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长沙来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从1951年到2012年，已经61年，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下放劳动，1964—66年，在湖北荆州江陵和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1969—7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江西南昌潘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到2012年，我82岁了。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占据了我四分之三的岁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学，忘不了培养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身）。
61年来，北京大学处处使我留恋，事事使我难以忘怀。而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学生时期。作为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的纪念，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难忘的大学生时期”。文章共分五段：
一、 回忆总是美好的
二、 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三、 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四、 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的宝库
五、 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
一、回忆总是美好的
我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时，北京大学还在城里沙滩校园。红楼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北楼是法学院所在地，经济系办公室也设在那里。除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法学院有一个图书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主要是教师阅览图书的地方，也对大学生开放。不过，我们这一年级（1951年入校的）是当时仅有的留在学校学习的年级，因为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数也到广西去了，所以法学院图书室是空荡荡的，没有多少读者。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不多。除了外语（任选一门外语）以外，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中国通史、会计学和作为政治课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体育课，这些都是必修课。另外可以选一门选修课，有选文学的，也有选第二外语的。功课虽然选得很满，会计学还有习题，但星期日比较空闲。年级中，只有少部分学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城里，所以走读。外地的同学大多是第一次来北京，一到星期日，只要不刮风下雨，都到公园名胜去游玩。
可惜，这样的时候只有半年，即一年级第一学期。一放寒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有的学生干部被抽调到三反五反工作队去工作，据说是参加外调。学校里，教师们都自我检查，听取群众批评意见。关键是几位著名教授要在大会上作检查，学生们都得参加。全校大会上做检查的有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经济系的周炳琳教授、法学院院长钱瑞升教授等人。课也停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排得满满的。好在图书馆还照常开放，爱学习的学生借书回去读。一些并不怎么爱读书的同学，乐得个清闲，不上课，也不借书阅读，而且各有爱好，如打桥牌，下围棋，听戏，或谈恋爱。就在大学一年下学期，我们年级的男女同学之间就结成了好几对。好在他们后来家庭都很幸福，都儿孙满堂了。
到了五月末、六月初，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同学先后返校了。经济系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那时，初读大学一年级的我们（当时都被称作新生；尽管我们第二个学期都快读完了，仍被称为新生），整日忙着听老生谈参加广西土地改革的体会、心得、思想转变的报告，听完后一个个表态，折腾了一个多月，就放暑假了。第二学期基本上没有上什么课。
暑假快结束时，校园里传出了院系调整的消息。有人高兴，有人发愁。关于北京大学，大体上是这样的：医学院分离出去了，成立独立的北京医学院；工学院也取消了，有的系并入新建的北京航空学院，有的系并入清华大学，有的系并入在北洋大学基础上扩建的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并入了河北大学；农学院，并入了新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文学院、理学院不仅完整地保留，而且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有关的系也并进来了。法学院变动很大，法律系、政治系并入了新建的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并入中央财经学院（包括财政系、金融系、对外贸易系等），小部分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唯一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当时采取经济学学生自报志愿，系领导批准的方式，我填的是学习政治经济学。隔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关于我的去向是有争议的，幸亏代理系主任陈振汉老师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老师的大力帮助，我终于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是我未来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的关键的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陈振汉和张友仁两位老师的原因。
新学年一开学，我就随着北京大学师生一起迁入了燕园——燕京大学已经并入北京大学，燕园就是北京大学新的校址。由于燕京大学原来规模小，北京大学比燕京大学大得多，加上学生全部住校，所以学生宿舍十分紧张，经济系学生最早住在承泽园，是旧民房，家属区。隔了几个月，又迁到了全斋（未名湖北岸，现名红七楼）。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接触到经济学，因为教学楼秩序恢复正常了。听著名教授讲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读一年级时，教授们几乎都随着土地改革工作队去广西了）。
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与经济学有关的只有三门课，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和会计学。是不是浪费了半年以上时间呢？当时，我和其他同学都以为浪费了时间，没有学到什么。抱怨是有的。但迁到西郊燕园以后，随着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了，课程内容扎实了，阅读参考书的分量增加了许多，所以怨气渐渐消失。
