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F钱军：用实证研究让世界读懂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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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军教授,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金融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并担任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是国际一流学术杂志Review of Finance的副主编，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机构中心的研究员，和美国金融学会和西部金融学会会员。

在他全职返回中国任教以前担任美国波士顿学院卡罗尔管理学院金融系终身教授，目前已在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过多篇论文，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被加冕为“all-star”论文，“这是首篇发表于国际一流金融学术杂志上专门剖析中国的法律和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文。也同时成为开启中国和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研究之锚。”

“谁要搞清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在很多西方学者的眼中，在缺乏成熟的、西方式的法律体系，也没有高效的正规金融体系的情况下，中国却能在三十多年里创造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着实难以想象。而目前中国经济又面临很多问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之林，还需要大量国际化和创新性的研究。

在全球顶级金融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经济学杂志》，以下简称“JFE”）近期公布的“Hall of Fame”（名人堂）论文榜单上，一篇聚焦“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论文——“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国的法律、金融和经济增长》）被加冕“all-star”（全明星）论文。这是首篇发表于国际一流金融学术杂志上专门剖析中国的法律和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文，颠覆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主流理论和观点，也同时成为开启中国和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研究之锚。

这篇论文的合著者之一是一位力图以国际化的研究向世界诠释中国经济，同时立志要让中国更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学者，23年前他漂洋过海赴美求学不懈奋斗，2006年获得波士顿学院卡罗尔管理学院金融系终身教授职位，2013年，他毅然放弃美国优渥安逸的工作和生活举家回国加盟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任教，而这位风华正茂、意气奋发的金融学教授便是钱军。

漂洋过海学金融

在重庆念高中，参加过物理、数学、计算机和英语等各种竞赛获奖无数的钱军并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自己会成为一名金融学教授。

由于多动的性格，想在高考志愿上填报物理专业的钱军被校长劝说不合适，“你哪安得下心做实验”，校长直率地说。当时，恰好有两个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到重庆宣讲，了解了钱军的学习情况后，觉得他成绩优异建议他报考当时的“抢手”专业——世界经济系。1988年，钱军成为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本科生，然而，这只是他漫漫求学路的开始。

1991年已经步入大三的钱军决定退学申请出国攻读本科，1992年1月他如愿踏上了赴美旅途在爱荷华大学攻读经济学，由于本科生没有任何奖学金，一年6600美元的州外学费对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惊为“天价”，为了维持生计钱军只能靠打工赚生活费和部分学费。

第一个学期钱军便拿到了全A的成绩。而在第二学期，他得知经济系给博士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本科生如果能上博士课程并且成绩达到博士生的水平也有机会获得。于是还是本科生的他一口气选了三门博士生的课，其中还包括一门数学系的研究生课程——实分析（Real Analysis）。在极富挑战的繁重课程外，肩负“高负债，高杠杆”的钱军周末打16个小时工，还要准备GRE考试，在美国求学第一年的艰辛令他记忆犹新。

继续打算攻读博士学位的钱军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有些犹豫，当时有学长给他推荐了一篇发表在顶级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中国人写的论文"A Model of Competitive Stock Trading Volume"（《关于竞争性的股票交易量的一个理论模型》）, 论文阐述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交易量为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定价和评估风险。

读完论文的钱军觉得金融太有意思了，虽然文章里理论模型的细节大部分看不懂，但能用数学和统计模型来精准的描述由理性和非理性的人类参与的资本市场实在是妙不可言；而且居然有中国人把金融研究得那么好，他暗暗记下了这篇论文的作者名字，通过努力还成为了他的学弟，2000年钱军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而这位作者后来也成为了对钱军影响巨大亦师亦友的工作伙伴，他就是高金学术委员会主席（院长）王江。

颠覆主流的all-star论文

2013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中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

然而，中国经济的奇迹却伴随着来自西方不绝于耳的质疑：中国的增长模型跟别的发达国家到底有何不同？这种模式能持续多久？

在美国求学深造的钱军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始终希望自身的学术研究可以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之上，让中国金融体系通过国际化的研究被世界所理解和认识。

钱军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理论和实证公司金融、金融机构等诸多课题，他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Journal of Finance（《金融学杂志》）,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金融学评论》）以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国际经济学杂志》）等发表多篇论文，并担任国际一流学术杂志Review of Finance（《金融评论》）副主编。

2005年，钱军与博士论文导师——沃顿商学院金融讲席教授、沃顿金融机构研究中心主任Franklin Allen合著的论文“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在JFE上发表，作为首篇发表于国际一流金融学术杂志上深入研究中国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Franklin Allen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Douglas Gale曾有一本名为“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比较金融体系》）的著作，该书通过比较英美和德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发现，英美金融体系是以资本市场为主、以商业银行为辅，而德日则是以（混业经营的大型）银行为主、以市场为辅。通过大量分析他们得出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并非只有一个美国式的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的重要结论。

