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优秀的文献既能帮助研究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阔视野，尽可能避免无效劳动；又能刺激研究者独立思考，注意现有思想资料的不足之处，寻找那些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有所突破或者说创造出新意的切入点。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查找文献的途径很多，图书馆、书店、互联网都能提供线索，几乎围绕任何一个专题的图书、刊物和其它文字资料都汗牛充栋。这就对研究者的筛选能力提出了考验，即首先确认阅读范围，然后区分必读文献和选读文献，分别用精读和浏览的方式来处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阅读中举一反三，防止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被文献所淹没。此外，研究者在感到阅读收获最大的时候，最好及时写出文献回顾或者书评，以便梳理思路，构建专题分析框架。
第二，收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法规、中央和地方文件、政府部门工作报告、简报，等等。从这些文献中不但能够了解特定专题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且可以知晓与此有关的组织结构和行为主体，这往往就为田野调查提供了“路标”。举例来讲，我在做“农地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研究时，阅读了建国以来的土地法、婚姻法、继承法和妇女保护法等法规，查找到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一系列中央文件，还搜集到一些调研省、县政府制订的土地承包和调整方案，以及它们所做的有关农地分配工作的汇报。从中获得的信息，足以用来勾勒农地分配过程的决策程序以及不同参与者所起的作用。根据这条线索，我曾在田野调查中对调研县农委/农工部、村委会、不同性别的农户户主和家庭主要劳动者分别进行访谈，很快就了解到土地承包权在法律上性别平等、在现实中性别并不平等的原因。
第三，为了对考察的地域和事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需要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收集地方志、政府部门档案、及其它有关当地人文、地理和经济历史的文献。例如，为了弄清合作医疗制度为什么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我翻看过许多调研县的县志，了解到这一制度在人民公社时代就不曾稳固过。这与以往国内的宣传和国外对中国农村医疗制度的历史评价都大相径庭。为此，笔者在浙江、安徽、吉林、河北等地调查的时候，曾与不少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农民攀谈，他们的回忆证实了县志资料的准确性。这个结果，便将我们的研究从分析农户参加合作医疗制度的意愿，向探讨其它健康风险管理方式推进了一步。
总之，文献回顾工作不但能够提供进入新领域的理论路径，而且还能引领研究者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收集、筛选和加工新的信息，从而在研究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三、减少调查误差
研究者从事田野调查的目的，在于围绕研究专题了解现实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调查误差可以定义为研究者获得的田野调查信息与真实世界的差别。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收集信息，从调研设计到田野工作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需要采取措施，力求减少调查误差。近20年来，我做田野调查一直采用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故而以下讨论的调研环节实质上是抽样调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需要注意的环节，是调研地点的选择。倘若是做政策研究，课题组最好与行政主管机构协商确定调研地点，因为这些机构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文献，而且还可以帮助研究队伍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专题信息密集的地域。如果是做非政策性专题研究，也需要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寻找那些调研事件集中发生的地方。当然，对于所有这些机构推荐的地点，研究者还必须根据课题的需要、以往的经验和试调查的结果加以判断和选择。与此相关，抽样调查最好在曾经进行过试调查的地域进行。这点提示，恰恰来自我曾经有过的一次选择失误所留下的教训。
1996年以前，我在选择调研地区时往往避免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的地点相重合，为的是尽可能利用有限的科研资源扩大调研地域。这样做了10年都不曾有过意外，没想到1996-97年组织的一次抽样调查出了差错。当时，我与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同行合作研究劳动力转移对贫困农村妇女地位的影响。此前我们曾在云南、四川、湖南、山东等省的贫困地区做过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问卷并在河北做了试调查。修改定稿后决定在山西省进行抽样调查。这项决策的理由在于，其一，山西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距离京津塘地区又较近，这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谓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二，农业部农村调查系统在山西11个县设有长期固定观察点，这些观察点均匀分布于全省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其中包括太行山和吕梁山贫困地带。这一带的妇女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传统。其三，当地调查队伍质量可靠。调查队负责人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的老大学生，自农村调查系统开始运转以来，一直承担观察点的数据收集工作，具有丰富的抽样调查经验。尽管一切都看起来近乎完美，到我们对村干部和农民进行访谈的时候才知道，在山西煤矿打工的劳动者大多来自四川、河南和山东，当地农民出外打工的人数反倒很少。他们认为外出前景不确定，在本地下矿井风险太大，所以宁可在家靠种地为生。我们跑了几个县，注意到只是在那些距县城较近的村庄，本地农民从事非农劳动的情况才较为明显。这个结果岂止是令人大跌眼镜，而是抽样数据不能满足项目设计要求的问题。可是，调查已经在11个县展开，想更换抽样地点都来不及了。在生米煮成熟饭的情况下，应变的办法只能是调整研究主题。事情的结局是，原定专题改为“欠发达乡村经济中的性别不平等”。
田野调查的第二个关键环节是问卷设计。当然，并非所有的田野调查都需要问卷，近年来流行的参与式调研法往往以开放式访谈为主。但是在不同地点用这种方法收集到的信息，难以综合处理。因此，我通常只是在问卷设计前的典型调查、问卷设计后的试调查、抽样调查过程中的随机访谈、以及个别补充调查中，采用参与式调研法。在可供使用的数据不能满足专题研究需求的情况下，我还是倾向于借助问卷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需要资金和劳动双重因素的密集投入，问卷设计的质量和篇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科研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如下：
一是要注意问卷篇幅不可太大。问卷访谈最好以1个小时为限，受访者多半在超过这个时限后开始思维涣散，即使有意中断访谈、休息片刻后再接着提问，他们往往也会由于不耐烦而给出不准确的回答。
二是问卷包含的内容不可太复杂，否则就会扰乱受访者的思维逻辑。再说，内容复杂的问卷也不可能不超出正常的篇幅。这个环节在研究队伍较大的情况下尤其不易处理妥当。同一课题组的成员常常具有不同的特殊兴趣，每个人都想使自己提出的问题搭上问卷这趟车，结果就可能产生上述弊病。
三是要用调研地区的常用语简练地提出问题，例如对以工代赈项目中的基本农田建设工程，四川农民称之为改田改土，陕西农民则将其叫做小流域治理。我们在这两个地方抽样时，分别根据当地农民特有的语言改写问卷，而这并不影响每个问题原有的编码和问卷回收后的数据录入程序。又例如，1992和1996年我在沂蒙山区调查农作物产量时得知，当地许多农民既不用“市斤”也不用“公斤”计量土豆（马铃薯）产量，而是习惯用麻袋数作为计量单位。因此，我们在问明一麻袋土豆的平均重量后，就把问题改为：“去年您家收了几麻袋土豆？”显然，到了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的时候，稍加折算就可知晓样本户的土豆产量。也许，读者会认为每一麻袋的土豆重量都会有误差。然而在明知农民对其收获的作物不做精确称量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他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来选择误差较小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