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

隋福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本文的目的在于强调经济史是一门经济分析方法。本文首先诠释了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方法的含义，然后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说明，并且阐述了把经济史理解成经济分析方法的意义，最后给出小结。

关键词：经济史 方法 经济学 经济分析

一、引言

在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中，把经济史研究的主旨定位在描述和解释经济发展的历史。这种定位抓住了经济史本质上是“史”的实质，凸显了经济史的本体论含义，但却相对忽视了经济史的方法论功能，即忽视了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种定位易使研究者自身对经济史学科认识不全面，或者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而且还导致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空间越来越狭窄。而且，有些学者还乐于把经济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与现实无涉，这也阻碍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交流，从而限制了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空间。不仅学界对经济史的方法论含义重视不足，高等院校的学生对经济史的认识也存在诸多误区。很多学生实际上并不十分了解经济史的方法作用，仅仅将其等同于历史探索。大多数学生都认为经济史研究就是搞历史，只不过侧重于经济方面。经济史与现实没什么关联，也没什么实用性。因此，他们对经济史研究的兴趣不高，尤其是学习经济学的。[①]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院或者经济学系，经济史学科成为少数学生无奈的选择。大多数学子宁可选择自己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应用经济学科，也不愿投身到经济史研究中。

有鉴于此，笔者感到有必要凭借一个后学的大胆，就经济史研究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笔者认为，描述和解释经济发展机制和过程作为经济史的本体论含义没有错，也很精当。通过整理辨析史料，能够尽可能地看清楚历史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为了繁荣经济史学科，推动其向前发展，鼓励更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发挥出经济史研究的“以史为鉴”作用，需要重点强调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即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可以为经济问题的讨论带来新的视野和灵感。经济史研究的主旨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经济史研究可以为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服务。立足于现实关怀的经济史研究也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本文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不足之处，还请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二、诠释：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

通过回顾经济史学史，不难发现，有一些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早已进行了强调。其中最为典型者当属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熊彼特曾经这样评价经济史，他说，“如果我重新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历史、统计和理论）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②]在这里，熊彼特一方面指出了经济史的方法作用，即经济史与统计学和经济理论一样是一种研究经济的方法,不应该被忽视。另一方面，也强调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关照性，为了理解当下和历史现象，需要经济史研究，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中国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也有强调。陈振汉认为，“统计、历史均属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 “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是根据经济史。”[③]吴承明也强调，“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④]董志凯根据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也指出，新中国许多理论“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⑤]。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可见一斑。笔者从如下三个角度界定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方法的含义：

第一，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与本体论意义上的经济史相辅相成。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但本质上是“史”。这被国内外的众多经济史学家所认可。陈振汉认为，“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⑥]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⑦]正是在这些思想认识的指导下，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同时，由于本质上是“史”的定位使得经济史越来越疏离了经济学，与现实问题也渐行渐远。这妨碍了经济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增强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后劲，需要在认识上有所补充，即经济史本质上是“史”的论断确凿无疑，但同时经济史也是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效果。”[⑧]“经济史研究之目的，是为了认识（1）各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2）他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式有何变化或发展；（3）决定以上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何在；（4）上述情况及其变化，与社会的及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有何关系；后者对前者有何反作用。”[⑨]

这些研究成果势必也可以为现实服务。也就是说，经济史研究不仅能把历史说得尽可能清楚，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历史维度的思考。历史维度的思考也是重要的，经济分析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历史在理性人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理性、决策集合和效用函数这些定义本质上都内嵌在历史进程之中。如果单调地运用数理知识，不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也不能对现实的多样性给出合理解释。缺乏历史视野的经济分析势必需要经济史来加以补充。

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从历史角度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把已经取得的诸多成果进一步升华，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作用，才能给经济学理论更大的启发，也有利于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良好交流。而且，由于以现实关怀为出发点，可以激发对经济史的热情，这样也能进一步推动本体论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因此，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经济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第二，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类似于历史经济学[⑩]，但不尽相同。言其类似，是指二者都重视历史，并试图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到现实经济分析的灵感和思路。在经济史学史上，历史经济学和经济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出现。言其不同，是指二者虽然都重视历史，但经济史学主张历史方法只是研究经济的方法之一，而历史经济学则强调历史方法的唯一合理性。在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历史经济学的思路曾经存在。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斯密（Adam Smith）是运用历史研究经济学的典范，只不过，它并不完全依赖历史。马克思（Karl Marx）通过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创造了自己独有的范式，对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批评。可以说，《资本论》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也是一部历史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和历史入手，对这门有关“人类社会”的学问作深刻缜密的分析，从而给出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答案。

