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书堂教授的情怀和风范

谷书堂教授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其学术思想之独到，影响之广泛，不仅为学术界所公认，也为实际经济工作者所景仰。谷书堂教授同时还是一位经济学教育大家，其教育思想之深邃，影响之深远，却鲜为人们所共知。我有幸先做谷书堂教授的学生，后协助谷书堂教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做管理工作多年，他任院长，我做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对谷书堂教授作为一位教育大家的情怀和风范耳闻目睹，亲经亲历，感受至深，受益良多。后来我到学校做管理工作，分管全校教学、文科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但学术活动一直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学术团队，管理工作则经常向谷书堂教授请教和学习。在谷老师90华诞到来之际，特写出部分感知和体会，既作为对谷老师华诞的庆贺和多年培育之恩的报答，也与教育界、经济学界同仁共飨。

育人教书 其乐无穷

谷书堂教授大学毕业于1950年的南开大学，时值天津解放，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正值风华正茂的他，毕业前夕就被选派到天津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但时间不久，谷书堂发现，新中国建设将需大量人才，自己固然可以在宣传岗位发挥作用，但如果能投身培养更多人才的教育事业中，可能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一些。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并获得批准，回到南开大学做了一名教师。从此，一干就是60多年，教师成为他愿意为之奉献毕生心血和才智的神圣岗位。

做教师之后，出于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谷书堂教授还是做起了“双肩挑”，不仅潜心教学和科学研究，而且还担任了党的和行政的管理工作，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党的支部书记，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但他始终有一个信念，不管担负多少管理工作，教师的本职是教师，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管理工作是一种有意义的奉献，但绝不是当官发财谋取私利的阶梯。谷书堂教授的这种认识和体会，似乎不独他自己有，而几乎是与他同龄的一代人的共识，所以当有一段时间，高等学校出现几位乃至十几位年轻博士教授为一个处级岗位而竞争的新闻后，他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忧虑重重，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暂时的扭曲？

谷书堂教授作教师，教课效果有口皆碑，他不仅将理论讲得深刻精辟，而且必能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所以，凡听过谷老师课又走向社会工作过一段或长或短时间的学生，都有一种感受，跟谷老师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在校学习时间仅仅几年，但学到的东西一生受益。

谷书堂教授作教师，并不满足于传授知识和方法，而更重视教学生做人。按谷老师的话说是要学生有好的人品。什么是人品？我曾经根据做谷老师学生、又一起工作多年的体会试图做一些概括：是坚定的信仰和对先进思想的追求，是对人民、社会、国家高度的责任感，是良好的道德素质，还是几者的综合？虽然答案并没有弄得十分明确和准确，但谷老师一生为人民、为国家追求真理，鞠躬尽瘁，大事面前旗帜鲜明，刚直不阿和坦坦诚诚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基本道理和规范，是我终生做人的师范和榜样。

谷老师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但用桃李满天下形容并不显得突兀。在谷老师的学生当中，不少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学术界的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的卓越企业家，不少人虽在平凡岗位但却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每每想到学生的成长，听到他们的成就，看到他们的进步，谷书堂教授总是感到无限的欣慰，脸上露出的是只有长期做教师而且做出成就的教师才可以体会到的幸福的笑容。

不拘一格 培养人才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但是如何培养人才，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作为教师，谷书堂教授坚守一个信念，就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我是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之后，谷老师招收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向的第二届研究生。当时入学考试极其严格，不仅有笔试，而且有面试，为了慎重地录取学生，谷老师甚至派专人到其所学习的学校考查、面试，并利用出差的机会亲自考核他们的学习和各方面的情况。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二届研究生共招收了6名，而第一届只招收了4名。这两届加在一起的10名研究生中，大都有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积累了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但真正有本科学历的不到二分之一，其余二分之一则只具有专科学历，有的甚至是自学成才没有高校学历的农民子弟。如果按现在流行的做法——好多高校录取研究生、好多单位招收新员工，不仅要看是否有本科学历，而且要看大学本科是否毕业于“211”大学或“985”大学，否则一概拒之门外——那么，我和我的那些当年同学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入象南开大学这样的学术殿堂攻读研究生。至于现行一些高校和单位的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只能留给历史去评说，我只是要借这样的机会，对谷老师和南开大学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实际举措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深地感激，同时也期望我们国家多一些像谷书堂教授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能够对人才培养“有教无类”，不拘一格。

