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说顾准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反省，使他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
2014年经济学术圈里最热闹的，是经济学家周其仁和华生、贺雪峰有关土地流转问题的大论战。
在这场探讨中国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变革的辩论中，周其仁的立论显然有着远超论敌的基础——长达数年深入成都、重庆、深圳等各地，对城乡土地流转的一线调查研究和总结。
在中国经济学术圈里，一谈起周其仁的治学，同仁几乎毫无例外地赞叹： 他几乎是“一个无法模仿和复制的案例”，几十年如一日地奔走在基层一线做社会调研，年过六十，依然在用“脚力”和“脑力”丈量和思考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
在好友汪丁丁的眼里，周其仁在社会调研领域的成就，甚至“超越”了著名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
生于50年代的周其仁有着他那一代精英们的共同经历：曾投身过火热的共产主义理想，青少年期间“上山下乡”，70年代末“高考恢复”后继续学业。80年代初的开放年代，一群来自底层的中青年学子得以进入中南海，为中央献计献策。这构成了共和国决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周其仁说顾准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反省，使他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更为关键的，他遇到了此时刚复出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这位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曾因对50年代的农村公社化运动提出反对意见，被毛泽东批为“小脚女人”。在几起几落的幽暗岁月里，他从未停止对中国普通民众生存问题的思考和关切。
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杜的鼓励和引领下，他和这批中青年学子频频往来于田间炕头和中南海之间，把一份份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送呈中央。1981年，“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写入“一号文件”，从此普及大江南北，改革开放正式“破冰”。
杜润生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调查出发、擅长变通的“精神遗产”，对周其仁影响深远。90年代海外求学归来，从电信、医改，到土地改革和城乡问题，他都延续着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和体制突破的关切。毫无例外地，他都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出发，对基层创造性解决问题、变通和突破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解放生产力的方案。
市场派经济学家普遍在民众和高层之间两面“不讨好”，处境尴尬，而周其仁一直以温和理性、“绵里藏针”的低调姿态存在着，一边对高层“建言”发声，一边在报章上孜孜不倦地写着普及常识的专栏文章。
偶尔，这位知青岁月在完达山狩猎的“温和派”也有举起猎枪的时候。2003年“顾郎之争”时，他以罕见的激愤姿态，对郎咸平的观点、论据逐条进行犀利和不留余地的批驳。一时令许多熟悉他风格的人大感意外。此后，中国经济开启“国进民退”的十年。
进入21世纪后，他的研究深入到中国农村改革最后一个堡垒——土地所有制问题。这既是一块最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禁区”，也是近年来社会矛盾频频激化的“重灾区”。这也是“恩师”杜润生离世的嘱托——希望弟子们继续推动农村改革，改变农村的贫困问题。
无论或左或右，政治立场如何，你可以不完全认同周其仁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研究恐怕是含金量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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