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1994年Nash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获奖感言。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向他告别……
1928年6月13日我降临于世，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布鲁菲尔德医院。这个医院现在已无迹可寻，我也无法记起两三岁之前的任何事情。可以想象，这样的早期记忆就像民间的传说一样，由叙述者向听众讲述而代代相传，俨然成为‘记忆中的记忆’。当然，即便很多情况下直接记忆失效，事实依然存在，也可通过其他途径得知。
我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早年来到布鲁菲尔德的阿巴拉契亚电力公司工作。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曾经在法国作为一名中尉服役于后勤部队，但并未真正参与前线战争。他出生于德州，在德州农工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学士。
我的母亲弗吉尼亚就生长在布鲁菲尔德。她曾就读于西弗吉尼亚大学，婚前是一名老师，教授英语，偶尔也教点拉丁文。母亲在西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时感染过猩红热，导致部分失聪，严重影响了她后来的生活。
我的外祖父母曾居住于北卡罗莱纳州西部，结婚后迁至布鲁菲尔德。外祖父马丁曾在马里兰大学学医，在布鲁菲尔德人口激增之时来到这座城市，开始行医生涯。后来他实际上已偏离医学实践，转向房地产投资。我从没见过外祖父，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而对于外祖母，我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依然能记起她在布鲁菲尔德中心地段的那间老宅里弹钢琴的情景。
我的妹妹玛莎比我小两岁半，出生于1930年11月16日。
我在布鲁菲尔德的学校念书，小学之前我也上过幼儿园。小时候父母送给我一本康普顿图画百科全书（Compton's Pictured Encyclopedia），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此外，我家里和祖父母家里都藏有很多很好的书籍可供学习。
布鲁菲尔德是阿巴拉契亚山区一个偏远的小城，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产业。这里是商人和律师的天下，起步于铁路运输和丰富的煤矿资源。因此，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而言，它对我有一些挑战。人们必须从外部世界获得思想启迪，而不能就地取材。
高中时代，我曾阅读E.T. Bell的经典之作《数学大师》，我也记得自己成功证明了有关整数自乘P次（P为质数）的费马小定理。
那时我也会做一些电学与化学实验。起初，在学校写一篇关于职业规划的散文时，我选择的是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电气工程师。不过后来进入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卡内基梅隆大学），我学的则是化工专业。
我幸运地得到George Westinghouse 奖学金的全额资助，进入卡内基学习。然而念化工专业一学期后，我开始反感一些死板的专业课程，如机械制图，于是我转向化学专业。可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化学也没有我喜欢的定量分析。它似乎并不考验人的思维能力，而是更强调实验过程中的试管操作能力。这时，数学系老师鼓励我转入数学专业，并解释说在美国做一名数学家也并非一个不好的职业。于是，我又了换专业，正式成为数学系的一名学生。最终，由于学业优异，毕业时在学士学位之外我还获得了理学硕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布鲁菲尔德高中学习的最后一年，父母曾安排我在一个二年制的布鲁菲尔德学院旁听高等数学课程。额外的数学学习并没有给我在卡内基的正式学分，但因为提前学到的知识，我也不必在卡内基花费过多时间学习数学基础课程。
大学毕业时，哈佛和普林斯顿都给我提供了研究生奖学金。我当时并未赢得普特南数学竞赛，所以哈佛给的条件一般。普林斯顿的奖学金更加丰厚，而且对我也显得更有兴趣。A.W.塔克教授就亲自给我写信，鼓励我去。因此，我选择了去普林斯顿攻读研究生，离家也近。
还在卡内基读书时，我就选修了一门“国际经济学”课程，接触了诸多经济学思想和问题，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最终写成《交易问题》 （The Bargaining Problem）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上。因为这些最初的想法，并受到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影响，我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对博弈论研究感兴趣。