作为教师，谷书堂教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使一些学子受益终身，作为管理者，谷书堂教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则使更大的一批学子终身受益，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高潮，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提出新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国家地矿部领导与南开大学磋商，要求对系统内的年轻干部脱产进行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以改变地矿系统干部队伍知识结构，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地矿行业提出的新要求。时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谷书堂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在学校的支持下，与他的同事一起，同地矿部合作创办了“地矿班”，并以此为契机，改革单一的在校培养研究生的体制，不拘培养对象原有的学科结构、知识结构，因人而宜地制定培养计划，合理设置课程，选配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任课。地矿班学员由地矿部组织人事部门在系统内选拔处级以上具有本科学历和实践经验的干部，经过培训和南开大学的严格考试，通过后入学脱产学习三年经济学硕士专业课程，由南开大学和地矿部实行双重管理，经考试合格后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该班从1991年——1993年连续举办三期，共培养研究生120多名。其中，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中共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国土资源部前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德明、湖南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天津市副市长宗国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秀峰等都是这个班的研究生。

地矿班的举办，为地矿部的转型培养了一批干部，为国土资源部组建做了人才准备，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高素质人才的支持，同时，也为高校人才培养探索了新路，为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机制改革积累了经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体制和个别干部的原因，1993年入学的一批研究生虽然各方面考试都合乎要求，表现也很优秀，但只获得硕士学位证书而没有获得学历证书。谷书堂教授每当谈及此事，总是感到深深的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些学生。由此，一位老教授以学生为本的胸襟可见一斑，也由此，可见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何等的必要和迫切。

与地矿班几乎同时进行的是1992年开始的在谷书堂教授主持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经济特区深圳市合作培训干部项目和1995年开始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博士培养项目。前者持续多年，后者由于种种原因于2007年停止招生，先后共培养博士200多名。这两个项目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服务区域经济的重大举措，是博士培养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至今在深圳市领导岗位上、金融、经济、教育、科研等各个战线，都活跃着得益于这两个项目的南开校友，他们以实际行动弘扬着南开的优良传统，为特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与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引发争议一样，深圳博士生班的举办，虽然获得教育部的批准，开辟了高校异地培养博士的新河，但也有颇多微词，有人质疑质量是否有保证，有人质疑是否战线拉得过长等等。每到关键时刻，作为经济学院院长和导师组组长的谷书堂教授总是在实事求是总结分析两个项目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肯定其大方向的正确和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同时实事求是地改进工作。

作为项目的参与者，我在向谷书堂教授表示敬意的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向导师组另两位教授——熊性美教授、薛敬孝教授和给予项目支持、为项目实施作出贡献的教育部、南开大学、深圳市、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领导同志和所有参与项目的教师、工作人员致深深地谢意！

谷书堂教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为教育改革添砖加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经验。

瞄准需要 发展学科

作为学科学术的领军人物和掌管一个学术单位的管理者，不仅自己要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优良的学风，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把握时代、实践发展趋势的广阔视野和顺应时代实践发展要求而及时调整学科结构，提升学科水平的手笔和魄力。

创建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有“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和优良的传统及学风，商科是她最早建立并长期保持优势的学科。南开大学老一代经济学人曾把“知中国，服务中国”作为发展经济学科的宗旨和南开经济学人的座右铭。1927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是国内最早在高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在其后的发展中，南开经济研究所曾以显著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1923年南开大学经济系成立，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成立，是国内高校较早成立的经济系和经济学院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到1977年，南开的经济学组织机构却只有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专业只有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教育和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谷书堂教授结束了十年动乱带来的厄运，开始了人生又一次大展才华的征程。他出任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协助著名世界经济学家时任校领导并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腾维藻教授主持经济研究所的日常工作，这期间，他与另一位副所长著名金融学家钱荣堃教授一起，日以继夜地组建教师队伍，恢复培养研究生，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与国家物价局合作创办《价格理论与实践》，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经济研究所迅速发展壮大，进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鼎盛时期。当时，不仅国家部委的领导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而且国外一批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纷纷应邀来南开讲学。经济研究所的发展与经济系一起，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恢复建立和学科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立，谷书堂教授出任恢复后的第一任院长，钱荣堃教授任顾问，李万华同志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兼任副院长，蔡孝箴教授、钱玉林同志等出任副院长。这是一个不仅在当时，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最佳组合、相当强有力的党政领导班子，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在谷书堂教授和李万华同志带领的这个党政领导班子，成为了南开经济学科和经济学院事业发展的卓越带领者和强有力的保证。

在学校的领导和校长腾维藻教授的鼎力支持下，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班子的一班人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把握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适应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中心转移，团结全院师生，发挥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等理论学科的优势，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建设了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当时南开的经济学学科总体水平迅速走到全国高校的最前列，为南开大学其后的学科发展和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从组织形式上在经济系、经研所的基础上，恢复重建了管理系，新组建了国际经济贸易系、金融学系、保险学系、旅游学系，会计系、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机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当时国内高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学院之一。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管理系的重建和发展，为其后管理学科独立设置为学科门类和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开放办学 协同创新

