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鹏 金颖琦
十月的第二个礼拜一，时钟还在四点和五点之间，波士顿地区正从黎明中醒来，欧洲的越洋电话就打过来了。
奥利弗•哈特（Oliver S. Hart）刚从莱克星顿（Lexington）的一座白色别墅里起来，等接完电话就再也无法淡定了。他先是深深地拥抱了妻子，接着唤醒了梦中的小儿子本杰明（Benjamin Hart）。就在此时，几十公里外的同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接到了同样的电话，当时他已经起床，准备看看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告，没想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竟然带来了最令人欣喜的消息。
多年来，世界经济学的重心一直处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剑桥镇一条两英里长的线上，它的两端分别是奥利弗•哈特所在的哈佛大学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供职的麻省理工学院。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共有78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这项殊荣，11位就出自剑桥镇上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然而，似乎从来没有哪对组合能够更好地阐释学者之间的和而不同与殊途同归。
各种祝贺邮件、短信和电话涌过来了
太阳升起之后，他们必须赶往剑桥镇，一来是接受同事和学生们的祝福，再者是去见见大老远赶过来的记者们。两位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在契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契约理论通俗一点讲就是双方为了达成交易，需要有哪些条件和机制。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的工作：兰州拉面馆的老板雇佣了一位拉面师傅，开始约定按销售量分成，一碗面给师傅提3毛钱，没多久店里客人爆满，原来拉面师傅为了吸引客流使劲给客人碗里加牛肉，结果老板赔本，拉面师傅赚了钱；后来协商改成固定工资制，没多久店里就没客流了，原来拿固定工资的师傅每碗只放一点点牛肉，恨不得店里少来人。
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揭示的经济机制正是研究契约理论的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教授关心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就一直淫浸在契约理论方面：如果拉面馆老板无法时刻且准确监督师傅的行为与后果，那么他应该如何设计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最佳期约呢？尤其是考虑到风险和激励因素后，合约设计如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混日子的员工可能因为其他人的努力而受益，如何给员工们更合理的报酬？股东如何激励CEO更多为企业长期健康考虑？如果仅仅将经理人的待遇和公司表现挂钩，结果可能是很难分辨他们是因为好运气还是能力强而应该受到褒奖。
Tirole和Holmström出席新闻发布会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一直待在麻省理工学院，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也都与这个镇子密切相关。1979年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在《贝尔经济学杂志》（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经典文献“道德风险和可观测性”（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时，31岁的欧洲学术明星奥利弗•哈特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这一时期，奥利弗•哈特找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合作者，分别是沃顿商学院的Sanford J. Grossman和伦敦经济学院的John Moore。也是从那时起，奥利弗•哈特的研究逐渐从非对称信息、一般均衡等转向企业理论，开始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产生交集。
1984年，奥利弗•哈特再次来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一年后正式加盟该校经济系，并移居美国。在那里，他最关心的学术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存在企业，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潮流。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用他的真知灼见撬开了企业的黑箱后，Kenneth J. Arrow、Armen Alchian、Eric Maskin、OIiver E.WiIIamson等也都涌入该领域，研究企业的本质、边界和及其内部激励制度。但奥利弗•哈特对他们的解释并不满意，同为契约理论，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强调如何通过事前的契约设计，但奥利弗•哈特更关注合约的执行和监督。
奥利弗•哈特通过两篇经典文献奠定了今天人们熟知的不完全契约理论。1986年，他和John Moore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一文；四年后，两人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产权与企业的本质”（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两篇开创性的文章中，奥利弗•哈特认为因为未来的不可预知和签约成本的限制，人们在签订合约时不可能面面俱到，把所有可能的条件和情况都写出来；这个时候，区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很重要的。他进一步指出，当契约不完备时，为了防止事后的机会主义动机和敲竹杠问题，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奥利弗•哈特及其合作者还进一步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于法律经济学、公司金融、产业组织等多个领域。但同时，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多个领域与主张事前设计精细机制的完全契约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比如，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及其研究P. Milgrom就于1991年在《法律、经济学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发表题为“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的文章，认为当代理人有多种行为选择时，会根据不完全契约选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可能与委托人的期望相左。
Maskin祝贺Hart获奖
1999年1月，经济学顶尖杂志《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推出的一期主题为“契约”（Contracts）的专刊掀起了不完全契约理论之争的高潮，J. A. Mirrlees、Eric Maskin、Jean Tirole、Oliver Hart、Bengt Holmström、John Moore等均参与其中。Oliver Hart和John Moore等认为，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然状态足够复杂时，本质上不存在一个可执行的经济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这时候只有通过产权等制度安排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而Eric Maskin和Jean Tirole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回应，认为不可预见的偶然性造成的不完全契约并不对资源配置造成本质的障碍，如果个体的效用函数是正常的话，研究者任然可以通过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实现帕累托最优。
在这之后，不完全契约理论之争开始趋缓。同一年的晚些时候，Jean Tirole在《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发表了一篇非常经典的综述文章：“不完全契约：我们究竟站在哪里？”（Incomplete Contracts: Where Do We Stand?），认为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有着各自不同的领域，并不存在替代关系。此外，OIiver E.WiIIamsom为将委托代理、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纳入到大的企业理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激烈的交锋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学术思想的进步。1994年11月，Jean Tirole和合作者Mathias Dewatripont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题为《债务与流动性理论》的文章，认为剩余控制权应该在经营者、股东及债权人之间转移。奥利弗•哈特很快将此用来研究最优合同和最佳融资结构。2010年，完全契约理论的奠基者本特•霍姆斯特罗姆还和奥利弗•哈特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合作发表了一篇不完全契约理论解释企业边界的文章。
不过，完全契约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保持批评，尤其是不完全契约的理性假设，这使奥利弗•哈特意识到必须对此做出改变。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的文章显示，Eric Maski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奥利弗•哈特曾经对解决这个难题表示了绝望。2008年，他开始在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寻找答案。几年前，我去采访一位经济学家，他说对奥利弗•哈特和Ernst Fehr等合作更新有自己建立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他感到有些惊喜，同时有一点点担心。
不过此刻，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思想和佳话。“很高兴我跟奥利弗·哈特一起获奖，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在听到获奖的消息后，跟一个记者聊天时这么说。
作者：金鹏 金颖琦 本文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独家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