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从来，1962年生于江苏海安，1980年考取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跟随周海粟教授攻读数量经济学硕士学位，1999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0年5月获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主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经济学院院长，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江苏省第二届青年科学家奖，2001年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2002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3年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教育部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已出版《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研究》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等学术著作十五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研究。长期从事货币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张中锦，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范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专访。作为经济学研究人员，我们知道您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乡镇企业发展论》一书被著名经济学家顾焕章教授誉为“是我国乡镇企业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进展”；武汉大学林幼平、姜文在《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把您提出的学术思想列为“价格派”；《管理世界》的论文《货币供应量与物价反常规关系》把您的研究结果作为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假说加以论述；《人民日报》发表论文把您的研究成果作为宏观经济理论新进展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对您取得的学术研究成就十分敬佩，对您的学术研究历程也非常地好奇，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是1980年考取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1983年本科提前毕业后留校任教，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经济学的研究之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匡时的学科，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求实创新。我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客观经济现象和国家经济运行的现实需要是一个经济学者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
可以说，我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正值我国经济改革发轫伊始。始于1978年的改革在全国展开后，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景象；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之一。苏南的乡镇企业展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活力和效率，成为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一面旗帜，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乡镇企业在蓬勃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不仅烙下了深刻的计划经济印记，还具有突出的农村局限性。因此，如何更好地发展乡镇企业成为我早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相关成果先后发表在《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出版的《乡镇企业发展论》一书被著名经济学家顾焕章教授誉为“是我国乡镇企业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进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渐进运行中出现了更多精彩纷呈的经济现象和更为复杂多变的经济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经济学转入金融学的研究。我们知道，货币理论与政策是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和货币化改革进程中亟需研究的重要现实经济问题。我在对货币理论与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一方面，建立了对金融理论和制度进行系统性分析的框架和体系。在初期的研究中，我跳出传统“大财政、小银行”的分析框架，从发挥资金配置功能出发，把握金融资产的供求主线，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主体，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分析体系，出了一些成果，特别是《现代货币银行学概论》出版后，被许多高校采用，先后4次印刷，总印数达3万多册。另一方面，开展了对金融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我与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大学建立了项目合作研究关系，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金融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在1994年出版了《现代金融制度》等专著。
随着对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深入和相关成果的积累，我逐步形成、深化和完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1997年，我开始对通过紧缩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出于自己的专业兴趣，开始关注这场金融危机及其可能引起的新的经济问题。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导致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成为我的研究重点。围绕“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这一主题，我把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2001年，具体对通货紧缩的内涵及其发生机制、通货紧缩的经济效应、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目标、效果和类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形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成果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上述对通货紧缩的研究是以封闭经济为隐含的研究对象的，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就需要将研究视野向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拓展。在2001-2005年期间，我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立项研究“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机制”，系统研究了外部冲击对中国通货紧缩发生影响的渠道、方式、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研究成果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鉴定为优秀（2005年7月份成果鉴定等级公告）。2003-2007年，在我的研究中引入了开放经济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因素，展开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的研究。2005年我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接下里的几年时间里，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我继续探索货币理论与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运行规律，于2010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著作《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