今天，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其中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实行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国内高校与海外高校之间的协同创新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班子与广大老师一起就进行着开放办学、协同创新的探索，并且迈开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谷书堂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堪称领潮流之先、协同创新的先行者。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究竟如何振兴，如何繁荣，如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前沿？这是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一代人苦苦思索的问题。谷书堂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不等不靠，不停留在改革开放的洪流岸边观潮，而是解放思想，不断探索，从实践中找答案。

改革开放亟需人才，而大学的优势和职责就是培养人才，所以突破口就从合作培养人才开始！在学校的支持和他的主持下，一个专门小组组成了，李万华、李国骥、钱玉林等同志往返于京津，奔波于国家部委和金融机构之间，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终于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家物价局、国家旅游局等单位达成协议，合作培养大学生和研究生。今天，人们在金融保险领域经常发现一大批才华出众的毕业于南开的金融精英，在旅游部门、物价部门经常遇到担当重担的南开学子，很多就是当时合作办学培养的人才。当人们在南开园悠闲漫步，映于眼帘赫然矗立的14层经济学院大楼、圆形阶梯教室、方形教学楼和图书馆，旅游系楼和模拟实验室，就是当时合作部门投资与南开合作兴建的协同办学的历史见证。

也就在这一时期，得知邓小平作出要加快培养一批对外开放亟需的既了解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领导干部指示，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班子的一班人便立即抓住机遇，拜会并取得当时国务院特区办公室领导同志的支持，受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委托，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培训班，时称“市长班”。 “市长班”由南开大学和从国外请来的一批造诣颇深的教授、国家主管对外开放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实际部门的专家授课，从1985年开始至1995年，共举办26期，培训来自除青海、西藏、台湾之外的全国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市级和市属部门领导干部719人，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座落在南开大学北村由后勤集团管理的一栋供接待用的四层小楼(静园)就是当时由国务院拨付专款与南开大学合作为“市长班”学习生活而建的。

谷书堂教授领导的经济学院不仅向社会开放办学，协同培养人才，而且与国内高校开展联合和协作。1985年，在当时国家教委高教司和南开大学的支持下，经济学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院组成经济学院联合体，开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多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并建立定期关于改革和管理等信息交流制度。六所大学经济学院的老一代院长，北大经济学院的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时任校长)、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厦门大学的葛家澍教授、武汉大学的谭崇台教授出任协作领导小组组长。六大学经济学院的联合和协作，对推动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大学内部学院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地探索，积累了经验，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后来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加入，使学院联合体由六家扩大到八家，覆盖面更广，作用和效果更大。

如果说上述开放办学还是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南开经济学科、经济学院向国内社会和高校的开放，那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合作创办的“南开——约克模式”则被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和媒体誉为“高校对外开放的范例”。

1982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决定与中国的管理学教育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援助中国发展现代管理学教育，国家教委确定南开大学等8所高校参加这个项目。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经济学院顾问钱荣堃教授和谷书堂教授等立即抓住这一机遇，在充分考察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近两年的筹备，于1984年开展了南开大学与约克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拉瓦尔大学三所大学合作，双方在南开大学开办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班，由中加双方教师以双语授课，其中10多门主要课程由加方大学委派的教师来南开讲授，教材也由加方大学提供。南开大学与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合作项目，从1984到1986年共招收了3届MBA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亟需的管理人才，同时也培养和提升了南开自己的管理学、经济学师资队伍。这一项目依托国际合作发展国内学科，创造了不出国即留学的先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重要开端。这一模式很快受到各方面重视，并加以推广，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珍爱人才 善聚英才而用之

大凡教育名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长于识才，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曾说，他任校长主要做两件事，一是请人，二是找经费。有史料记载，当年他请在美国留学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到南开任教，一上任就请何廉全权负责南开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诚恳地告诉何廉博士说：何廉兄，拜托了。其后放手让何廉工作不加干预，结果何廉主持的经济学科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何廉本人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最著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

有南开传统的熏陶，更是本人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形成的素养，谷书堂教授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的大家风范，为熟悉他的人有口皆碑。

时光回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经济学界，基本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支撑着学术舞台，而年轻人大都在潜心学习或刚走向工作岗位不久，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可就在这时，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汇聚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刚刚研究生毕业留南开工作，有的是谷书堂教授从其他高校专门召来的，有的则是通过刻苦自学并在跟随谷书堂教授编写教科书和从事科学研究中成长起来的的。这些年轻人不仅经常常聚在一起纵论改革开放大局，而且常常会上会下指点江山议论国是。正是这批年轻人，1984年在国内较早地参与发起“莫干山会议”(即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改革会议)，1985年承办在天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中青年改革论坛，并创办当时影响颇大的《中青年经济论坛》。当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几乎成了全国中青年讨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学术中心和全国中青年向往的参与改革开放的人才培养重镇。来自北京的、上海的以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往往都愿意亲临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或参与研讨，把到过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中青年经济论坛》发表过文章看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情。这种气氛的营造和局面的形成，无疑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中青年学者的努力，但与当时经济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和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不无直接的关系。