今天我很怀念大学生时期，包括大学一年级的生活。回忆总是美好的。回忆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形势变了，个人的经历丰富了，对人世间变幻无常的情况也习惯了，于是对过去的遭遇就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来总结，总能从回忆中得到某种宽慰。过去哪怕是惊涛骇浪的年代，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就会淡然处之，坦然处之。这就是我对待北京大学一年级生活的态度。
从大学二年级起，直到1955年大学毕业，我在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为将来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多亏老师们的指点。这样，让我们转入这篇回忆文章的第二段，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二、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1.陈岱孙先生院系调整前，陈岱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院系调整时，他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1953年，他调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系主任，从此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四十多年。
陈岱孙老师担任经济学说史一课的讲授。那时我已在念大学三年级。这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门重点课。陈岱孙先生从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理论，每星期讲两次，一次两学时，讲两个学期。他讲得最仔细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体系、政策主张和学术影响，二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并着重说明新古典学派在1930年资本主义大危机发生后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凯恩斯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陈岱孙先生的讲课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学生对经济学说史感到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对经济学说史学习的劲头一直很足，因为通过陈岱孙先生的教导，我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学说史的基础，在理论的学习中是不可能融会贯通的。
2.周炳琳先生周炳琳先生过去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但我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时，他已不再担法学院院长（由钱端升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而到广西参加土改去了。他回到北京后，暂时没有排课。由于他和赵迺抟先生是好友，又是邻居，所以在赵迺抟先生推荐下，我认识了周炳琳先生，并有机会多次被邀请到他家里去求教。周炳琳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史，学识渊博，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是把我引进西方经济史领域的恩师。在他的指引下，我对西方经济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影响了我毕业留校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我仍记得周炳琳老师的教导：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深刻研究，工业化一定会走弯路。这两句话影响我一辈子的学习和研究。
3.赵迺抟先生赵迺抟先生是解放前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我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时，经济系主任换人了，他也去广西参加土改。他回校后，没有担任大学生课程。他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对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家中藏书也很丰富。1952年，我读一年级下学期时，在法学院图书室里借书阅读，赵迺抟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他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到这里来，于是我和赵迺抟先生就熟悉了。他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这样，我就成了赵迺抟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学迁到西部燕园后，他住在燕东园29号楼上，楼下是周炳琳先生家。我不但向赵迺抟老师借书，而且还畅谈对经济学演进的看法，赵迺抟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我懂得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迺抟先生的教导，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4.罗志如先生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很重，罗志如先生讲授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样是一门重点课。我不仅担任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还是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的组长，课外同罗志如先生接触较多。
至今我都认为，罗志如先生当时曾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内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所展开的论战是十分有启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怀疑计划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并进而怀疑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而兰格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试试，错了就改”。这就是所谓的“试错法”。罗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没有对此评论，但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即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罗志如先生当年的提示对我仍然起着作用。
5.陈振汉先生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过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清代经济史。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史课程。
