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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场寻找世界观的阅读

1978-2008私人阅读史之吴思
  
  1.《韩子浅解》,梁启雄著,中华书局,1960
  2.《明史》(点校本),中华书局,1974
  3.《社会学和现时代》,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潘培新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
  4.《新阶级》(“灰皮书”),密洛凡-德热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
  5.《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翁贝托-梅洛蒂著,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
  6.《增长的极限》,丹尼斯-米都斯等执笔,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84
  7.《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
  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
  9.《系统思想》,小沃尔夫-弗-迈尔斯主编,杨志信、葛明浩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0.《逃避自由》,埃-弗洛姆著,陈学明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
  11.《反抗死亡》,E-贝克尔著,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
  1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卡伦-霍妮著,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4.《庄子》,庄周著,郭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5.《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道格拉斯-诺思著,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16.《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
  17.《经济分析史》(一、二、三),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6
  18.《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19.《罗马帝国衰亡史》,爱德华-吉本著,黄雨石、黄宜思译,商务印书馆,1997
  20.《存在的勇气》,蒂利希著,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2.《行为生态学》,尚玉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3.《文化的解析》,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4.《经济学原理》,曼昆著,梁小民译,三联书店,1999
  25.《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6.《生态学》,A.麦肯齐等著,孙儒泳等译,科学出版社,2000
  27.《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著,商务印书馆,2000
  28.《封建社会》,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
  29.《神经元经济学》,切奇尼、格林切尔等著,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主编,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0.《合作的进化》,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上大学之前,我们能读到的所有书,都是当时挑选出来的。像托尔斯泰的,莱蒙托夫的,《斯巴达克思》已经算出格了,甚至连《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文革”期间都属于修正主义,不让读了。这些本来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格儿”所能容忍的作品。实际上,我们上大学前读的所有书,都没有超过五六十年代划定的框框。所有正宗的“资本主义”读物(即马克思列宁没有夸奖过的),中国古典的儒释道学说,基本都没读过。这就是我们文科的知识背景。
  
上大学意味着,可以放开读书了
  
1978年上了大学之后,第一轮读书恰好就是冲开这个框框。读什么书呢?先读以前看不到的,例如传说中的“灰皮书”。像德热斯的《新阶级》,当年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内部参考资料,印给少数人看。我不记得那本书是不是“灰皮”,那时也尚未解禁,但在学校阅览室可以读到。因此上大学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就意味着——可以放开来读书了。

这一大类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条线索,不过向左右拓展了,我们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条主线之外的新学说。上学不久,人大名教授吴大琨就推荐了《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谈的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详细介绍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框架。以前我们熟悉的都是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现在看到了这个体系外的异端说法。

再往下走,就开始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早年马克思主义著作。青年马克思最热门的作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点谈“异化”理论。人是怎么异化的,劳动是怎么异化的,这又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一个分析框架。读起来非常吃力,但还是啃了一遍。然后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学说,像法兰克福学派,读了一些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文章。
  
寻找“什么是对的”
  
第二大类是以前完全被封锁的所谓“资产阶级”学科,比如社会学和心理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听说“心理学”这个词,觉得特别神往,当时想是不是有一门学科,学了之后就能洞悉人们的内心世界。我曾经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一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图书管理员不借,说是修正主义的书,还追问我的身份。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着批判的旗号,才有可能借出来。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取消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学科的阶级性有问题。1978年以后,我开始带着神秘感读这些书。读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正是一本苏联人写的《普通心理学》。很快,大学里又开始流传弗洛伊德、马斯洛等学派的心理学观点了。

此外就是社会学,建国以后中国几乎没有社会学的书。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社会学原理》,还是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教科书。隔了一两年,中国开始引进苏联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和现时代》上下两本给我印象很好。

第三大类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补课。那时市面上还很难见到《论语》,我从图书馆借出一本,翻了一遍。《庄子》也是借了几个版本对着读,还有《六祖坛经》等等,儒释道的基本功开始补了一点。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我们的专业课,就不用说了。

大学期间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存在一个动力,即解决世界观崩溃的问题。以前的社会实践,比如我们开门办学,上山下乡,整个生活经历好像都失败了。那什么是对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列宁斯大林如果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追马克思,实际上是清理自己的疑问;读西方和中国古典,则是为了寻找“什么是对的”,是为了在过去的理论框架引起强烈怀疑之后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

