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教育让人终身受益

10月12日，亚当·斯密的同乡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对消费、贫困与福利问题的研究，摘取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现年69岁的迪顿，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Dwight D. Eisenhower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截至目前发表了8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5本著作。

安格斯·迪顿，1945年生于英国爱丁堡， 1967年获得剑桥大学学士，1971年获得剑桥大学硕士，1974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1983年离开英国到普林斯顿大学时，他已经因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而享有盛誉。早年在英国的教育，对他后来从事经济学研究有何特殊含义？2013年10月，他在接受《剑桥学子》（The Cambridge Student）专访时，回顾了早年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求学的经历，并在点评了英式教育的优越之处。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经济金融网组织翻译了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专访新科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

作者：Aliya Ram 编译：董金鹏

1《剑桥学子》：您对计量经济学的兴趣源于何处？ 安格斯·迪顿：在剑桥大学的头两年，我是数学专业的学生，对分析性的知识有一种天生的爱好。第一年的学士学位考试中，我对经济学的考试有些担心，所以选了许多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虽然选了这些课，但客气一点讲，它们并没有开启我的学术生命。

《剑桥学子》：什么意思？那您的学术生命又始于何处呢？

安格斯·迪顿：如果你回过头，看一看1965年剑桥大学的教员，就全明白了。当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等人都在这里任教。你要知道，这些人对世界面临的贫困与发展问题可是非常感兴趣的。

《剑桥学子》：在您自传的结尾处，您写到了“困惑和悖论”，认为剑桥真正塑造了您的学术事业，是这样的吗？

安格斯·迪顿：是的。在美国，传统的经济学不重视分配问题，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在英国情况就不同了，剑桥传统会告诉你：必须非常重视分配问题。

《剑桥学子》：您认为计量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有何交集？它们如何应用到公共政策中呢？

安格斯·迪顿：计量经济学是关于测量和统计的学科，而测量和统计也是任何有理可循政策的基础。除此之外，发展政策对评估有着极大的兴趣，而提到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就有很多话要说了。

英国剑桥大学

《剑桥学子》：毕业后，您还回过剑桥大学吗？

安格斯·迪顿：从1969年到1976年，我在母校做了七年的研究员。此外，我还在马歇尔讲座发表过演讲，担任菲茨威廉学院的荣誉研究员。所以说，我还是不时回来的。

《剑桥学子》：这么多年，您扑捉到了什么变化？怎么看今天的剑桥经济学家？

安格斯·迪顿：上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学的重心在英国，但后来就转移到了美国，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剑桥大学是非常适合学习的地方。我想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许依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在这方面，你可能比我更清楚。

《剑桥学子》：实际上，我不在乎大众对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的评价，但很在乎学术界对这里的看法。您认为，英国的大学如何鼓励非主流思想的发展？

安格斯·迪顿：我认为，仅仅用美国一流大学的标准定义一个院系的好坏，可能并不是一件十分明智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要避免这么做是十分艰难的。实际上，我认为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美国顶尖大学，都是非常优秀的，但那不是经济学唯一的发展道路。我不清楚，剑桥大学的治理结构怎么让她摆脱美国的发展方式。对我来说，成长在一个更异端的环境中是非常宝贵的。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们的确对我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剑桥学子》：您认为哪个国家的氛围更有利于您的兴趣和发展？

安格斯·迪顿：我承认美国和英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各自内部就整齐划一。比如，生活在普林斯顿就跟德克萨斯有很大的差别。

《剑桥学子》：我想，不同社会应该有相通的东西吧？

安格斯·迪顿：是的。学术研究的环境是跟其本身挂钩的。

《剑桥学子》：您好像读了很多东西，您的演讲和出版物中总是提及文学。文学对您来说有多重要？

安格斯·迪顿：英国教育有一点经常被人称颂，它要求学生在多个领域保持广泛阅读，而非狭隘地局限于自己专注的领域。文学和历史被认为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当然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剑桥学子》：对您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是？

安格斯·迪顿：我不知道，因为我读了太多的东西。我读过很多医学领域健康方面的东西，于是我后来对健康话题非常感兴趣。此外，我还对事物间的组合感兴趣。总体上来说，我的书都涉及健康和收入，以及它们在人类福祉中的相互作用。

有两个人的著作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位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在剑桥的导师约翰·斯通（Richard Stone）；另外一位是在剑桥待了一些年，然后又回到美国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

《剑桥学子》：一个对您的研究一无所知的人，他想知道您最重要的研究，您会告诉他什么？

安格斯·迪顿：每当有人问我，我做过的研究中最喜欢的是哪一项，我总是说下一个。但现在，我或许可以推荐下刚刚面世的新书，《逃离不平等》。对想了解我研究的人而言，它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部分原因在于，这本书不含任何技术分析，书中没有方程，只有一些图表。尽管这本书意在召唤大众，但它同样值得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认真阅读。

《剑桥学子》：还有哪些内容，是您想谈但未谈及的？

安格斯·迪顿：我非常珍爱自己在剑桥的时光，我曾放弃了成为数学家的努力，最终发现经济学可能更适合我。在那些日子里，我扫遍了所有可能的知识和学问，后来还改变了专业，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的两个孩子Adam 和Rebecca，都上过普林斯顿大学，我认为他们有更丰富和更广泛的教育，同时又没有丧失专业上的深度。

《剑桥学子》：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时，如何在知识广博和专业精深之间合理协调？

安格斯·迪顿：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个困境。对我来说，广博的知识来自菲茨威廉学院而非剑桥大学。在广泛的议题中培养你终身的兴趣，这正是菲茨威廉学院了不起的地方。

《剑桥学子》：能否用一两句话说说，您在剑桥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数学？

安格斯·迪顿：总体上来说，也不是不喜欢吧。我于1964年到剑桥的时候，课堂内容贫乏且陈旧，有时候甚至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因此许多课程都需要菲茨威廉学院来监督，但菲茨威廉学院当时也不是非常强。此外，到这里攻读数学变成了购买时间做其他事情。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逐渐清晰的认识到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位数学家。但我在那里学习的数学，使我以后受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