陈振汉先生在听课的学生中，不知怎的发现了我，也许是由于课间或课后我的提问使他注意到我。他当时住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外的承泽园家属区，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问我是否喜欢研究经济史。我告诉他，经济史确实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但我接触还不多。他告诉我，要学好经济学，理论、历史、统计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要在这三个方面同样下功夫。
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可能同陈振汉先生的推荐有直接关系，尽管这时他不担任经济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担任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一职，所以对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转入中国经济史领域，而被分配给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经济史为专业。幸运的是，经济史，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同时，对中晚唐五代经济史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认为中晚唐五代长达二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时期（参看我所著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6.张友仁先生张友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教师，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职称是讲师。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出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
给班上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张友仁先生对我们班毕业论文的指导（当时并未采用毕业论文这个名词，而是称做高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定的题目是于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论文是在张友仁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他评价不错，只是说我文章里的注释太多。在陆昊写的《厉以宁学术评传》中提到，这篇论文几经动荡已遗失了，那时我住在中关园宿舍（陆昊的书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蓝旗营宿舍后，一天在整理旧书和旧稿时又找到了，现在被我珍藏起来，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自从北京大学由城里沙滩迁移到西部燕园以后，我完成了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业。这三个学年是平静的，学习压倒一切。很难设想以后20多年内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了，因为后来的政治运动不断：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
学校的形式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形势一起变动的。在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学校的风气也很正常，师生关系和谐，同学关系和谐，自由讨论，甚至因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在我们年级中，没有发现过有人抓辫子，打小报告，诬告或故意上纲上线等情况。老师认真讲课，总想把自己多年来读书、研究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老师对学生，重在启迪，也容许同学有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意教师的观点。从来不曾发生过批判老师封、资、修的思想，或老师认为某个学生“思想有问题”的事件。这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是一种风气，像会计学、统计学、工业成本与核算等课程都有作业，外语课也有翻译之类的作业，宿舍很挤（我读大学三年级以后，终算盖成了新学生宿舍楼，四个人一间，只有两张小书桌，而在这以前是大宿舍，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学们都挤图书馆，一吃完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了。当时系里提出“不要让一个掉队”，所以大家一起往图书馆走，做习题时相互帮助。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为主，进考场前先抽签抓题目，在预备室内准备十多分钟，等前面一位同学口试完了，再进场面试。先考完的同学都聚在门外，一个同学一口试完，刚出考场就有一些同学马上围上来，问这问那，或安慰，或祝贺。这种氛围也许只有我上大学二、三、四年级才有，后来再也见不着了。
学生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很活跃。在上《资本论》课时，学生组成了资本论研究小组。上国民经济计划课时，我被推举为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的组长。我除了参加资本论研究小组、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之外，还参加了统计学研究小组。不过统计学研究小组没有什么活动，因为作业太重，作习题很浪费时间，哪里说得上什么研究、探讨呢？教《资本论》课的老师是江诗永（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经常来指导，我也在小组会上发过言。我谈的学习体会是：要结合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来研究《资本论》观点之间的关系。江诗永老师觉得我的体会有道理，还在课堂上表扬过我。
在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值得探讨。后来，张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谈过，让我在教师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从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诸如此类的学生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对俄国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感兴趣，因为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合译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赵辉杰，译者署名季谦，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四年级时正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此书于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仍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合译，当时他是研究生，出版时，译者还是用季谦署名）。这样，我对俄国经济史中有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张友仁先生又让我就这个问题在经济系教师讨论会上谈谈自己的心得。这同样是一次锻炼机会。
