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6月15日的午后，刚刚参加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沪的张军院长略显疲惫，但当他得知眼前的记者同时也是本院学生后，一时倦意全无，带着一份期许，开始了诸多分享。窗外是梅子黄时雨，淅淅沥沥，窗内的谆谆教诲，也是掷地有声。
在国际舞台上发中国之声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由一批青年留美学者于1985年创会，时至今日，半甲子的相会可谓是一场盛典。张军教授并不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始会员，甚至也不算是有留美背景的学者，但是他仍然被邀请前往，代表中国的经济学者作英文致辞。一同受邀的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和詹姆斯•莫里斯。
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里，张军每年都会数次被邀请参加各类国际活动，他在国际上很受欢迎，被誉为“理解中国的最好学者之一”。“我的学术背景和我经常在一些场合的出现也许会让人有一些好奇”，张军笑谈道，“有人会说，张教授不是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他在复旦获得的博士，但是他相当国际化。”
2005年，张军受邀在国际著名思想平台Project-Syndicate上开设专栏，除了09年身体抱恙有所中断，每隔数月他都会面向全世界的受众，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思想。“那个时候我是欣然答应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必须有一位学者在里面写专栏”，谈及此处，张军老师的表情显得愈发坚决，“我们现在有一些学者能做出很好的学问，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无法在国际上发声，这是很遗憾的。”张军老师的这一席话，应该是他走向国际化道路的最好诠释了。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复旦人，张军克服语言障碍的历程也颇值一书，据他回忆，当时复旦大学提供了非常优良的外部条件——本科阶段，复旦最好的英语老师为其授课，而研究生阶段更有外教帮助提升。张军自己也是力学笃行，每晚睡觉前都会听英语广播，最初是从美国之音的慢速系列开始，而后逐步进阶。这看起来似乎与普通人学习英语的方法并无二致，但是张军老师随后吐露了其中的奥义：“学英文最重要的是腔调，而非语法和字词，要有勇气和意识去追求腔调。”
做一流学问之道
当然，在国际上发声的前提是先做好自己的学问。
张军认为做好学问最重要的就是寻找问题的能力。从他培养学生的经历以及一些学术刊物的审稿工作来看，现在很多的学生、学者，都习惯性地从如何解决问题入手，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是发现好的问题并构简单的造理论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不能代替解释现象，否则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不管用。“要引导学生更多的去问why，而不是how；problem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question。”张军老师强调。
虽已年过半百，接任院长一职后行政工作也很繁忙，但张军仍然能够保持着一颗好奇心，对于一些现象也经常会来个问号，言传身教，为人师表，莫过于此。提出了好的问题，还需要一定的自学能力才能做出学术，因为解释现象的切入口不可能都现成于现有课程中。
张军老师介绍，他的一位学生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是在自学。而可喜的是，世易时移，与过去需要成天累月钻进图书馆的艰辛不同，互联网时代给了我们更多更有效率的途径去自我学习，突破难点。
“我在复旦已经有35个年头了，我的感觉是，复旦在变。”
如张军所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学术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却让他深感忧虑。回想当年，特别是在80、90年代，复旦各个院系之间的交流颇为密切，张军老师也很喜欢与不同背景的学者，尤其是数学、物理、哲学的学者一道聚会，海阔天空。而现在，不知是必然还是偶然，这样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很难再去一起论学了。“也许是大家都很忙，变得世俗了，做学问上有‘小富即安’的意味，缺乏一种理想主义，一种坚守”，张军老师叹息道，“北京会比较好一点，比方说北京还有诗人，一种远离世俗的学问，而上海已经没有了。”
在张军老师看来，学问要做大做深，需要来自各个领域的启发，在其为研究生开设的讨论课程上，张军老师也经常提及一些数学、物理学界的学者名流，“可惜的是，学生们对这些名家已经相当陌生，有点不知所云了”。言语间，张军老师流露出对“拐点”出现的期待，希望能够向过去回归。
张军老师也是反对过分看重权威的，短短一个小时的采访，他一直是平易近人，语重心长，令人如沐春风。就像近年来他与诸多学界名家进行的对话一样——在与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迈伦•斯科尔斯等人的对话中，他会选择问对方一些个人爱好、生活方式上的问题，甚至谈一谈理财，聊一聊科幻。“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不必将某个学术大家奉上神坛”。有了这样的心态，才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做出一流的学问。
（来源：复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