读研期间，我广泛学习各种数学。幸运的是，除了逐步建立起‘非合作博弈’理论，我还在流形及实代数簇方面有很好的工作。所以我有心理准备，如果数学系不同意我将博弈论的研究作为专业论文，我也有其他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博士论文交差。
不过，这个与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路线”有所偏离的博弈论，最终还是被接受为数学博士论文。至于其他的研究，如《实代数流形》，是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后才写作发表的。
1951年夏，我来到麻省理工担任C.L.E. More讲师。其实1950年获得学位后，我先在普林斯顿工作了一年。之所以后来选择MIT，更多是出于个人和社会因素而非学术方面的考量。一个重要原因是MIT薪酬更高。
自1951年起，我开始在麻省理工数学系任职，直至1959年春辞职。1956-1957学年，我学术休假，获得Alfred P. Sloan奖金资助，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呆了一年。
在此期间，我设法解决了与微分几何相关的一个经典未解之题。这个问题与广义相对论中的几何问题有一定联系，需要证明所有黎曼流形可以嵌入欧几里得空间。不过这个问题虽然经典，却并不像四色猜想那样广受关注。
因此，在麻省理工与人交谈得知嵌入性问题尚未解决后，我就开始对它进行研究。第一个突破呈现出令人好奇的结果：在低维空间中能够实现局部光滑嵌入。后来，经过大量工作，我以更恰当的光滑嵌入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术休假期间，我研究了另一个偏微分方程的问题，之前仅在二维空间得到解决。可是这次运气并不太好。我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当时不知道其他人也致力于这项研究，如意大利的Ennio de Giorgi。是他率先取得成功，至少是在特别有意思的椭圆方程问题上。
可以想象，如果de Giorgi或Nash其中一人在攻克这个问题时失败，那么独自登上成功巅峰的另一个人将会获得Fields奖章。
此刻，我想我该聊聊那段我从理性数学家变为分裂癫狂人的日子。那时，我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性思维，出现各种妄想和幻觉，被诊断为‘妄想精神分裂症’。但我不想过多描述这段漫长的时期，他们让我感到尴尬。
在1956-1957学术休假年中，我与阿丽西娅结婚。她毕业于麻省理工物理系，我们在那里相识。毕业后她在纽约工作。阿丽西娅出生于萨尔瓦多，很小的时候就来到美国。她的父亲是医学博士，在联邦政府所属的一家位于马里兰的医院工作。
1959年的前几个月，也正是阿丽西娅怀有身孕的时候，我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状。我只能辞去麻省理工的教职，在麦克林医院被‘强制观察’50天后我逃到欧洲，试图在那里获得难民保护。
后来我陆陆续续在新泽西州的医院被强制治疗，每次时长五至八个月，每次我也都试图以合法的理由离开。
长期的住院治疗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我终于摆脱了妄想症的困扰，回归到正常人的思维，重新开始数学研究。在药物带来的短暂清醒中，我的确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数学研究，例如对‘流体运动微分方程的柯西问题’的研究；被Hironaka教授称之为‘Nash blowing-up transformation’的思想；以及‘奇点的弧结构’和‘隐函数解析解的解析性’等。
然而，六十年代末我的妄想症又有所反复，意识里充满着妄想和幻觉。不过我行为举止相对温和，所以免于住院和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
又一段时间过去了，我开始理智地去挣脱那些妄想思维的影响。这种努力最初源于对政治倾向性思考的否认，因为这完全是无望的智力浪费。
于是我似乎又能以科学家的理性来思考了。然而，这并不完全令人高兴。这和一个身体残疾者恢复健康不太一样。因为理性思维事实上局限了我们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例如，一般人只会将拜火教的创始人查拉斯图特拉看成一个疯子；他使得千百万天真的信徒狂热追随其拜火仪式。但是，如果没有他的“疯狂”，查拉斯图特拉很可能只是默默无闻的千万大众之中的一员，来过，走过，不留印记。
据统计，任何数学家或科学家在66岁时已不太可能继续太多的研究，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再有更多的突破。但是我仍在努力。我觉得我癫狂的25年是人生中的一段假期，它使得我不太一样。因此，我充满希望，希望当前的研究或者未来的想法能带来一些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