货币理论与政策是宏观经济学中最为复杂和最有吸引力研究领域之一，也是与我们现实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和最为常见的理论之一。在不同时段、不同经济环境下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有区别的，预期的政策效果可能也不一样。如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通货紧缩持续了5年之久，从理论上看，应该采取什么货币政策来应对呢？
世纪之交的通货紧缩是历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1997年，全球性通货紧缩日益明朗，我国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通货紧缩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在新的世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要清晰认识通货紧缩状况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全面而深刻地认识通货紧缩本身，如通货紧缩的内涵、生成机制和经济效应等，才能做到货币政策的有的放矢，进而研究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政策取向。
首先，明确界定通货紧缩的内涵是进行货币政策分析的基础。从货币供应量来看，通货紧缩应该有两个内涵：一是现实流通货币量的紧缩，二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价格总水平不是一般的货币供给量，而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量。进一步看，通货紧缩并不必然地同经济衰退相联系，经济衰退是通货紧缩的一种效应而不是一个内涵。
第二，我们要深刻认识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及其周期性特征。货币供给量紧缩性具有外生性与内生性的共存性，经济周期与货币量、信贷量紧缩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反通货膨胀与反通货紧缩在不同时点上结合起来，找到特定经济运行状态下的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治理之道。
第三，清晰认识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探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世纪之交的这次通货紧缩，从理论上讲，实施主动性的通货非膨胀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最为恰当的治理手段。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经济开放度还比较低，所以上述分析是针对在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状态下治理通货紧缩而言的。
我国在1994年已经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开放步伐越来越大、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应该说，通货紧缩有一个国际经济背景，也有一个国际传导的问题。请范老师谈谈我们应该从那几个方面来认识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
你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通货紧缩不仅是一个中国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经常项目实现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我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大大提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既可能成为他国释放通货紧缩压力的受体，也可能将本国通货紧缩的压力向国外释放，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就应该考虑外部国际因素，将研究视野向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拓展。
当我们还未完全弄清我国的通货紧缩到底与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有何内在联系时，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则提出“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对这一观点的反驳需要研究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价格总水平相互影响的程度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上述想法，我们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行了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国际货币主义为主要理论支撑，从金融货币层面对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进而探讨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就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而言，是通货紧缩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渠道、方式和过程。我认为最为主要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货紧缩国际传导中的国际收支传导机制
根据国际收支货币分析学说，国外的通货紧缩是通过一国的国际逆差引起的国际储备量流出而传导到国内的。具体地说，国外货币量增长率下降引起价格水平下降后，国内的国际收支会出现逆差，从而引起国际储备的减少，减少了国内基础货币中的国外资产存量。这时，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冲销政策，国内货币量就会下降，原有的国内货币均衡就会受到干扰，公众手中持有的货币数量就会小于他们所需要的数量，公众就会减少支出，从而造成国内总需求的萎缩和价格总水平的下降。于是，国外的通货紧缩通过国际收支的变动传导到了国内。
国际收支差额传导机制强调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资本流动或金融资产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在国际收支的构成中，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经常项目，因而人们对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作用。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反映的是外汇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动，而外汇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动要快于商品市场的变动，因此，即使在国际贸易对通货紧缩反应不强烈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也会影响国际收支，成为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中的主要机制。
第二，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中的汇率传导机制
在货币主义的分析中，固定汇率是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的前提。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单个国家无法避免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自行升降代替了国际储备量的流动，成为调节对外经济均衡的机制。汇率浮动可以通过两国货币相对价格的调节保持一国的国际收支均衡。此外，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当国外执行紧缩货币政策，引起通货紧缩而国内货币均衡没有发生变动时，国内货币紧缩，利率上升的结果会使外汇市场上该国货币的对外汇率相应上升，不会引起国际储备量的流入，对国内价格水平不产生影响。
但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通货紧缩的国际传递现象仍然存在。这种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汇率机制发生作用的。一国发生通货紧缩，必然导致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升值，从而诱发相应的贸易流量变动和资产组合调整。从贸易流量机制来看，只要汇率变动并不能完全消除国家商品套利的机会，就会引发贸易差额的相应变化，从而带来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其传导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贸易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从资产组合调整来看，汇率的变动会引起经济主体的财富在本国货币、本国债券和外国债券等资产组合中的调整，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动，形成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Kindleberger认为，浮动汇率是通货紧缩国际传导的主渠道，因为，汇率变动的预期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果预期汇率上升，则经济主体会减少支出，企业会增加生产，从而引起通货紧缩。