今天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学兼有北大悠久的重民主、重科学的传统，又有解放后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些新特点。重要的是：那时的政治课学习，着重于启迪和引导，而不在于刻板地、硬性地灌输某一种思想。启迪和引导有利于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性和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当时都能从解放前后的对比、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对比中受到教育，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是多么重要的学习积极性的根源啊！当时大家都有投身于祖国建设，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这种精神在建国初期是非常突出的。只有当时生活在大学生中间的人才能深刻地懂得这一点。可惜那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并不了解建国初期大学生的思想，不了解高等学校教师们的心情，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从肃反、反右、反右倾起，对大学生和教师的情况一直是错误分析、错误地下结论。结果，建国初期存在于大学生和教师中的热情消失了。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给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何等沉重的教训！今天在回顾建国初期的大学生时期时，我作为当时的大学生，感触尤深。在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周年院庆之际，我写下这段文字，留给后人做参考吧！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宝库
北京大学迁至燕园，这里风景秀丽，水塔照影，湖畔柳岸成荫，岛亭、小山、临湖轩、再加上办公楼前的草坪、华表、小桥流水，的确是吸引学生每日清晨到这里来学习的地方。但最能吸引学生的，除了在教室上课时能聆听名师授课外，还有一处，就是藏书丰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我读大学时，现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不存在，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落成使用的。迁到西郊后，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设在原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在办公楼南面，现在被称为“老馆”。那时大学生晚自习抢位子的，就在那里。
在城里读一年级时，我主要在沙滩北楼法学院图书室借书、看书。院系调整后，法学院解散了，法学院图书馆也不存在了。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我课后常去的地方。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的面积不大，十分拥挤，工具书又不开架，用起来不方便。好在我因为常去图书馆，同两位管理图书的老师（一位是男的，我们称他为张老师，另一位是女的，我们称她为邬老师）搞熟了，他们同意我到馆内书库里查看工具书。这是给教师的待遇，我作为大学生能有这项“特权”，至今仍感谢他们两人。在翻译《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时，由于有些俄语词条（特别是人名、官职名称）找不到参考书，后来进入书库，找到沙俄时期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才查到。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确实是知识宝库，关键在于读者会不会使用这些工具书。
读大学四年，共有八个寒暑假。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工作，母亲、外祖母和以平弟先住在湖南沅陵，1953年他们搬到武汉。这八个寒暑假，我全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度过，没有回过一次家。我从事俄语书籍的翻译，经常有稿费收入，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每月寄些钱给父母，贴补家用。我在信中告诉母亲，因学习太紧张，过年就不回家了。今天回想起来，我是有愧疚的，母亲多么盼望我能回家过一次年啊！但我没有让她的愿望实现。毕业后，工作安定下来了，才把母亲、外祖母和以平弟接来北京，在海淀镇苏公家庙四号租了简陋的平房安下家来。
难忘的大学生时期，其中包括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度过的多少日子！我的体会是：北京大学之所以这些年来能够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以下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名师、大师。有名师和大师才能让学生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入门弟子，继承老师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北京大学的特色。第二个条件是有优良的学术作风、活跃的学术气氛、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这是同整个教师队伍和整个学生队伍的高素质有关的。有名师、大师而没有教师队伍、学生队伍的高素质，那也形成不了作为北京大学特色的学术作风、学术气氛、学术环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里所说的第二个条件，即使没有第一个条件，即有一些名师、大师，那么名师、大师所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第三个条件则是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包括设施的先进程度、服务的完善程度等等。这样，一支支杰出的科研团队就成长起来了，北京大学出色的教学成绩和科研成绩也就会陆续展示在人们面前。
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成为一流大学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单纯靠建筑的宏伟或藏书量的多少而显现的。藏书，是靠教师和学生去借阅才发挥它的功能。图书馆建成后，主要不是供外人参观的地方。参观者越多，名声越大，但如果没有那么多教师和学生在认真地阅读这些书籍，难道参观者的众多就能代表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
