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这里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你能遇到你所希望遇到的人的地方
“这里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在我们迎来恢复建院30年的日子里，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想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经济学院恢复成立30周年院庆之际如是寄语全球校友以及在校的老师们和同学们。
“这里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你能遇到你所希望遇到的人的地方。”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而张军教授曾有言：“如果你们生活在复旦，生活在经济学院，你们不去做别的事情，那么就来听讲座，我想一年四季你们都有机会来听一听讲座，这是一个你能遇到你所希望遇到的人的地方。如果你希望能够跟你的梦想人物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那么在复旦我相信可以实现！”
张军教授早期在复旦大学修读本科时，曾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本科期间，特别是84年这段时间里在复旦校园参与的各种各样讲座。曾经美国的哲学教授来做讲座，他就帮教授画了一个头像并要了签名。在复旦大学举办讲座的还有物理学界、数学界、文学界的等各界著名的华人学者、海外学者，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科技顾问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他总是去听然后请他们签名。“复旦大学是一个平台化的校园，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到这个平台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你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各个学科的杰出人士，所以你想跟谁谈话，你想与谁会面，基本上都能够在这里如愿以偿。”
张军教授进入学院至今也已有30多年，他对复旦经济学院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学生的优秀。老师因为拥有优秀的学生，就可以跟学生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合作，一起挑战，这样就能把教师研究的能力延伸至学生。他说：“我原来自己做学生，帮我的老师做研究，挑战我的老师。今天我想我自己的学生，我们经院的学生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大家都可以跟老师们讨论问题，一起做高水平的研究。”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
张军教授认为: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财富是在过去建院30年里面，无论是在金融界、商界、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学院都有大量非常优秀杰出的校友。正是这些校友使得经济学院的精神能够得以传承并被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张军教授说：“哪里有我们的校友，哪里就有我们的经济学院。”对于校友而言，在经济学院度过了三年、四年，离开学校你们会发现，当年在经济学院与这些人的往来成为你一生当中挥之不去的非常美好的记忆。回想起当年在这里念书的那些岁月留下的印记，心中涌动的是无尽的温暖。
学院经济系建系90周年时，吴敬琏老先生亲自到来。这次经济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吴老先生虽然日程排的很满，但是依旧会出席庆典活动，这很让人感动。很多校友在经济学院迎来恢复建院30年的日子中，都在用各种方式来回馈母校，捐赠大额款项来协助经济学院未来五年、十年的物理空间，学科发展，人才引进等项目的一些工作。同时还有大量的校友也在海内外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学院的发展；在纽约，在法兰克福，还包括国内的香港、深圳、北京、杭州都成立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联络处，校友们在工作之余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与金钱，积极组织活动，召集大家来举办一些有意义的交流会。从4月份至今，全球各个地方的校友联络处都在积极的组织活动并且会传回大量讯息与照片，都在诉说经济学院的金色辉煌，经济学院的峥嵘岁月，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经济学院的美好未来，张军教授看到这些信息后觉得非常感动。
张军教授的一个英国朋友曾问IMF副总裁朱民，你是在美国读博士，我和美国大学是不是通过你来合作。朱民就告诉他说你要合作就跟复旦大学合作，因为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的。事情虽小但是足以看出经济学院的校友在任何层次、任何岗位上，都对复旦经济学院感情十分深厚，所以才能无时无刻不把经济学院挂在嘴边，这是经院校友很重要的特点，也正因为这一点经济学院的精神才得以不断的传承。“在今天，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院长，我们都要记住这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离不开一届一届的校友对我们的厚爱！”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校友们对复旦仍旧留有深深的眷恋，作为教师，我们同样也深深地爱恋着这块有魔力的沃土。一个学院在培养学生上面固然是要有一些倡导的理念，但是张军教授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去倡导理念，因为即使学院有公开倡导的理念，学生也不一定能够一直铭记在心。他认为真正的理念是由学生们口口相传的。学生们离开了学院到达世界各地，如果在若干年以后被问到他们在经济学院受到教育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会用非常朴素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每个人都会记得的成长轨迹，回首过往，他们会觉得经济学院的轮廓好像总是在脑子里面，也许因为时间久远记不得课程内容，但是他们始终会知道经济学院有这样一批老师、教授，这些老师和教授们在各个领域里辛勤地做自己的一些研究。如果把学生们的反馈汇总起来，就能找到经济学院在教书育人、培养学生这个层面上的不同之处。