此外，通货紧缩国际传导机制中还有价格传导机制等，不过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传导机制的适应性已大打折扣了。
我已经拜读了您刚才提及学术专著《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对我学习的启发很大。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专著，好吗？
好的。《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应该说是我近来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得到了教育部高度学校全国优秀博士毕业论文专项资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福利标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是开放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开放迫切需要研究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研究》中，通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量、利率、汇率与价格和产出之间关系的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开放格局和货币制度，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汇率制度的选择以及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开放经济的最优政策规则。其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分析框架。选择正确的分析框架是确保研究工作取得科学成果的重要条件。从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为货币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两个竞争性的、但又是一脉相承的分析框架和分析体系：一个是在IS-LM模型基础上，融入开放经济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因素建立的开放宏观经济学模型，即M-F模型或M-F-D分析框架；另一个是Obstfeld和Rogoff等学者将跨期分析方法和M-F-D分析框架相结合，建立的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经研究相比较而言，M-F-D模型简明、易于处理以及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等方面的优点，使该模型在应用经济领域，尤其是货币政策分析领域的运用十分普遍。而且，已有研究表明，M-F-D模型在中国是基本适用的，M-F-D模型包含的总供给曲线、融入经常账户的IS曲线和表示本国货币市场均衡的LM曲线，在中国是基本成立的。基于此，在研究我国开放经济货币问题时，M-F 模型和M-F-D模型仍然是优先的选择。
第二，经济开放度。不同的经济开放度对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波动和价格总水平稳定的影响不同，相应地，对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的要求也有所区别。研究显示，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度的大幅度提高，商品市场开放度高于金融开放度的不对称性已经大为缓解；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就经济开放度与货币政策的价格效果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在开放度与平均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签于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开放格局下，货币政策的目标应以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为主。
第三，货币替代。货币替代是开放经济中所特有的一种货币性扰动，即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一种经济现象。我国目前面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本币被外国货币替代，而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反向货币替代。这种反向的货币替代不仅会削弱货币供给的可控性，还会增加国内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反向货币替代产生的关键是汇率的单边升值预期和高资产收益率的预期。因此，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改变人民币单边的升值预期。同时，为防止冲击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认为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趋势，但应该选择渐进开放模式。
第四，政策目标。由于经济的开放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既要维持价格的基本稳定，又要利用一个比较稳定的汇率以促进出口增长和外汇资源的积累。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共同构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币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基本内涵。我们在M-F-D框架下考察了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选择问题。研究发现，我国1994-2005年间采用的是实际汇率稳定目标。这种政策导向加上结售汇制度和外汇市场上的托盘收购制度，使得人民银行的国外净资产与外汇人民币占款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导致了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下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强化，货币政策自主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削弱。以（实际）汇率稳定为导向的汇率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以牺牲内部稳定目标为代价选择了外部均衡或稳定目标。这种矛盾在价格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会更加突出。而且，这个目标存在内在的冲突，如果实行紧缩政策，提高利率，那么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为维持汇率稳定而带来的被动的货币政策扩张将导致紧缩政策无功而返；相反，要稳定汇率将导致货币扩张，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应该放弃汇率稳定目标，而代之以价格稳定。
第五，汇率制度。对于开放经济而言，汇率制度是影响货币政策真实效应的重要因素。以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基础，我们认为，汇率浮动不足使得利率上调的紧缩效应被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扩张效应所抵消。在汇率浮动不足而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作用下，国际资本大大流入，引起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增长，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长通过银行贷款渠道造成企业投资膨胀，使得试图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抑制投资的货币政策失效。因此，从政策操作来说，我国应该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以稳定升值预期。首先，人民币汇率的充分浮动拓宽了货币政策调控总需求的渠道，使得汇率渠道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其次，汇率充分浮动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最后，汇率的充分浮动降低了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第六，政策规则。根据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的操作规范有两大基本类型：“相机抉择”和按“规则”行事。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支持实行货币政策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目前最为流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是泰勒规则和通胀目标制。在封闭经济中，通胀目标是一个好的目标规则，泰勒规则是一个好的工具规则；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最优政策工具就是同时基于利率和汇率的货币条件指数（MCI）。我们的研究表明，首先，尽管中国的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但与利率传导机制相比，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并不是影响中国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主要渠道。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仍然应该主要运用利率工具进行调节。其次，中国的实际货币条件指数与产出增长率的关系非常复杂，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1638。所以，从真实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开放经济下基于货币条件指数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不适合中国。再次，中国的名义货币条件指数与通货膨胀率走势是高度吻合的，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971。故从对通货膨胀进行监测的角度来讲，名义货币条件指数可以提供较准确的信息，有利于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进行适时的调节。总之，基于传统货币条件指数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中国虽然行不通，但可用名义货币条件指数来监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
