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的预言家——罗伯特·J.戈登

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

罗伯特·J.戈登（Robert J. Gordon）给美国“千禧一代”带来了坏消息：与19 世纪的前辈不同，他们不能将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其父母生活水平的两倍。

“我是个悲观的预言家，”76 岁的戈登坐在自己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西北大学的摆满书籍的办公室中如是说。戈登是畅销书《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的作者。该书认为美国可能要面临经济低迷，主要原因在于未来的发明不可能像1870 年到1970年那个“独特世纪”里的发明那样具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颇具争议。他认为，电力、内燃发动机、室内给排水设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难以复制，其后的大多数技术进步都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性的。

“我们从乘坐马车发展到乘坐波音707 飞机，但其后的运输速度并没有变得更快，”在芝加哥市以北密歇根湖畔的校园中，戈登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他说，“1844 年的电报创造了即时通信，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细化即时通信。”

象牙塔之外

2016 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使戈登声名远播，进入了象牙塔之外经济学家的行列。戈登估计自己已经接受了80 次记者采访，也收到超过200 封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此外，他还发表了公益性的TED 演讲，登上了电视荧幕。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 盖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

戈登的悲观观点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引起了共鸣。哈佛大学的劳伦斯· 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让“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众多学者都在努力解释这一现象。例如，在1970 年到2014 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工作小时平均产出）年均增长1.62%，而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平均每年增长2.82%。这本762 页的书详细描述了美国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变革的多彩画卷，从购物、娱乐到医药和银行等多个方面，即使是那些对其结论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对他的渊博学识表示钦佩。

“鲍勃对于过去的看法不容置疑，”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说。他与埃里克· 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合著了《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ry Age）， 该书认为电脑和其他数字科技对于智力的作用就像蒸汽机对于体力的作用一样。“他提出的观点非常好，过去的一百年的确是个特别的世纪。鲍勃与我之间的分歧在于对当前进行的创新及其未来发展的看法。”

《美国增长的起落》

降低影响

戈登对于电脑和互联网等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没有异议，这些技术进步造就了1996 年到2004 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他认为这些技术进步中的大多数都还达不到过去“伟大发明”的标准，因为“伟大发明”重塑经济的能力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无法比拟的。在公开露面时，戈登并排展示了两幅图片，一幅是智能手机，另一幅是抽水马桶，然后问：“你们更愿意舍弃哪一个？”

他乐意扮演站在技术乐观主义者对立面的角色。他的智力辩论对手之一是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乔尔· 莫基尔（Joel Mokyr）。莫基尔开玩笑地称戈登为“令人尊敬却误入歧途的同事”。

“我们实际上对大多数问题持相同意见。”莫基尔最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IMF 总部露面时说，当时他在讨论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在该书中，莫基尔认为，1500 年到1700 年期间在西欧产生的价值观和信念塑造了科学探究的精神，从而奠定了其后伟大发明的基础。蒸汽机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能够产生真空的发现。

“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的科学和科学进步，你会发现它一直都是那样令人激动。”莫基尔说。

但戈登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没有发现什么最新技术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

“虽然研究者提出了很多东西，比如可移植身体器官以及大量的医药革命，但是要真正对其加以实现并运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戈登说。

《美国增长的起落》是戈登几十年从事经济增长来源研究的顶峰。在他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中，戈登开发了一种估计建筑成本的新方法，最终在1990 年形成他开创性的著作《耐用品价格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Durable Goods Prices），该书阐述了对那些无法说明质量改善情况资本的标准测量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它改变了人们思考增长的方式，”西北大学经济系主任劳伦斯· 克里斯蒂亚诺（Lawrence Christiano）表示。

通货膨胀是戈登的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传统的观点认为高通胀通常伴随着低失业，即菲利浦斯曲线，而20 世纪70 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升）却挑战了这一传统观念。

戈登率先开发出菲利浦斯曲线的修改版本，在其中考虑了类似1973 年石油危机等供给冲击的影响。在1973 年的石油危机中，原油价格从每桶3 美元飙升至12 美元。

该项研究奠定了戈登称之为通货膨胀“三角”模型的基础，该模型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及惰性的作用，其中惰性是指供应和需求的变化对总体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

该模型也能够用来解释20 世纪90 年代的“金发女孩经济”现象，即失业与通货膨胀都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戈登现在计划更新该模型，以解释为什么价格在2008 年到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会不因产出和就业的剧烈冲击而持续上涨。

在“金发女孩经济”时代，戈登参加了研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准确性的五人经济学家小组，该小组由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于1995 年成立，以其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 博斯金（Michael Bookin）的名字命名：博斯金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研究结论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通货膨胀高估了1.1 个百分点。