这本书给钱军带来了莫大的启发。作为此书的博士生助研，除了搜集资料和做理论模型的数学推导外，他开始琢磨中国金融体系跟实体经济的关系。比如说，国企可以上市融资，也可以从银行贷款，而绝大多数的民企不能上市，如果没有足够可抵押资产也很难从银行贷款；他们如何融资，治理模式又是什么？他向导师提议分析一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并在成为波士顿学院金融系的助理教授后，跟博士生钱美君（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终身教授）和导师一起开始了系统性研究。

他们发现，相较于英美将法律契约作为发展金融市场和商业基石的体制模式，或者德日的以银行体系作为公司融资和推动增长的核心的模式，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反例，因为其在没有强有力的西方式的法律体系或有效的正规金融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和银行业）的环境下，依旧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这一论文由此诞生。

钱军与合著者在论文中阐述了中国模式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所作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近二十多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大量不上市的民企—既不靠法律体系建立其治理机制和解决商业纠纷，也不靠包括股市和银行在内的正规金融体系融资。文章首次提出另类融资渠道（包括产业和供应链中的商业信用和民间融资）和非正规治理机制（创业者和企业的声誉，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信任等）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该文引发了大量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尤其是非正规的治理机制及融资机构在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相关研究。

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哈佛大学教授Andrei Shleifer作为西方主流观点的代表曾参与到关于此篇论文的争论之中。作为一个出身于前苏联，后移民美国的经济学家，长年关注俄罗斯经济改革问题的Shleifer指出，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之所以落到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国家的地步，根本原因是法治的缺失。因此，在他眼中现代资本市场的建立和经济增长要以建立完善的英美式的法律体系为前提条件。当然，如Franklin Allen和钱军教授在他们2005年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法律体系在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股市和其他市场以及正规金融机构应该起到比经济高速增长时更为重要的作用，但非正规的治理机制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中也不应被淘汰，他们应该和正规机制一起促进商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当时我们这篇论文其实相当反主流，可以说推翻了之前几十篇关于法律和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学术文章的结论，所以能够发表在一流杂志实属不易。不过，我觉得在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出挑战主流学术成果的新问题和新论点，如果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那研究就没有意义也没乐趣了。”钱军自豪地回忆道。

而在JFE最新公布的“Hall of Fame”（名人堂）论文榜单上，“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以自2005年发表起年均29.3次被其他发表在学术杂志中论文的引用次数荣膺“all-star”（全明星)论文。该榜单筛选1974年至2012年间所有在该杂志发表的论文，在入选的274篇论文中，按论文年均被引次数排名，钱军的论文位列第27位，紧随多篇开创现代金融学的“经典大作”之后。同时，根据谷歌学术索引(Google Scholar)最新数据统计，该论文的被引次数已逾2200次（包括工作论文，专著和书籍章节的引用），在所有发表于一流国际学术杂志中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论文中名列前茅。

让世界看懂中国经济

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当仁不让的一大引擎，看懂中国何其重要。

2015年初，“唱衰中国”的经济学家Paul Krugman时隔六年再度来华，应高金的邀请发表此次中国大陆行唯一的一场公开演讲，钱军与他进行交流之后，在FT中文网上撰文发表感慨说，“有太多像克鲁格曼这样在全球经济学界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专家对中国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看不懂中国的发展模式，质疑中国的经济数据，搞不清楚中国经济真正的隐患和解决办法。为此，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与同我一样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多年并且知晓中国国情和发展进程的学者们，不但要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升级献计献策，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架接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因为我们的优势在于更加懂得如何以世界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角度解读中国经济和政策，让他们知晓真正的中国，这对于崛起的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非常重要。”

在钱军看来，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关着门搞发展了，尤其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要和国际体系对接，更好的融入并引领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这就对包括监管层在内的政府，企业和市场参与者的对外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让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理解和接受除了他们自身发展模式以外的体制和道路，中国必须要学会正面，详尽和及时的解释国内的问题和出路，而不是回避和隐藏。

处在“十二五”尾声和“十三五”开局关口的中国经济，正步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钱军认为，中国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传统行业的萎缩不会是一个顺畅的过程，同时如何通过像BAT这样的消费型和互联网新兴行业的发展来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弯道超车”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新机遇，而新兴行业的发展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再靠政府主导投资来拉动，更多的是要依靠多层次市场的力量来引导资金和投资，而这一系列的经济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或许就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持续的深度改革和国际化的良性发展。