范老师，您刚才谈到了货币政策目标，并分析了汇率稳定和价格稳定在币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中的冲突和取舍。从大的方面来看，就中国现实而言，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了30多年，物价水平要么处于紧缩状态要么处于膨胀状态、真正稳定的时间相对较短，外汇储备是年年攀升并已是世界第一，而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那么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该如何更好地与实际经济运行相结合呢？
对货币政策的认识有很多角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货币政策要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什么？一般将货币政策的目标分为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很少有国家把上述四大目标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有一个选择问题。我国确立的货币政策目标是随经济发展而给予了调整的。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表述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这一目标需要调整，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需要重新定位。
第一，货币政策多目标向单一目标的收敛
货币政策理论上的四大目标之间存在着统一性，但更多的则是冲突。中央银行要么统筹兼顾，力求协调；要么侧重于权衡，视经济运行的需要而突出重点。从各个国家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的目标均表现出从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特征。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不应该包含经济增长
这有三个原因。其一，货币政策是一种短期需求管理政策，经济增长是长期问题不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其二，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体现在物价水平的变动上，经济增长不可能成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其三，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也说明货币政策不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法应进行进一步修改，把经济增长的表述删除。
第三，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
长期以来，充分就业这一货币政策目标没有纳入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理由如下：
首先，能否充分就业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干预主义就是围绕就业问题而展开的。凯恩斯认为，劳动力市场并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的调节而瞬间达到均衡。凯恩斯主义者还认为，由于行业和企业的众多，工资协议的多种多样，经济体系并没有足够的机制以确保劳动力市场在充分就业时达到均衡。经济在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运行，意味着经济潜能未得到有效利用，能否实现充分就业应该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中心。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1944年和1946年，英国和美国先后颁布《就业法案》，将充分就业正式列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其次，奥肯定律揭示失业的产出损失巨大。劳动力资源是蕴藏于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消失。因此，失业的存在无疑是社会资源中最宝贵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在失业率高的时候，经济中不仅有赋闲的劳动力，而且有闲置的资源，从而造成产出的降低。奥肯定律表明，失业增加1%，使GDP减少2%。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更高的部门，这种人口转移从总量上大大提高了全社会人口的福利。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就业，是衡量该国的各种资源是否达到充分利用、经济是否正常发展的标志。
再次，社会保障与充分就业。即使西方国家具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工人失业后可以得到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并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获得培训或寻找工作，但实际上西方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中仍然包含了就业这一目标。而且，西方国家的政策目标正从宏观福利标准转向微观福利标准，这进一步强化了充分就业在政策目标中的权重。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充分就业更应该列入货币政策目标。
最后，中国的失业状态较为严重。即使我国公布的失业率低估了实际失业状况，我国的失业率还是处于高位。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数字为城镇登记失业率，而登记的仅仅是那些到就业服务机构求职登记的无工作者，而那些没有去登记的失业人员被排除在失业者统计之外。另外，我国对外公布的这种城镇登记失业，是以户籍为依据，其统计范围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现在，没有把乡村人口纳入失业率的统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在我国的从业人员中，乡村人口则占了70%以上的比重，占人口总数及从业人员数如此大比重的乡村人口的失业情况在我国却一直没有得到反映。因此，如果进行调整，实际的失业率可能会比较严重。由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转移出来，工业领域技术进步产生就业挤出效应吸纳的劳动量逐渐减少，国有部门改革使隐性失业显性化需要分流富余人员，因此，中国的就业压力会很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就业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货币政策必须把它纳入目标体系。
综上所述，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重新定位，应把经济增长删除，应该涵盖充分就业，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充分关注我国的就业状况。
范老师，您作为国家级教学名师，自然很乐意看到众多的年轻人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中，您对他们取得的些许成绩都感到欣慰。在结束访谈之前，请您给予像我这样做学问的青年人一些鼓励或教诲，好吗？
经济学作为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确实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这是我国经济学繁荣的有利条件。我认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年轻人自大学之初就开始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教育，基础比较扎实，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在知识结构要广的基础上做到研究领域要专，找到适合自己的某个研究方向认真地做下去。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瞄准中国现实，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扎实研究，是能够引起共鸣并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