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校长陈吉宁调任环保部长，再有校党委书记胡和平从浙江省组织部长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我是研究新闻传播的，所以总是想第一时间看看微博上对此有什么舆论。自然，也是不出我所料，无非都是些关于“学术与政治搅和在一起，中国大学没前途”、“大学校长都是官，谈何去行政化”之类的评论。
政治传播的研究中有一个理论叫做“沉默的螺旋”，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所以，为了不让这股“沉默的螺旋”越转越大，我想是时候来厘清一下“学术”与“政治”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如果“世上的道理”都像微博评论如此“简单明了”的话，那还要学者做什么;如果“世界的治理”都像发出微博评论的人坐在电脑前用键盘就能敲打出来的话，那还要政治家做什么。
学者从政，美国是先驱
用键盘敲出一个世界是如此简单，但是为了反驳键盘党的“至理真言”却要花费很多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我所熟悉的美国教授就有不少“投笔从政”的。比如，“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教授，就曾经出任过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和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而写就《信息乌托邦》的作者，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现在正是奥巴马政府的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
在粗略检索了美国联邦政府内阁组成部门负责人及准内阁成员的简历后，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名助理部长以上级别的官员曾经是混学术界的——这其中还不包括教育部，这个部门的官网上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暂时找不到完整简历。在这12人中，有5名成员是(准)内阁成员，即国防部部长Ashton Carter、财政部部长Jacob Lew、劳工部部长Tomas Perez、能源部部长Ernest Moniz、美国驻联合国大使Samantha Power。
这12人的具体信息如下：
Ashton Carter，国防部部长，曾任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Jacob Lew，财政部部长，曾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校长、公共管理学教授
Tomas Perez，劳工部部长，曾任马里兰大学法学教授
Ernest Moniz，能源部部长，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与工程系统教授
Samantha Power，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曾任哈佛大学全球领导力与公共政策教授
Richard Stengel，次国务卿(UnderSecretary)，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学教授
Robert Work，国防部副部长，曾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
Nicole Lurie，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曾任明尼苏达大学医疗与公共卫生教授、兰德智库讲席教授
Richard Frank，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曾任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
Ketherine Regan，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助理部长，曾任纽约大学公共政策教授
Elizabeth Sherwood，能源部副部长，曾任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
Carolyn Clancy，退伍军人事务部代理助理部长，曾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系统中，除了内阁各部外，还有一系列总统的私人办事和顾问部门，这其中的“学者型官员”就更加数不胜数。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为例，包括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三名成员均是学者出身，他们是：
Jason Furman，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Maurice Obstfeld，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Betsey Stevenson，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
是的，你没有看错，其中还有一位副教授。所以，白宫的顾问委员会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由大牛学者组成的“半学者半官员”的智囊团队，实际上里边的人，他们的身份就是单单纯纯的“官员”。
大学去行政化;大学不要管理者
大学去行政化，是中国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但是大学去行政化不等于大学内部不需要管理，也不意味着专家学者和高校管理者不能够从政。
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由著名心理学家董奇教授接任，他在就任演说中提到了一个“四不”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招新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
同样是2012年，当时新接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吉宁，因为其“非院士”身份就引起了舆论的热烈讨论。对此，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一番话，引人深思：“教授们需要的不是学术水平高于自己的领导，而是能够更好地为教研和科研提供良好管理和保障能够创造环境和机会的校长”;“校长不必须要由院士来当，但也不能让普通政府官员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来执掌高校”;比较好的校长应当是“最好是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比较久，懂得管理，也做过教师。他不一定是大专家，可以是小专家，这样的人懂得教学规律，做学校的管理者比较好”。
以上两条新闻，已经慢慢点出了大学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在大学中，“教授治校”是说对于学术资源的分配和学术成果的评价，要由学者来做出决策，行政管理者需要为教学和科研创造好的制度环境和服务。同样是陈吉宁，他曾经就谈过去行政化的问题，他归结为“去行政化，就是维护学术权威。我在清华开中层会，院长、系主任总坐第一圈，处长都坐后排。如果有大教授，他肯定坐最前排。在清华，学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校长是条狗。”
学术与政治;权学交易
最后一个问题，我肆意地猜想一下，很多网友“学术与政治搅合在一起”的评论的真实意思应该是“权学交易”——比如，政府官员为了让自己“快快进步”而去读一个在职博士，或者是大学管理者由于掌握学术资源分配和学术评价的权力，干涉正常的学术生态。这些学术与政治“勾结”的糟粕自然是不对的，是要坚决抵制的。但是，这和学者从政有个毛关系?
看看最近几例学者从政的案例：
陈吉宁，清华校长-环保部长，清华大学的本科和硕士，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环境保护领域响当当的教授专家
侯建国，中科大校长-科技部副部长，中科大本硕博，先手在苏联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不仅是教授还是中科院院士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委办公室副主任，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和山东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
胡和平，清华党委书记-浙江组织部长-陕西省委副书记，清华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水文水资源领域的教授
大学教授、校长、书记，这些人能不能从政，这个问题实则与大学的去行政化、与“权学交易”都没有关系。美国作为“学者从政”的先驱，即是一个参照。事实上，学者从政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
随着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已经比以前复杂得多。在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公共治理方面，长期从事政府管理工作的人往往会有一些短板，那就是只专注于眼前的事务性工作，而缺乏全局性的视野，同时也对相关领域的前沿性知识和技术了解不足。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货真价实的专家学者则可以用专业知识弥补这一短板，更好地处理本领域的公共管理难题。
在专业性之外，学者从政的另一个好处则在于扩大了政府官员的来源和多元性——这并不是说政府是本位，是最好去处，人人都为了去当官而挤破脑袋。而是说，当一个体制中人员的多样性无法保证的时候，这个体制就会逐渐产生出自我繁殖的种种劣性。这有点类似于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帕特南进行的关于社会资本与政治表现的研究——社会资本越高(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社会网络越强健(强连接与弱连接并存)，政治表现就会越好。
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是多元共治的，政府体系是开放而不封闭的，是热烈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具有管理才能或专业知识或二者兼具之人才加入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是有活力，就会是一个良好治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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