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会对工作、就业和工资造成什么影响？相关争论就像工业时代本身一样古老。1810年代，一群被称作路德分子（Luddites）的英国纺织工人抗议采用精纺机和电力织布机——工业革命初期采用的这两种机械设备有可能令他们失业。自那以后，每当爆发新一轮技术进步，随之而来的就是又一波对劳动可能被大规模取代的担忧。
争论的一方认为，新技术可能代替工人。卡尔·马克思写于蒸汽时代的著作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自动化，他将这种自动化视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特征。1930年，电力和内燃机的运用早已取得巨大成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这样的发明可能推动物质繁荣，但也可能引发广泛的“技术性失业”。1964年，计算机时代到来的前夜，一群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学家向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出一封公开信，警告自动控制技术“会形成一个具备几乎无限生产能力，而对人的劳动需求越来越少的系统”。近来，我们和其他人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这些技术可能将很多工人抛在身后。
另一方则认为，工人的生活将只会变得美好。历史站在他们一边：纵然技术进步的方式前所未见，但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在整个工业化世界，实际工资和就业岗位的数量相对而言是在稳步增加。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报告这样解释：
通过减少生产成本，从而在一个竞争性市场降低某件特定商品的价格，技术变革会频繁推动产量需求的增加：更多的产量需求推动形成更多的生产，这要求更多的劳动力。”
这一观点在主流经济学界赢得了足够多的拥趸，乃至于相反的意见（技术进步可能减少人的就业）被斥为“劳动合成谬误”（lump of labor fallacy）。主流经济学认为，相反的意见之所以错谬，是因为考虑到可能完成的工作数量可以不受限制地增加，也就并不存在静态的劳动合成。
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节夫（Wassily Leontief）运用一个人与马的机智对比，令这一争论呈现出清晰的轮廓。数十年来，马的劳动似乎不受技术变革的影响。纵然电报取代了快马邮递，铁路取代了驿马车和宽轮篷车，但美国马科动物的数量看上去仍在不断增加，1840年到1900年间增加了六倍，马和骡子的数量超过2100万只。这些动物的重要性不只展示在农场里，还体现在这个国家迅速成长的都市中心地带，在这些地方，马车用来送货或运人，并牵引公共汽车。
但另一方面，随着内燃机的采用和普及，趋势很快逆转。当装备发动机的汽车和拖拉机驰骋在城里乡间之时，马在很大程度上就变得无足轻重。到1960年，美国的马只剩300万匹，仅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就减少了将近88%。1900年代早期，适逢新的工业技术得到运用，假如那时有一场关于马的命运的争论，鉴于当时这种动物的数量一直在回升，或许有人早就会用“马的劳动合成谬误”来加以阐发。但其本身很快就将被证明是谬误：一旦适当的技术到来，大多数马匹作为劳动力注定要被淘汰。
人的劳动也可能遭遇类似的转折点吗？自动交通工具、自助书报摊、仓库机器人以及超级计算机，是一波最终会将人类逐出经济活动的技术进步的先兆吗？对列昂节夫来讲，答案是肯定的：“马的角色……先是被削弱，然后是被排除，同样，人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这一角色也注定会弱化。”
但幸运的是，人并不是马，并且，列昂节夫忽略了人与马之间的一些重要不同。其中一些不同意味着，人将一直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构成。纵然就整体而言，人的劳动会变得远非不可或缺，但不同于马的是，人可以做出选择，防止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变得无足轻重。
人类想要什么
何以并不存在劳动合成？最普通的理由是，人的需求是无限的。确实，在整个现代历史上，依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量一直在稳步上升之中。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1890年出版的奠基性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阐述的那样，“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在数量是数不清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自马歇尔之后，人们将无限的需求与充分就业联系在了一起。归根结底，除了工人，其他还有谁将能够实现所有那些需求和欲望呢？（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生于1842年，卒于1924年，是英国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的奠基人。——编注）
不论这样的论证可能多么令人欣慰，它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技术可以将无穷的欲望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关联切断。如近期的进展所暗示的那样，审慎考量完全自动化的矿山、农场、工厂，以及那种供应特定人群可能会要求的全部食品和制成品的物流网络，已不再是纯粹的科学幻想。随着从接收订单到客户服务到支付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由自动智能系统来操作，很多服务业岗位和大量知识性工作也可能实现自动化。有可能，这个世界上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士还是会被要求构想新的产品和服务用于消费，但这种人不会有很多。2008年出品的动画电影《机器人瓦力》（WALL-E）展示的正好是这样一种经济的活灵活现而又令人不安的图景：大多数人活着只是为了去消费并接受推销；他们已变得肥硕无比，乃至于几乎无法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活动身躯。