然而，经过“李嘉图恶习”，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历史方法越来越淡出研究者的视野。经济学拥抱了数学，而历史则成为“看客”。但历史经济学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德国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实际上都是历史经济学家。他们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利器就是对历史方法的强调。他们认定，经济学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只有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的历史经济学。英国的历史经济学家琼斯（Richard Jones）、英格拉姆（J.K.Ingram）和莱斯利（Cliffe Leslie）都提倡用历史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实践之。美国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也受到历史经济学家的影响。

然而，经济学数理化毕竟是大势所趋。历史经济学最后“羽化成蝶”为经济史，藉此保留历史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可是，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的一门学科，经济史越来越把自身向“史”的方向靠拢。大部分学者侧重于搜寻和比对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直觉来描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方面。也有一些学者侧重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来阐释和解读历史。对于经济史学科来说，描述和解读历史固然重要，但不能弱化和忽视其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上的作用。在此，强调经济史的方法作用，虽不是主张历史经济学，但也想着重强调经济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方法在分析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

第三，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不能替代其他方法，但也不能被忽视。即经济史是经济分析的众多重要方法之一。把历史方法作为经济研究唯一选择的历史经济学思路是狭隘的，把历史方法排斥到经济分析之外也是不明智的。在史学界，有“史无定法”之说，实际上，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经济学界，即“经无定法”。现代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固然很好，但也不能无限扩大化甚至被视为最好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其家族“人丁兴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凯恩斯的《通论》[11]，如今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枝繁叶茂，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在计量方法上，现在的技术进步也很快。从基本的双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多元统计技术到时间序列分析，对数据的分析挖掘以及对结论的检验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和技术的进展，经济学分析变得越来越实证，其所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广，越来越细，分析问题的数理化程度也越来越大。应该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经济分析来说是必要的。然而，不能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说这些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一定能得出正确结论。有些问题没有数据，如果采用计量方法可能就会受阻；有些问题不是局部性的，如果采用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可能就会“削足适履”，得出较为片面的观点；有些问题需要考虑理论和方法的适用条件，如果忽视了，那么很可能就得不到正确的见解，也提不出有益的政策建议；有些问题需要历史思维，如果仅仅采用静态的理论，可能得到的是一个缺失历史视野的武断结论。即便是采用动态分析，时间变量也代替不了历史的思考。[12]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方法不能过于崇拜和依赖，更不能“舍本逐末”，为了理论的完美而忽视现实问题的多样性。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需要审视理论适用的条件和空间，需要考虑事件的历史特性。

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之一，不仅能告知历史条件和历史的真实状况，还能借助于历史综合分析的方法推知一些不同于经济学方法的结论。前者对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偏好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后者可以引发经济学家作更深和更全面的思考。总之，经济史不能替代其他研究方法，但也决不是可以忽略的经济分析方法。