谷书堂教授一向重视两支队伍建设，一支是学术梯队，一支是管理队伍。谷书堂带领的学术队伍之强在同领域中是颇有影响的，鼎盛时期仅30岁左右、40岁左右的青年教师就有几十人。这些人有的在南开，有的则分布在有关高校，仅1978年以与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为契机，就形成了跨越13所高校的20多位教授、副教授的队伍，北方本至今修订八次，出版八版，这支队伍经久不散，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水平也不断提升。学界曾有一种传说，谷书堂教授身边有八大弟子，个个水平和能力了得。这多少有些演义，但梯队里的年轻学者确实不少，而且进步很快，有不少已经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说到这里，不妨插一个花絮。1990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了第四次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宋涛等教授等老一代经济学家于1986年发起、持续至今已经举行了27次研讨会的全国高校影响颇大的学术盛会，谷书堂教授是这个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和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当时全国经济学博士还不像现在这样多的情况下，仅会议的简报组就有谷书堂教授的9位博士编简报，此事成为会上会下的美谈。

谷书堂教授担任院长的经济学院管理队伍的建设也是令人称道的。1985年上半年，南开大学一条新闻引起各方关注，在当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学校任命了两位30——40岁的处级干部，一位任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一位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两位年轻干部都是出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这不是巧合，而是谷书堂教授所在的这两个单位领导班子精心培养的结果。这两名干部的任命开了南开大学干部年轻化的先河。其后几年，经济学院及所属各系所干部年轻化的步伐加快，一位29岁当时全校最年轻的旅游系的主任也出在经济学院，这位系主任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到北京，现在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这只是当时经济学院启用的年轻干部中的一位，还有多位有的现在在校内外各级领导岗位担负党政重要工作，有的已到“耳顺”之年，但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现在看得更清楚，当时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党政班子比较早地重视干部年轻化和实际采取的措施，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这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们对南开、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汇聚人才，珍重人才，不局限于国内，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们在学校的领导和腾维藻校长的支持下，视野扩大到国外，他们充分挖掘海外校友、国际友人、合作院校的人才资源潜力，把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曾经工作过、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请回到南开，创办了新的学术机构，开辟了新的学科领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事实上三十几年前，谷书堂教授与他的同事们就已经在开拓着今天许多高校正在走着的从海外吸引人才回国的道路。

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美籍华人杨叔进博士，被请来南开，聘为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精算大师、美籍华人段开龄先生，被请来南开，创建了保险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由此促成南开大学和北美精算学会在南开创设“精算学研究学程”，北美精算考试中心落户南开，并经过努力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制度，也由此使我国培养出首批精算师，促进了中国精算业的发展。

这里要特别讲的是著名交通经济学家、前联合国总部高级经济专家、美籍华人桑恒康教授。桑恒康教授是南开经济研究所1943年毕业的研究生，1944年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直至1979年，桑恒康博士担任联合国高级经济专家，在此期间，曾任非洲发展银行高级顾问、联合国援助苏丹交通部总顾问、美国支援叙利亚交通发展规划项目总经济师、美国圣若望大学客座经济学教授、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从联合国退休后，桑恒康教授1985年应邀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办运输经济专业，并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第一副院长李万华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张亦审的协助下，于1987年6月创办了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桑恒康教授任第一任所长。在交通经济研究所，桑恒康教授从培养研究生入手，教学与科研并重。1986年，在国内首次开设《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并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合作起草国家项目评估的方法与参数，对推动我国投资决策科学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撰写的《Project Evaluation: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投资项目评估》等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特别感动的是，桑弘康教授回到南开后，不计任何条件，不取任何报酬，不仅自费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而且还经常拿出自己的积蓄资助交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出国学习。鉴于桑恒康教授的杰出贡献，1993年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他“友谊奖”。令人痛心的是，在南开工作的最后日子，桑恒康教授不幸患上癌症，但他对南开的任何人一直守口如瓶，以80高龄争分夺秒地工作，直到不能继续坚持才以感冒为由回到美国，不久逝世。他留给南开的是永恒的高尚精神，南开人对他心存的是永久的崇敬和怀念。今天，桑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及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开大学现代物流研究中心在我国的交通经济理论、物流学研究方面已处于前列，并成为了南开大学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建的国家级智库。相信桑先生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他开创的事业今天兴旺发达，一定会感到高兴和欣慰。

得英才者得天下，善聚英才者必占学科高地和前沿。谷书堂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以教育大家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怀，培养造就、吸引汇聚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和一大批具有强烈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善于管理的行家里手，为南开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为南开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

逄锦聚，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章：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史编写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史》(内部)。

张秀珍等：“经世济民九十载”，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