为此，钱军始终把“以国际化的研究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经济转型”视为己任。2015年，钱军所作的一篇题为“The Impact of Incentives and Communication Costs on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Use: Evidence from Bank Lending”(《激励机制和信息交流成本对商业银行贷款过程和效益影响》)的研究论文在Journal of Finance发表，而这篇论文也是被全球公认的三大顶级金融期刊（Journal of Finance，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论文，将为今后更多有关中国金融机构、具备国际水平的研究破冰起航。

这篇论文通过对中国国有银行的贷款过程和效益的大数据分析发现，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国有银行系统在2002和2003年进行改革，将企业贷款的调研和审批过程以及相关责任由各分行的贷款部门下放到个人。这一自上而下，由外来压力驱动的改革可以被看成对各地分行的信贷人员对企业的信用评估的激励机制带来了外生性的变化。激励机制和信息交流成本都对银行的贷款过程和效益有直接的影响；而一旦银行有了这些改良的机制后，会在保证不大幅增加风险的情况下更多地发放贷款，从而促进企业增长和经济发展。

目前，钱军又把研究的目光放到了“中国股市如何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和“中国金融体系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等课题之上，力图攻克“为什么最‘牛’的经济会有最‘熊’的股市？”、“影子银行（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与风险与银行表内业务的关系”、“如何通过加强政府官员间的竞争来减小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利率市场化对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有何影响？”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携手并进的金融伉俪

高山流水觅知音，在美求学最艰难的日子里，钱军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学术知音和终身伴侣——现任高金教授的朱蕾，他们携手并进、彼此鼓励。有趣的是，他们两人走上教授之路大相径庭。朱蕾是在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后决定读博，而钱军则一直没有离开过学府。他从朱蕾那里学到了很多企业运营的知识，尤其是当她在波士顿的一家著名金融咨询公司工作时接手安然会计丑闻的诉讼案。从朱蕾的分析和此案在法庭中的审判过程，他不仅搞懂了各类复杂的衍生品的会计记账方式，更看到了一个美国市值排名前5的企业如何因为公司治理和内控的缺陷从“新型的多元化能源巨头”沦为破产，而其曾不可一世的高管变成了阶下囚。

正当夫妻二人纷纷在美国一流学府站稳脚跟、共同实现了‘美国梦’的时候，一个新的梦想蓝图在他们的心中晕染开来。波士顿市郊威尔斯利镇（Wellesley）近500平米的新家、绿油油的大草坪、新鲜的空气、安逸的生活都无法拴住两颗沸腾的事业心。

有越来越多回国交流和执教机会的钱军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尤其是金融体系发展所暴露出的相关学术研究的匮乏和蕴藏着的迫切需求，在他眼中，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一幢已经建成的大厦，出了问题只需修修补补，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则处在设计图纸和同时高速建造大楼的井喷式发展阶段，一切皆有可能，为此发展空间和前景巨大。

在高金学术委员会主席（院长）王江和执行院长张春的力邀之下，2013年，钱军决定放弃波士顿学院的终身教职，携妻子和女儿全职回国任教。高金所独具的浓郁学术氛围和教授治院的治理机制，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这所对标“中国的世界级金融学院”的平台上充分实现抱负和理想。

除了金融学教授的身份，钱军目前还担任高金EMBA/DBA/EE项目联席学术主任，他希望将自己在海外一流商学院执教的经验融入到高金，在课程设置上不断推陈出新，以促进项目的国际化教学，为中国金融体系培养出更多的高端金融人才和领袖。

同时，钱军还是上海交通大学下设的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的副院长，他构想将CAFR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学术、政策和应用型的国际开放型的平台，把学术研究与金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相结合，同时把学术研究与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和企业相结合，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2014年由他领衔的“上海自贸区建设前瞻性研究”课题已向上海市政府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自贸区建设多个国际开放型的（大宗商品，债券和股票类）金融市场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实现把上海建成对内有适当渗透、对外开放、风险可控的“在岸”金融中心的中期目标。

2015年5月，由钱军担任主任的CAFR旗下的公司金融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聚焦于企业IPO、兼并、收购与重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研究，致力于构筑顶级研究智库和学术交流平台，以助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发展。目前中心正着力于探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并寻求互联网金融是否可以和如何弥补融资链条中的一大缺口。

从钱军的诸多身份和职务中可以想见他归国后的工作和生活是如何的忙碌而充实，对此，钱军是累并快乐着的，他热衷于研究，也很享受与不同背景、行业和机构的学员的交流机会，身临其中地去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

钱军和朱蕾这对高金伉俪会联手合作撰写研究论文，也会为了一个学术和实战金融的问题激烈争辩，然而，一同走过的那些风雨岁月让他们在每个重大决定上都无比默契和尊重对方，比如一同放弃美国令人羡慕的生活回国重新开始拼搏。为此，钱军感叹，只要有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只要能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前路献计献策，他就觉得自己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而未来也是令人无比憧憬的。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编辑：金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