三、例证：经济史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为了说明经济史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重要，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13]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作为对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替代选择假设提出来的。通过比较研究，林毅夫认为，共和国建立初期如果不采取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是比较优势战略，即发展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可能会更好。[14]这种看法在目前的学界有一定影响，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选择了一条非最优的战略。诚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确实如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使得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扭曲。这种扭曲短期内可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长期内就会凸显严重的弊端。这种理论分析有一定的意义，即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为认清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提供了帮助。然而，这种分析并不全面。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共和国建立之初，选择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经济是有其历史条件的。这种历史条件是不能仅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阐释。而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加以研究。当时理性领导人的决策函数中，考虑的变量不仅仅是经济，而且当时的环境也不能仅仅考虑经济。事实上，在经济史学家看来，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说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甚为相关的。从国内发展环境看，中国建国之前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帝国主义大肆侵略、瓜分中国。晚清政府无力做出制度上的变迁和文化上的回应，民国政府也不能实现独立自强的工业化梦想。而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推断，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高，明中叶达到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其比例仍为32.9%。[15]因此，中国人一直有一种梦想，那就是恢复中国本来应有的大国和强国地位。从国际环境上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国家，扫除了外患，实现了国家独立。独立前夕，也曾经试图与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在外交关系上重打锣鼓另开张，和平交好，但美国国会对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抱一种敌视态度，不给中美关系打开新大门的机会。相反，苏联迅速表示了对共产党中国的大力支持。这导致中国实施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来的朝鲜战争又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甚至扬言使用核武器来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和内在渴望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须选择一条快速崛起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条道路从当时的视域看，那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道路。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正是凭借这条道路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和支撑国防的经济基础，而发展国防力量和经济基础的最快和最好途径就是采用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若要实现该战略，就需要在制度上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当时采用和实施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背景。而且，客观地说，这种模式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时代目标。可见，从经济史角度看问题和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其结论也不尽一致。对于同样一个问题，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把这些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告诉给人们，就可以丰富人们的认识，对问题的看法也会更为全面和客观。可见，经济史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重要的。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的合理边界的[16]。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讨论了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边界，也有个别学者涉及了家庭。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得出的观点也大体相近，无非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和企业，其原因是市场和企业作为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效率较高。政府、市场和企业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这样，经济就能有序和谐发展。应该说，这些都是有益的见解，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但笔者认为，这些成果似乎缺乏点历史视野，缺乏对动态变化的关注，讨论的基准也基本上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了解理论上的理想状态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目标，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如果不从历史角度探讨制度变迁，并不能给出符合现实需求的有效见解。实际上，通过经济史考察，不仅会对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有一个超越于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还会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实质上都是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市场和家庭出现的历史较早。伴随着交换的出现，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产生了。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广场，在东方的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描述出市场的繁荣。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的规模则更大，随着技术的进步，不仅有有形市场还有无形市场。

家庭作为一个组织也早已存在，而且内部有合理的分工，比如男耕女织、晴耕雨读等。现代城镇家庭的生产经营职能已经与企业深深地关联在一起，但农村家庭目前还有生产和经营的职能。

政府的历史也相对较长。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统一的政府就出现了。从古代到近代，政府的职能和规模发生着变化。从东方到西方，政府的形态也不完全一致。

在这四者之中，企业的诞生相对较晚，严格说来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真正产生，即现代企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尽管古代也有手工作坊，但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

而且，不难发现，这四种制度安排的边界和职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考察中国现代经济史，对四者的职能边界及其调整可以获得更有助于经济分析的启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就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运行了。此时，政府的职能和边界扩大，市场基本上消失，企业也成为政府的一个车间，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组织。农村家庭的生产经营职能也被消解，农业生产和经营变成一种政府主导的工厂生产模式。这种制度变革使得四者职能和边界与新民主主义时期大不相同。新民主主义时期，企业和市场还存在，政府的职能和边界也没那么大。

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弊端凸显。若要让经济继续发展，必须在制度上做出变迁。因此，中国开始了面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即改革开放。这次变革使得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四者的职能和边界又发生了变化。政府把曾经的“僭越”还给市场、企业和家庭，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作为运动员，经营好国有企业，作为裁判员，提供好公共产品，包括法制体系、公共安全等等。市场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企业在市场体系中追逐最大化利润。农村家庭重新获得自己的生产经营职能。而且，在这场转变中，我们还发现制度变迁必须根据条件的变化而渐变。如果激变，效果不一定好。1988年的价格闯关就是一个证明。当时试图把政府的职能快速交给市场，结果引发市场混乱。

在这种分析和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制度本身没有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计划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初期有其优势，但随着条件变化，计划也必须逐渐让位于市场。而且，制度变迁需要与文化社会等大环境相匹配，否则会适得其反。这些结论对经济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有很大启发，即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践出发，不能教条。笃信一种观念和一种理论往往就会导致偏见。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实际上给了我们教训。这些结论和思考，只有通过经济史研究，才能获得。而这些新的看法不能说没有益处。可见，运用好经济史，把其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大有帮助的。