如这部电影中地狱般的处境所暗示的那样，在一个技术充分进步的世界，人们不受限制的经济需求并非充分就业的保证。毕竟，即便人类的交通运输需求无限增长（过去一个世纪中已有巨大增长）对马匹需求量的影响也可能微乎其微。简而言之，正如先前以马科动物作为劳动力所带来的效应那样，技术进步可能消除曾经不断增长的消费与人的大规模就业之间的关联。
当然，除非我们不愿完全接受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服务。这代表经济实现完全自动化的最大障碍，以及人的劳动将不会很快消失的最有力理由。我们人类是一种具有深度社交需要的物种，人的沟通欲望延续到了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我们花钱做的很多事情都具备毫不隐晦的人际沟通元素。当我们参与到戏剧演出和体育项目中，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欣赏人类表达情感和展示能力。我们定期而频繁出入特定的酒吧和饭馆，不只是因为那里提供食物和饮料，还因为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款待。教练员和受训者提供了在练习簿或者视频中找不到的动力。好的教师会启发学生持续学习，顾问及治疗师与客户之间形成的纽带会帮助他们治疗身心。
在这些例子和很多其他案例中，人际互动是经济交易的核心，而非偶然因素。与马歇尔对人的需要数量的强调相反，关注人的需要的质量更加妥帖。人类有一些经济上的需求只能通过其他人来满足，这使得我们较少可能重蹈马的覆辙，或者坠入《机器人瓦力》那样的世界。
人力尚未死
但是，多方面因素将令我们能够避免在经济上变得无关紧要，人际能力是其中唯一的考量吗？至少在今后十年当中，几乎可以确凿无疑地说，答案是否定的。那是因为，尽管改变之快令人惊讶，但近期的技术进步仍未步入正轨，能在今后一些年间令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所有事项上都比人类做得更出色。所以，人类不会很快重蹈马的覆辙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可以完成很多有价值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影响力将超出技术范围。
论及驾驭并塑造物理世界，人类保留着许多优势。我们比机械装置的任何单独部件都更加身手灵活、机智多才，并且相比较来讲质量轻、能效高。另外，我们的感官提供了快速而多维度的反馈，使得精确的活动和控制成为可能。比如说，在将一大把钱币分门别类、区别一群普通小孩，或者收拾一只餐桌方面，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机器人能比一个餐厅勤杂工做得好。
我们在心智方面的优势甚至比身体上的优势更大。眼下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数学运算方面不如计算机，并且在某些类型的模式识别方面正被赶超——2011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生产的人工智能系统“沃森”（Watson）在知识问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中战胜人类的冠军选手一事证明了这一点；纵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有胜出很多的常识判断力。我们还能规划出目标然后想办法加以实现。并且，即便在有关数字创造力和革新，包括利用机器生成音乐和科学猜想方面，相关例证令人印象深刻，但人类在大多数领域仍然更善于贡献有用的新想法。这令人想起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965年的一篇报告中的一句话：“人类可以说是成本最低、体重150磅、非线性的全功能电脑系统，可以被非熟练劳动大批量制造。”（本段所述人工智能系统“沃森”，是以IBM公司创始人托马斯·沃森之名命名。《危险边缘》是一档美国知识问答类电视节目，1964年开播至今，内容涉及历史、时事、文学、艺术、流行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根据题目提供的各种线索，参赛者必须抢答并给出简短正确的答案；提问是开放式的，答题者没有备用项可选，必须自己想出答案。——编注）
技术将如何广泛而飞速地蚕食人类的领地，要明确了解这一点是倍加困难的（并且，对以往预言的评估理当阻止任何人去尝试这么做），但要说硬件、软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今后十年内将有能力接替人类劳动，看上去也并不可能。人们将不再有那种毫不隐讳的人际或社交方面的经济需求，甚至这也不大可能；这些需求将继续存在，并继续构成对人工的需要。
但有些工作是必须由人来完成的，另有一些工作尚不可能由机器来完成；特别是在长时期内，对这样两种类型的人工，是否还将有足够的需要？答案为否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由于技术的进步，累计而言，人的劳动的重要性将会下降，早些时候马的劳动正是如此。假如发生那样的事情，势将引发人们的这种恐惧：整个世界或将无法保持工业时代那种令人惊叹的轨迹——对不断增长的人口而言，就业前景光明，工资稳步增加。
与机器人作战
但故事不会就那么结束。拥有宝贵的劳动力可以提供，并非在经济上保持重要性的唯一方式；拥有资本可以投资或者花费，一样可以确保持续的重要性。人与马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人可以拥有资本，而马无法拥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拥有全部非政府的财富。举例来讲，公司的股份直接或者间接（经由退休基金之类工具）由个人拥有。那意味着，人可以选择对那一资本进行再分配，以代替机器人带来的收入损失。
这里的挑战在于，资本所有权看上去一直是高度分布不均的，并且近来已变得越来越扭曲。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中所论：“在所有已知社会中，在所有时代，人口中拥有财富最少的一半人实际上一无所有（大体而言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5%）。”过去一些年间，以股票、城市地产和若干其他形式存在的资本，其价值上的增加只令少到难以置信的人群获益。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估计，2014年，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世界上全部财富的48%。这种财富分布不均程度的加剧，部分地反映了在工资和其他形式的补偿方面日渐增长的不平等。自动化和数字化较少可能代替所有形式的劳动，而更多可能以激烈方式重新安排技能、才干和运气带来的回报。不难理解，这将怎样推动形成甚至更大规模的财富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集中。（托马斯·皮克迪是法国当代经济学家。——编注）