一位新加坡校友说他曾在校门口偶遇一位经济学院老先生，很激动跟老先生说15年以前我在这里听过你的课，曾经还去你们家隔三差五蹭蹭饭，一起谈天说地，然而老先生早已退休，生活简朴，但是他仍旧记得老师当年在课堂上的举手投足，而且看到老师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就觉得感动而师恩足承。相信这种经历更让人激动而印象深刻，而感情其实就是在这些温暖的地方滋长的。
全球视野 家国情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张军教授认为，每个教师乃至院长在育人时不仅要进行学术上的研究，还要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培养他们的思维，与学生有一些情感联络。经济学院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每个人跟自己的老师、导师、课堂的授课教师之间拥有绝对平等的话语权。在80年代张军教授念书的时候，他在课堂上经常会向一些资深的老先生写文章来商榷，如果每人写一篇小文章贴在教室里面，最终就会编写成集，最后班上学生自己编辑的所谓的经济学院论文集，都是当时每个学生写的论文。在今天的经济学院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学生跟教师之间没有话语权上的分别，大家是平等的，可以自由讨论。这种教授与学生间自由讨论的班级传统会一以贯之地延续下去，这是复旦自由的传统，经济学院也会发扬下去。
张军教授被大家公认的一个特点是国际化，他常被错以为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错觉：国际化的教授肯定是留学归来的。然而他从本科开始一直都是在复旦。但国际化正是复旦的一个特点，也是经济学院跟复旦大学一脉相承的传统。尽管复旦大学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不是美国学校，但是张军教授认为复旦大学比很多其他大学更加国际化，经济学院更是如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与国际主流的经济学院离得很近，所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都会到这里来，经济学院的教师也会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会议晚宴上，一位从北方某著名高校毕业、现在日本京都大学读书的博士生第一次来复旦经济学院参加会议时，感叹自己的母校与我们在国际化上的差距不是一点点。这些反映了经济学院这么多年来形成的发展特点：国际化、高度平台化。张军教授谈及很多年以前有过一个想法，希望能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交流。今年的5月份上海论坛期间，伯南克虽然已经退任，但是他来到复旦大学，于是张军教授多年的期盼实现了。所以有些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复旦大学往往就能变成现实，不要轻易否定任何可能性。
在国际闻名的一些学生管理、学生组织的论坛上，都有复旦经济学院学生活跃的身影。瑞士的达沃斯论坛的是全球政商精英发表演讲的地方，而瑞士的圣加伦管理论坛则是由学生创办的全球化论坛，论坛每年都会要邀请全球各地高校里一些杰出的学生发表演讲，而复旦经济学院的学生参加论坛不仅仅代表复旦，还代表来自中国的学生。现在无论是去北美、欧洲、亚洲、韩国还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换、读双学位、短期访学等等，已经变成复旦经院课程表的一部分。学生怎么分配时间要做许多考虑，在海外交流并不一定比在国内课堂上学到更多，但他是要了解另外一个世界，知道不同的文化差异，他需要了解当地文化跟经济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每个学生出国时间虽然很短，却是很重要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学生会有一种放眼世界的远见和胸怀。所以作为复旦的学生，经济学院的学生也继承了复旦的这种精神，这也是复旦学生很重要的一种烙印。
这种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在经济学院充分呈现。经院学子回馈社会，回馈母校，回馈母院，跟国家意识在里面也是息息相关的。这种意识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在课堂上灌输的一些所谓国家意识。学生们接触到的海内外杰出人士在这个国际化平台上发表他们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就是在逐步形成国家意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因为过去的封闭和知识结构老化，所以感到大量的信息冲击。受到冲击后人们会逐步调整心态，开始去广泛地吸收大量外来的知识，包括学习外来的文化。中国经济改革中地区差距的现状在很多其他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并不会出现，这对于经院原创性的学术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经济学院很可能慢慢的就走向自主原创的道路。 “而我们提到国家意识，是要更好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本土。”张军教授解释道。
学术原创 立足本土
