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计量经济学在国外的发展，经济计量学引入我国才不过30多年，其标志性事件“颐和园讲习班”。1980年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许涤新教授之邀率领７位美国教授来中国举办经济计量学习班，地点在北京颐和园，故称“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这个讲习班上，克莱因教授主讲了经济计量学导论、美国经济模型；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讲了经济计量、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主讲了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研究；纽约市立大学粟庆雄教授主讲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南加州大学萧政教授主讲了经济计量方法；斯坦福大学安德森教授主讲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藤教授主讲了应用经济计量学。100多位中青年学者接受了此次培训，这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拓荒性事件，标志着计量经济学引入中国。
1980年夏，是个酷暑，颐和园的蓬莱岛也不清凉。100号人在这里参加为期7周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讲课的是7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克莱因、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粟庆雄、安德森、安藤。学员中资格最老的是北大的胡代光、杜度，华中工学院的林少宫等。而对于绝大多数学员，这是一个扫盲班、速成班。1990年和2000年，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为“颐和园讲习班”举行了十周年、二十周年纪念。将如此的热情和荣耀给予一个讲习班，在经济学界史上绝无仅有。全是因为，这个有“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永远和激情、开创、突破联系在一起，化作一块数量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奠基石。
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克莱因教授。在这位计量经济模型创建人、诺贝尔奖得主的视野里，早就有了中国，大概不只是想把中国纳入LINK模型，也和他在1940年代参加美国共产党的经历有关。在麦卡锡主义高涨时期，克莱因曾一度被迫离开美国去英国牛津。1979年中美一建交，他便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中国投石问路。作为见面礼，他们给中方提交了论文，但没有得到反响。中国经济学早已脱离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道，这座桥怎么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和克莱因协商，来年，由克莱因牵头，来中国举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
任务交给了经济所。副所长徐绳武主抓，张守一具体操办。1957年在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时，张守一就开始接触经济数学方法，回国后被孙冶方分配在经济所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组。克莱因来华，张守一和乌家培去民族饭店拜访。
第一件事是选址。中国人讲面子，要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好。中国最美是杭州，所以首选杭州，可惜交通不便，还得打北京的主意。北京最美的自然是颐和园了，但是在皇家园林办讲习班，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当张守一去颐和园向负责人讲明意图时，对方说：“虽然没干过这种事，但现在改革开放了，你们来，我们很欢迎。昆明湖南边有个蓬莱岛，岛上有座龙王庙，有几栋房子，我们有开辟成宾馆的打算。”“既然如此，先让我们办班吧！”一言为定。
经济所在月坛北小街2号院2号楼，对面的3号楼里有一家单位叫计量局。听说要办计量经济学讲习班，他们抗议了：“这是我们的事儿，怎么你们跑来弄？”张守一解释，此计量非彼计量。对方怎么都不信，不得已说：“这样吧，我们退一步，让你们办。但是，有一个要求，我们的人要占一大半。”张守一明确告诉他：“你们的人，我一个也不要。”讲到这段时，张守一大笑，我也大笑。“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计量经济学，还以为是称重量的称呢。”
1980年6月24日，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在政协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完后，大家被送进颐和园。邹至庄回忆录中写到：“平均年龄颇高，多在40至50岁左右，甚至有高达60多岁者，30多岁就算年轻的了。”顺着张守一的指引，我拿到了一份30年前的花名册，100名学员中，50岁以上的占30%；40-50岁的近40%。有两种人，学经济的，数学为零；学数学的，经济学为零。即使学经济的，也少有现代经济学基础。美国教授哪里知道我们的底。他们一人讲一周：克莱因讲经济计量学导论，包括美国经济模型；安德森讲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分析；刘遵义讲需求分析、生产理论和中国经济计量模型研究；邹志庄讲经济计量学、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萧政讲经济计量方法；安藤讲应用经济计量学；栗庆雄讲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大家其实都听不大懂。张守一想了个法子，请华中工学院的李楚霖讲数学；请北大的胡岱光、厉以宁讲经济学。于是，白天外国人讲，晚上中国人讲。“厉以宁的课讲得极好，非常生动，很受欢迎。”而最让张守一感动的是58岁的林少宫教授。这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为了报效国家，1954年回国。他辛勤地为大家当翻译。张守一组织了50个学员整理录音，每天早上送到经济所打字室，下午将讲义取回。这样一来，学习效果好多了。