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
  
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农民日报》,当了记者,之前的三条阅读线索还在延续:深究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西方学术继续浏览,中国古典继续补课。在西方学术方面,“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很多新学科新著作,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系统思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的综合》等等,都是以前从未接触的西方各种流派的简介。紧接着,国内又出了好几套介绍西方学术流派的丛书,如“20世纪文库”、“西方学术文库”、“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作家参考丛书”,我买了很多来读。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本书,有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健全的社会》,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译丛,是心理学色彩较重的一套译丛,包括《反抗死亡》、《存在的勇气》、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等。

这时,我的阅读又开辟了一个经济学的新系列。以前对经济学毫无兴趣,觉得那是像帐房先生一样,一门很俗的学科。可是当了记者,不读经济不行。于是开始读农村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最初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内,但很快就转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走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学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显学,加上我1996年开始炒股,于是,经济学的阅读量越来越大。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都有简明的介绍。经济学里让我感觉最好的是制度经济学。最早我从盛洪那儿听说“制度经济学”这个词,最初读的是卢现祥写的一本小册子,后来德国人柯武刚的《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已广为流传了。“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经济学中的结构与变迁》,也是这个学派的必读书。微观经济学方面,比较流行的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后来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最近我看的一本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经济学导论》。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等一套三本书也很有新意。经济学史方面,我读的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三卷,对这个学科的历史形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新的世界观渐渐浮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阅读线索已经断了,之后,心理学、社会学的书也不读了。当我试图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社会、解释我们看到的历史时,总是感觉其解释力不足,力量不够。它们不能提供一种世界观,不能代替我们经过试错,已经被证伪、已经崩溃的世界观。197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我粗粗浏览了西方各种理论,再回过头补上中国古代经典。做完这一切之后,还是不能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完整的、说服力很强的、有系统的看法。上世纪90年代初,我放弃了这些努力,尽管还是不知道那个世界观在哪儿。

怎么办?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我转向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学大寨运动为什么失败,比如从炒股票到理解公司和经济形势,再如朱元璋大力反腐败,为何还是垮台。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做具体的利害计算,又读了大量历史资料,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随后才有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想再靠在别人身上,借别人的框架去解释问题。最近十几年,我的见解随着这些具体问题一寸一寸地生长,一寸一寸地建构,不理睬别的什么主义,只是去解决问题,从经济学、博弈论、生物学、生态学、行为学之中寻找启发。

直到前年,忽然意识到我有一种世界观了。在我寻找它20多年未果、已经放弃寻找的情况下,这种新的世界观正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中,渐渐浮现出来。

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我的工作是编《炎黄春秋》,当了十几年编辑,也读了大量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方面的东西。它们不断加深我对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发现,一个人生活在10年前、100年前或是500年前,往往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行为非常一致,历史在不断重复。

1996年以后,我的阅读重点是中国历史。以明史为核心,把重中之重放在明以来直至近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战争史上。同时也读些世界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封建社会》、《十五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是印象深刻的好书。

五六年前,我又开始读生态学的书。人类总是神圣化自己,从生物学和生态学角度去看人类社会结构,会有让人眼亮的收获。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必读书,还有《生态学》、《生态行为学》,更具体的,如《野生短尾猴的社会》、劳伦兹的《所罗门的指环——与鸟兽虫鱼的亲密对话》和《狗的家世》、《与狼共度》、《黑猩猩生活探秘》、《细胞生命的礼赞》、《蚂蚁帝国》等各个物种的书,都是我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人类学的书,也有几本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的解析》。还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当作社会学来读。《江村经济》则是正宗社会人类学的路数。现在书桌上还摆着一本《地球上的人们》,也是这一类的。

除此以外,知识界流行的书也会涉及。上大学时一度流行“美学”,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是个时髦。还有些大名鼎鼎的小说,像《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日瓦戈医生》、《癌病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江健三郎和博尔赫斯的书。阿瑟-黑利的《航空港》、《钱商》、《汽车城》那一系列,都当作“闲书”看着玩儿。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是种好消遣。

吴思 :《炎黄春秋》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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