在大学生时期，我认识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曾对我说，按照借阅量来分类，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教材性质的书籍，或指定的教学参考书。这类书籍的借阅量最大，而且经久不衰，因为年年有新生入学，在校生每年升一个年级，对这类图书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年年如此。二是政治读物，也包括时事评论、解释之类的书籍。这类图书的借阅量也很大，但常常具有涨潮落潮性质，也就是说，这类书籍的借阅量像一阵风一样，热的时候，借也借不到，但风头一过，这一批书没有人再借了，但另一批书又行时了。他举例说，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册子，甚至像朝鲜历史这些平时没有人借的书，一下子变得很红火，过了一阵，又冷下去了。三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中，各个系、各个专业，总有一些人长期在进行研究，写论文，写著作，他们对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专业书籍，是关心的。对出版社最近一段时间出了什么新书，是注意的。他们尤其留意北京大学图书馆新添了哪些学术专著。这批读者，人数不是很多，但大致是固定的。教师队伍年年在扩大，新担任教师的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至于大学生，每年毕业一批，每年又新入学一批。这类书籍的流转情况，最能反映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现状，因为政治运动一来，连这些书籍也没有人来借了。这似乎反映教师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占满了或挤掉了。最后一类，即第四类图书，就是那些珍贵的、稀有的图书，有些被专家定为稀世之宝、镇馆之宝。它们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前来阅读的都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师、研究生、大学高年级学生。北京大学图书馆之所以能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中享有盛名，主要因为馆内藏有这些珍贵的图书。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骄傲之处。
从入学到现在，已经61年了，我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感情是很深的。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始终忘不掉我在这里度过的大学生时期八个寒暑假，更不必说平时的周末了。我多么希望现在的年轻学生能够珍惜宝贵的时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使自己在专业领域内踏踏实实地前进。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
诗词是我业余的爱好。从高中时期起，我就学习写诗填词。在1951年到1955年这四年内，我留下了记述我大学生时期生活的几十首诗词。如今我年纪大了，但一翻开我的诗词选集，读到当年写下的这些诗词，脑海中很自然地又呈现出当年的情景。在这里，我选出一些，放在本文的结尾。
菩萨蛮．别长沙
一九五一年
平堤沙岸湘江渡，
娇红艳紫湘山树。
湘水自多情，
欢腾送我行。
无穷留恋意，
伴逐霞云起。
何处不逢春，
春光不待人。
注：我于1951年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下旬接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通知书，随即乘火车由长沙来北京。这首词是在由长沙至武汉的火车上填写的，因为当时长沙至北京没有直达车。在武汉乘轮船过江，再换车到北京。
七古．初游北海公园
一九五一年
水上舟，
空中雁。
轻舟竞渡谁领先？
桨快人勤飞似箭。
雁阵排成一字形，
心齐互爱几曾变？
治学当如竞渡舟，
做人应效南归雁。
注：1951年我在北京大学三院住宿居住，距离北海公园不远。这首诗是初游北海公园所作，含有自勉之意。
减字木兰花
北河沿，春节
一九五二年
春来缓缓，
南下雁群归去晚。
春在邻家，
小院墙头一树花。
春情渺渺，
断断连连河畔草。
春又无踪，
昨夜风沙枝上空。
注：北京大学三院宿舍位于北河沿。1952年春节正值暑假。这是我在北京经历的第一个寒冬。
南乡子．海淀前八家村
一九五二年
篱外尽塘泥，
院内枝头挂鸭梨。
咯咯鸣声惊下蛋，
柴鸡，
啄土聊充腹内饥。
微雨湿单衣，
沟壑横斜叹路迷。
多谢大娘亲手指，
沿堤，
见否溪流直向西。
注：1952年秋天，北京大学已由城内迁至燕园。前八家村，距北京大学东门约5公里。当时自燕园东去，几乎全是农田村舍。
菩萨蛮
深秋雨中漫步，北大朗润园
一九五二年
无情也被多情恼，
有晴不比无晴好。
流水本无心，
多情落叶林。
江南秋景现，
微雨情无限。
鞋湿过溪桥，
乡思今日消。
注：大学二年级时，我住在全斋（今红七楼），全斋以北是镜春园，镜春园以北是朗润园。有一个周末，我漫步于朗润园西边的小河沟旁，只见落叶堵住了水道，流水四溢，仿佛回到了秋日江南，归途中即兴赋了这首《菩萨蛮》。
相见欢
北京大学全斋
一九五二年
忽然触景生情，
路难行，
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
湖水碧，
风雨急，
打浮萍，
若是无根来日任飘零。
注：我当时住在北京大学全斋宿舍，上课在一教和文史楼，每日早晚都需绕未名湖而行。距大学毕业尚有三年，因此词中有“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之句。
采桑子
颐和园
一九五三年
佛香阁上看湖小，
只道山高。
谁道山高，
见否群峰水底飘？
半池荷叶遮行路，
懒把舟摇。
待把舟摇，
别有风光玉带桥。
注：颐和园距北京大学燕园校校址很近，这里是北京大学学生周末常去的地方。这是我的一首自勉的词。
鹊桥仙
观评剧《新天河配》
一九五四年
碧云清冷，
夜天沉寂，
泪眼遥遥相望。
有情儿女不成双，
是谁洒无边险浪？
银河可截，
仙庭当反，
莫再忍声退让。
牛郎织女换戎装，
料今后星光更亮。
注：1954年夏季，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大学东操场由北京评剧团演出《新天河配》，剧情的结尾是：牛郎织女依靠众鹊鸟相助，击败天兵天将，获得了自由。这首词是在观剧后填写的。
相见欢
译书，记大学生生活
一九五四年
满员桃李争芳，
亦寻常，
那似案前淡漠散清香。
花间里，
舞影起，
映南窗，
依然学生本色译书忙。
注：当时我正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同学（我的中学时期好友）合译《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周末有感而作。
减字木兰花
陪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一九五五年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注：1955年初夏，已临我大学毕业前夕。周末，我陪赵迺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同游者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
鹧鸪天
大学毕业自勉
一九五五年
溪水清清下石沟，
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
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耕耘莫问收。
注：词中“沉沙无意却成洲”一句，既反映了自然界的现象，也反映了我一生治学的心得体会。当初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学时，哪里会想到大学毕业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会怎样？但不管怎么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文思未绝复何求”，让我再重复一句本文开始所用的小标题：回忆总是美好的，我忘不了大学时期，忘不了培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
作者厉以宁先生，北京大学教授，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