美国劳工统计局采纳了该委员会有关改变计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方法的部分建议。

戈登在通货膨胀“三角”模型方面的工作表明了“核心”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其中“核心”通货膨胀剔除了多变的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影响，从而让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制定者专注于长期通货膨胀趋势，忽略类似汽油价格突然上涨等变化所导致的短期波动。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之为“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在近期看到了整体通货膨胀率的两次（2008 年和2011 年）急剧上升，很多人警告说中央银行没有跟上形势，并且要求提高利率和/ 或恢复量化宽松，”克鲁格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如是说。

“但是，这两次完全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造成的，核心通胀并没有变化，而联储总是专注于核心通胀，因此决定维持原来的政策是正确的。”

《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的灵感来自戈登一次前往密歇根家庭旅馆的旅行过程中，因为他当时偶然看到了奥托·贝特曼（Otto Bettmann）的一本名为《美好旧时光：真可怕！》（Good Old Days:They Were Terrible!）的摄影集，该摄影集由贝特曼照片档案的创始人编辑，反映了19 世纪后期贫民窟的悲惨生活。“所以，想看看，从那以后很多方面的巨大进步是如何发生的，也就很自然了，”戈登回忆说。

戈登花了四年时间来写《美国增长的起落》，并且有一个研究助理团队为其提供协助。他的办公室和家中塞满了成堆的书，书中到处贴着即时贴便条，因此我们能在书中看到有关美国内战以前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以及其后由室内给排水设施、电灯和厨房设备等发明带来的巨大改善的详细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安德鲁· 萨贝内（Andrew Sabene）是戈登的研究助理之一，他当时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西北大学的交通图书馆中，仔细查阅19 世纪的铁路时刻表。

萨贝内认为戈登是苛刻的老板，要求研究助理充分利用时间。但是，他们两人最终还是由于对音乐的共同兴趣而相处融洽，甚至还同戈登的妻子朱莉一起喝咖啡，谈论他们喜爱的古典作曲家和百老汇音乐剧，朱莉是位肖像画家和西北大学英语与电影教授。

2015年的罗伯特·J.戈登

戈登的办公室整洁而拥挤，这也是他兴趣广泛的一个证明，他的兴趣包括摄影、飞行和历史。尽管他的书架上摆满了经济学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他自己广受欢迎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的多个版本，但他办公室的墙上也挂满了自己前往印度和泰国等国家旅行时的照片。

在有200 多位学生参加的中级宏观经济学课堂上，戈登讲了一堂活泼而有条理的课，在投影仪的帮助下，边讲授课程边播放图片。

戈登表示自己喜欢教学工作，尤其喜欢自己的题为“经济学赢了两次世界大战吗？”的新生讨论课。他说：“这个题目是遮人耳目的小伎俩，因为这堂课是关于战争本身的，而不仅仅是经济学。”

这个小伎俩反映了他年轻时对历史的兴趣。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他首先读的就是历史专业，但是在有一门课得了B 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他说，“历史太主观了，有着太多可能的答案。但也许我只是对有门课得B 太紧张了。”

这一家子

所以，他最终还是子承父业。他的父母亲罗伯特· 阿龙（Robert Aaron）和玛格丽特· 戈登（Margaret Gordon）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出经济学家。另外，他的弟弟大卫·戈登（DavidGordon）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于1996 年因病毒性心脏病去世，年仅51 岁。

在1962 年从哈佛毕业之后，戈登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导师为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 索洛（Robert Solow），索洛在1987 年有句名言：电脑时代随处可见，但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大约十年之后，新技术对生产率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戈登认为，创新的减速不是阻碍增长的唯一因素，美国经济还面临着其他不利因素，比如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难以提高的教育程度、社会老龄化、政府的债务负担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通过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以及1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将增长率提高到每年3% 到4% 的计划。那么戈登的悲观预言预示着该计划的结果会怎样呢？

戈登认为，特朗普的刺激计划可以在短期提高生产率和增长，因为现有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会提高，新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增加，但是这些作用都不可能持续超过一两年。

他列举了一系列障碍因素：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元升值和利率提高，从而反过来限制增长；削减除国防以外的支出也可能会适得其反；通过主要针对富人受益的减税措施来刺激需求也可能收效甚微，因为相对于穷人来说，富人增加支出的可能性更小。

戈登认为，政策制定者反而应该聚焦于提高长期生产率，主要通过改善教育和培训来实现。他建议消除富裕公共学校和贫穷公共学校之间的差异，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投资，建立德国式职业培训体系。

戈登的前研究助理萨贝内现在在麦肯锡咨询公司任顾问。他表示，即使美国已经完全实现了过去伟大发明带来的好处，但是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实现，他为此深感振奋。

“想想印度等国家吧，那些地方的自来水和城镇化等一切的一切都仍有待发展，”他说，“知道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我感到非常欣慰。”

文章来源：《金融与发展》2017年6月，原标题《悲观的预言家：克里斯·韦利斯采访罗伯特•J.戈登——戈登认为技术创新减速会损害经济发展》。克里斯·韦利斯（CHRIS WELLISZ）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