四、作用：经济史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

把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有如下作用：

第一，有助于为经济分析增添历史视野，从而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目前，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以及学者的不断努力，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完善和细化。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学等数学知识不断地渗透到经济分析中。而且，随着计算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人们也有能力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同时其他学科所适用的信息处理技术也被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以至于在今天的经济分析中，到处都是公式、方程、模型、数据、计量，而且显然，这种分析方法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如果没有数学方法的分析，在一些研究经济学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几乎不可能。无疑，这激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而且使经济分析更加理性、具体和严密。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分析方法有其弊端，那就是历史视野的缺失。缺失历史视野，所关注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就显得非常单薄，所使用的论据有时也欠妥，所隐含的假设有时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假设和论据都有问题，那么即便推导过程非常严密，逻辑非常清晰，也不能得出正确而且有效的结论。

因此，经济分析不能没有历史视野，不能仅仅从现实到现实。分析问题不能简单化和表面化，不能为了应用某些理论而误读现实。为了弥补历史视野缺失的遗憾，可以借助经济史研究。目前，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果。一方面，很多经济史研究者通过艰苦的努力，为经济史研究夯实基础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经济史研究者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作为习惯于从经济学理论入手分析经济问题的研究者，应该多借鉴和参考一下经济史研究者所做出的贡献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当然，作为经济史研究者，更有责任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从而为经济分析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第二，有助于为经济分析提供有效数据，从而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创造条件。众所周知，在经济实证分析中，要使用大量有效的数据，然而，可获得的数据有的可靠，有的不可靠。历史数据尤其如此。而且，有些数据还不是真伪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就存在一个辨别数据和重构数据的问题。区分数据真伪对经济分析很重要，数据不可靠会影响模型的可信度。当然，可以借助于一些统计方法来弥补，但有限。经济史研究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一些历史事实即便淹没在历史尘埃里，被历史的河流冲洗，但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本留存下来。钩稽这些文本并相互比较就是经济史研究的长项。另外，数据来源由于渠道问题经常会含有一些水分。排除这些水分，也需要对经济社会有个总体性的、结构性的、历史性的把握，这也需要经济史研究。重构数据对于经济分析也很重要。经济史研究可以检验重构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数据真实可靠，这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条件。

第三，有助于审视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研究这些不完善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学理论，而应该具有历史眼光和世界视域。中国经济的很多现实问题都需要从历史角度和比较角度来加以考察，需要从制度、技术、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组织、人口、政治、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需要向发达国家或者说道路相似的国家学习。

第四，有助于经济史本身的进步。目前，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都在走下坡路，而且，经济史自身似乎也没找到精神家园：对于什么是经济史有分歧，对于经济史研究采取何种方法有分歧[17]。在争论中，经济史似乎离经济分析越来越远，离现实问题也越来越远，离研究者和学生们的兴趣也越来越远。笔者认为，这不利于经济史的进步。经济史学科若要发展，必须扎根现实，必须在与经济现实的关联中吸收营养。而要完成这种关联，需把经济史作为一种方法。

第五，有助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目前，经济史和经济学理论越来越难以交流，并且不能彼此学习借鉴。笔者认为，这种交流障碍源自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分析范式的差距较大，关注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这是一种不乐观的现象。马歇尔（Marshall）于1902年8月28日曾经在给艾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的信中论述了对经济学的看法：“我认为‘理论’是基本的……但是，我认为将抽象的、一般的或者理论的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正统’是灾难性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些是经济学‘正统’中基本的但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它们本身有时甚至——不应占用太多的时间。”[18]这个看法今天仍有价值。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或许能改善与经济学的交流，从而给经济学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五、小结

强调经济史作为一种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张所有经济史研究都要为现实服务，更不希望因为现实的原因而使经济史研究变质。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必须有做史料钩沉的，有做档案整理的。没有这样的工作，谈不上为现实服务。经济史研究是一个论坛，“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19]。因此，笔者在此要进一步强调历史学家式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不能淡化。写这篇小文的目的仅仅在于提示人们，不能忽视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不能忽视经济史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的作用。

“历史就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它可以被用来解除对于各种生疏不明情况的迷惑”，“我们现在应该大大地发展我们的‘历史头脑’，因为历史头脑可以补充我们知识中的缺点，而且它还可以促进合理的进步。” [20]“经济史依然非常有生机，它为理解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我确信，经济史将继续繁荣下去，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并化解那些理论中不合理的确定性。”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