中方不付讲课费，作为补偿，请教授在国内旅游。“一般人选上海、广州，只有刘遵义提出去敦煌，这可把我们难死了”，如今说起来，张守一还连声啧啧。刘遵义最年轻，才35岁。他说再难，走路也要去。张守一只好跟甘肃社科院打招呼请他们帮忙照顾。这一趟，刘遵义吃了不少苦，坐了火车、汽车、马车，加上步行，倒也兴致盎然。
邹至庄回忆说：“当时大陆物质环境差。他们通常安排我上完课，乘汽车回友谊宾馆用午餐。我要求下课之后与学员共进午餐，主办单位不同意。可能考虑我吃不惯他们的伙食，需要准备。只有一次，我终于得以和学员一同用午餐，食物与同桌的学员都经过特别安排。”在张守一口中，是另一个版本。他说的是：“邹至庄对我们不了解，闹了很多笑话。颐和园照顾我们，伙食不错。邹至庄以为我们‘吃糠咽菜’呢，有一天，一下子就跑到食堂来了。‘邹教授来了，吃了吗？’‘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吃吧。’吃过后，我问怎么样？他说，‘顶好！’《参考消息》是内部资料，不能让外国人看。一到午休，我就让大家把《参考消息》收起来。”邹至庄上课时，常常讲到台湾经验。他自己很紧张，刚提起话头，就“哎,不讲了，不讲了”。张守一向所里请示，是不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敞开了讲。得到批准后，张守一 “挑选了一些铁杆党员，专门听他谈台湾经验”。彼此想走近、想了解，又提防、又警惕的心理，真是活灵活现。
没有空调，临时买了几个电扇架在教室里。安德森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年纪最大，讲课极认真，用粉笔写板书，再去擦脸上的汗，抹成了白脸。学员善意地笑他。当时规定，接待外宾，只能喝茶，不能喝饮料。安德森问张守一有没有冰镇饮料，张便通报给徐副所长。徐让他跟颐和园商量，以便宜价格每天买一箱汽水。安德森对此非常感谢。可是，外事局怪罪下来了。张守一只好写检讨，“自作主张，给外宾安排饮料”。在1990年讲习班十周年纪念时，萧政教授致信说：“十年前，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挥汗共同研究的苦乐是我一生永难忘怀的经历，……十年间，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从无到有，而有今天的蓬勃发展，对于国内同志艰苦奋斗的成就非常佩服。”
克莱因从IBM借了一台中型机，大约有1吨重，运到北京。好多学员协助将它运到颐和园。讲习班所在的这幢房子有两层，上面可以乘凉，下面上课。他们从墙外面用绳子费了好大劲把计算机拉到二楼上，却发现电压不匹配。于是，克莱因又请朋友帮忙，运来一个将近1吨重的变压器，又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运到颐和园。有个小伙子第一次见计算机，兴奋得很，擅自开机，把内存烧坏了。两台机器无功而返，又被运回了美国。
铁道研究院的茅于轼看到讲习班消息时，已经开学了。他找上门去，还是被接纳了。这年他51岁。“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白天听课，晚上交流，有时还安排报告。我就做过‘择优分配’的报告”。他讲了个笑话，那时的人没喝过矿泉水，有一位学员把教授上课剩下来的矿泉水拿起来喝了一口，对大家说：“一样，一样！”茅于轼觉得克莱因超越了政治上的障碍，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
紧张之余，也有趣味。昆明湖上划船的游客为了逃避超时罚款，有时就把船丢在龙王庙。调皮的年轻学员，找块大石头把船弄沉，到了晚上，再把石头搬起来，湖上荡舟。张守一津津有味地回忆：“我就玩过。那真是诗情画意啊！天上月亮，清风，小船，跟白天大不一样，美不可言。”
到了8月，讲习班即将结束，社科院给的10万块钱还没花完。张守一们想造造声势，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机构的20多位记者，来颐和园开会采访三日，介绍数量经济学。8月中，《人民日报》右上角“文革”期间放毛主席语录的那个方块，变成了关于数量经济学的内容。“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张守一自豪地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开展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工作》，指出：“过去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门忽视数量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分不开”，还刊登了马洪讲话 《数量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很有用的一门科学》。呼呼拉拉地，一个事业就这样兴起了。林少宫、李楚霖在华中工学院开始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教学、科研；数量经济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出书出刊。
2000年9月，“中国数量经济学及其应用：20年回顾”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年颐和园讲习班的7位美国教授来了，部分学员也来了。今非昔比的事业，在他们年华老去的人生中越来越发达了。会议论文集成《数量经济学前沿》出版。
“明年，2010年，再来个三十年庆吧!”我对已经退休的张守一说。他后来担任过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是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要看克莱因能不能来”，他说。是啊，不老的克莱因明年都已经90岁了。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作者：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