长率都不是参与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加以选择的，也不是政治代理人能够选择的。宏观经济学忽视了经济的结构和过程维度，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引导经济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各项加总宏观经济变量的理想水平，布坎南揶揄道，“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连同那设计、建造和操控庞大的宏观经济模型的整个行业原本都无需诞生”。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1919年10月2日-2013年1月9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穆尔弗里鲍尔，194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83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有突出贡献会员。1983年——1984年担任美国北部经济协会会长，1984年——1986年担任M.T.皮莱林协会会长。他是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和宪政经济学之父，发展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学者。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编辑：Soki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