当下复旦经院学术界坚持学术原创，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但是又有很多经济学院教授是政府的智库智囊，这些教授也会参与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二者并不矛盾。张军教授认为复旦经济学院的知识分子能够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当中当然是好事，因为学术研究无法百分之一百转换成政府需要，学术研究跟政府之间也有很难完全弥合的鸿沟，所以研究者在政策层面上发挥的作用有限。但这并不等于不能参与，参与也并不等于在政策制定过程起到决定性影响。某种意义上讲，一方面需要遵循学者所揭示的逻辑规律，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的利害，权衡不同利益的分配等，所以这又带有一种艺术性。如果学者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很深的研究，而政府却有所不知，那么他能够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当中，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是有利的，对学者也不是有害的。学术一方面要保持独立，不能受到政策短期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斥学者在某一个领域做得精深的学者被邀请参与政策讨论，或者提供咨询。
然而，从复旦自己对经济学院理论、学术的原创性以及如何平衡来自西方的理论和经济学院的主流来看，20年、30年以前学生最期待的一门课是西方经济学。因为可以知道西方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两三百年发展了什么内容，所以这门课也培养了学生的浓厚情感。但如今学生已经对西方经济学兴趣有所下降，原因并不在于西方经济学不重要，而是现在从研究角度去考虑，从知识结构的角度出发，需要获取更本土的东西；需要知道中国市场的经济怎么样，经过30年的发展它又是什么样，它与其他国家市场到底有什么区别；还需要知道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约束条件是怎么样的，同西方经济学讲到的一个完备的市场运行的条件是不是很接近，如果不接近，为什么中国跟他们不一样。今天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市场化，也将更多的从“不同”来考虑问题。于是现在更多的人，包括学生，应该感兴趣的不是怎么学习美国，而是为什么跟美国不一样。对于从事原创性的研究的人们来说，也要不断改善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补充知识上面的遗漏。
放眼未来，一些国际同学希望20年、30年后再次院庆的时候能尽早看到复旦大学成为顶尖、世界一流的名校，其中有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希望可以作为哥伦比亚著名经济学家再回来读复旦大学，这是真挚的情感表达。然而展望未来时我们更要用平常心来看“顶尖”，经济学院往顶尖方向迈进的过程中也的确是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在不断的崛起，经济上在不断的崛起，而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在成为这一代，包括新一代、新生代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兴趣所在。所以成为“顶尖”这件事情，得用平常心来看。大家都希望变成TOP5、TOP10，但这不见得是好事情，因为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大跃进，得脱离本土，可是不仅大跃进会有痛苦，而且即使你脱离本土能够进入到顶尖的行业，所遭受的损失也特别大。从中长期来看，学术终究还得回归到本土，所以仍旧需要不断积累知识量，并不断本土化，不断地积累锻炼自己的能力，思考如何走向顶尖，要一步一步向目标迈进并且踏上顶尖之路。只要能够扎扎实实的立足本土来进行原创的研究，这就不是一个问题。
而立之年 展望发展
现阶段，张军教授作为复旦经院的院长，始终觉得经济学院跟中国的改革发展30多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整个发展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是同步的，所以他希望经济学院能够不断的实现机构的转型。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学生现在可以在网络上获得大量的资讯，大量的信息，这对课堂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现在我们迎接挑战的速度还不够快，所以整个学院需要在教学、在课程表、在知识结构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然而这个转变并不容易，需要有一个传承，需要有一个累积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来寻找一些新的交叉学科的增长点，学院现在最主要就在推进交叉学科，例如在金融跟互联网结合方面如何在教师的研究层面上来补充这方面知识上面的缺失。
另外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里面也面临巨大的调整，经济学院需要把我们所经历的巨变和经济发展的知识与应用很好地结合，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让最新变化的现实能够得到学术上更好的解释，帮助学生来更好地适应这个转变，最后在知识的供给方，供给体系上面既保持它的连续性，同时又有一些创新与发展，拥有可塑性，与现在需求上面巨大的变动很好的弥合。这对经济学院，包括整个复旦大学，整个知识的供给和生产的结构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挑战，但是挑战也是发展的一个机遇，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的话，那么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相信经济学院用五年、十年的时间，一定能够让它在整的教学、科研结构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使它变得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巨大的可塑性，有足够的弹性，使得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些重大经济领域里面的热点问题都能够在我们这里找到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沟通的学者。这点应该是经济学院在未来十年期望实现的目标。
“ 这里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我们在经院的而立之年展望更加辉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