但想像一种“机器人红利”还是可能的，这种红利形成了对机器人和类似技术，至少是对它们生成的一部分金融收益的所有权。阿拉斯加州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模板：获益于1976年设立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该州绝大多数居民每年会收到一笔数量不小的资本收入。该州石油收益的一部分被存入该基金，每年10月，该基金的分红会发放给每一位合格居民。2014年，这笔分红是1884美元。
批准设立该永久基金的阿拉斯加州宪法修正案是以高出一两票的民主方式通过，注意到这一点至关重要。阿拉斯加人选择给他们自己一份红利，这凸显了人与马的另一个关键不同：在今日世界的很多国家，人可以投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影响到工资和收入这样的经济成果。这样的局面，可以通过对修正案和全民公决进行表决来直接实现，或者经由选举产生的代表通过立法来间接实现。优选最低工资，判定“优步”（Uber）和“空中食宿”（Airbnb）这种代表分享型经济的企业的合法性，并安排好很多其他经济事务的，是选民而非市场。（优步是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一家国际性交通服务企业，运营并推广同名打车软件；空中食宿是一家提供在线全球房屋租赁信息的企业，总部位于旧金山。——编注）
将来，期待人们投票赞成那种将帮助他们避免类似马的经济命运的政策，并非不合理。譬如，立法机构可能会通过法案，对减少就业机会的某些类型的技术施加限制。尽管迄今为止这种赤裸裸的限制措施罕有出现，但在起草关涉自动汽车和其他技术的相关法案方面，一些初期的工作已在进行当中，这对劳工来讲具有相对直接的启示。并且，在每一个民主社会中，都有一些政府部门公职候选人会热心于帮助工人。他们没有理由不继续依照那些帮助劳工的念头行事。
假如万一有足够多的一大群人变得对他们的经济前景相当不满，并且认为他们的政府对他们漠不关心或者有意加以敌视，人与马之间的最后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将清楚呈现：人会造反。近年来，人们已目睹了多起明确是由经济原因引发的起义，包括美国相对和平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希腊有零星暴力事件（以及偶尔有致命事件）发生的反紧缩抗议。
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历史上绝不缺少全部或部分是由工人的关切引发起义的例证。民主制度并不保证能杜绝这样的起义发生；对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讲，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生活条件会有改善，这个事实也无法保证。作为一个种群，马科动物接受了它在经济上变得无关紧要的事实，不曾发出一声抗议的牢骚（就我们所能分辨的来讲）。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人类的工人那里，他们不可能如此温顺驯服。
一个较少劳动力需要的经济
当前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聚焦于如何改善工人的就业和工资前景。那是明智的做法，因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并未展示出它们即将学会做每一件事。在目前的环境中，帮助工人的最佳方式是让他们掌握有价值的劳动技术，并推动经济的整体增长。所以，政府理当批准教育和移民改革，颁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并增加在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领域中的投资。它们还可能运用包含奖励、竞争和金融激励在内的混合举措，鼓励技术创新者开发那种明确旨在促进和支持而非主要是替代人力劳动的解决方案。
纵然若此，假定人力劳动将永远保持生产过程中最重要因素的地位，也稍显过于轻率。如列昂节夫指出的，恰如马的遭遇所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那一点。假如这一切发生了，人与马的其他不同之处就变得极其要紧。一旦有一些人甚至大多数人注意到，他们的劳动收入缩水了，他们对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分配的看法将比现在发挥更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由选票和造反事件展示出来了。
是时候开启这样的讨论了：围绕一个较少劳动力需要的经济（a labor-light economy），我们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社会。这样一种经济带来的富足应当怎样加以分享？如何减缓现代资本主义形成高度不平等的趋势，同时又保持其高效分配资源以及奖励积极进取和杰出成就的能力？当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和健康的社区不再围绕工业时代有关工作的理念而展开，它们的面貌会是什么样子？教育、社会安全网、税收和其他重要的公民社会元素该如何加以重新审视？
对这些问题，马的历史并未提供答案。答案也不会来自机械装置本身，不论它们变得多么机智。相反，答案将来自我们为我们正在创造的技术复杂精妙的社会和经济所设定的目标，以及嵌入其中的价值观。
[作者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安德鲁·麦卡菲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数字商业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Business）副主管。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杂志2015年7/8月号，原题：“Will Humans Go the Way of Horses?”。听桥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