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有望成第一位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说之成长四步曲
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研究。一方面，他在博士和博士后期间对于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在理性假说基础上重视约束条件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在1990年前后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集中收录于《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农研中心工作时发表了几篇针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工作论文，对理解比较优势概念的提出有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初步成型，标志就是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该书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入手，分析了中国改革的渐进式特点，预测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第三阶段是充实发展。1997年发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2001年提出自生能力概念，2005年中央开始推进新农村建设，灵感来源之一就是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新农村运动”；2007年在马歇尔讲座上对其经济学说进行了阶段性整合，2007-09期间提出潮涌现象。
第四阶段是拓展提升。2009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工作一周年后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观点，反思了过去的发展理论，认为老结构派不重视市场与比较优势、新自由主义否定政府作用，提出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新结构经济学，同时旨在把中国经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说的十大贡献
林毅夫教授有望成第一位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概括来说，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有十大贡献。
第一，在国外一流杂志发表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成果，所著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农业科研优先序》堪称经典，确立其国际学术界地位。
第二，系统提出中国改革前“三位一体”体制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观点，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命题。
第三，在研究上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新世纪初宏观经济与宏调政策中，提出和阐述自生能力、潮涌现象等经济学概念。
第四，结合阐述国内外发展经验，分析强调时代“思潮”对体制与政策选择重要性。
第五，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架构，恢复学界有关经济发展宏大主题的讨论。
第六，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命题基础上，着重阐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第七，在肯定市场机制功能基础上，阐释产业政策意义并设计操作指南。
第八，倡导非洲发展，在理论指导、战略谋划、招商引资等方面不遗余力。
第九，在国际场合推介中国发展经验，取得一个经济学家前所未有、今后一定时期可能难以超越的全球影响力。
第十，创建并领导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标杆式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学生。
林毅夫教授治学的五大“秘笈”
林毅夫教授的治学方法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林毅夫教授并没有“白手套”情节。他最早回国并进入到1980年代研究中国经济最接地气、最有特色的农研中心，结识了一批最重要的同事，用最快速度补上中国现实经济这门课。
其次，林毅夫教授选择研究重大问题并采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他最先清晰认识到，最重要的经济体问题就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他发挥经济学训练完整的优势，大量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在国内知名学者中的国外发表成绩最好。
第三，林毅夫教授具有出色的理论概括与创新能力，比如从退出权角度研究饥荒问题，把比较优势提升为发展战略，提出自生能力、潮涌现象、新结构经济学。
第四，林毅夫教授具有自觉而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融会贯通，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阐述治学方法的普遍规律。《中国的奇迹》书中就经常讨论方法问题。即便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也能从其方法论中得到启迪。
最后，林毅夫教授对自己观点与自创学说具有超凡脱俗的热情与自信。深刻的思想加上诲人不倦的态度，使得林毅夫教授天然就是教育家。
对于林毅夫教授经济学说的几点疑问？
林毅夫教授创立发展经济学新学派，必然要和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思想家一样受到很多质疑和挑战。
质疑主要分两类：一是如何处理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制度、产权、改革等问题。第一类质疑不构成很大挑战，第二类质疑值得重视。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之所以难以上轨道，根本原因是对经济体制和制度所做的历史选择存在偏差。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体制和制度安排的系统转轨。转轨阶段性成功带来经济奇迹般增长。制度演变前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
林毅夫教授对制度变迁重要性的分析似有不足，对产权-竞争推动转型作用重视不够。林毅夫教授的学说虽然在理论上肯定制度重要，但从理论体系基本逻辑层面看，对制度的重视似有不足，容易引发“制度缺位”评论。林毅夫教授对此评论的回应或许是：战略是外生变量，比较优势战略调整必然内生决定制度、产权等变量。借助“外生性”概念的抽象回应虽有一定道理，然而问题在于：“制度-产权”与“政府-战略”这两组变量哪个更具外生性？从历史顺序看，“消灭私有制”这种具有鲜明产权-制度特征的革命理论显然比赶超战略更早出现。历史基本轨迹似乎显示：产权与制度革命，无论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历史实践上，或许都是更为本原与更为外生的变量。
林毅夫教授对35年改革经验教训的研究有些前重后轻。他早先比较重视描述改革进程与总结改革经验，后来推进改革的思想锋芒有所减弱，对后续改革新探索与新素材似乎少了一些写《中国的奇迹》初版时的兴趣和激情，研究重点较多转移到政府产业政策及政府干预必要性的分析论证。
总之，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学说已从20年前一株新树成长为独具风采的参天大树。然而思想天然偏好多样性。为新学说成就叫好同时，也要留意任何一种学说体系都可能存在的限制。也许需要一组而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说，才能对中国经济成长给出合理和令人满意的解释。（付雪晴整理，唐杰修订，林毅夫教授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