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Chalk讲席教授。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教授。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1982年，田国强获得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他远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教授。之后田国强开始任教于美国德州A&M大学，成为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留美华人经济学者中第一个获得终身教职、第一个任职正教授的学者，现为该校经济系Alfred F.Chalk讲席教授。2004年7月起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并于2006年7月起兼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作为中组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教育部首批国家“”特聘专家，田国强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激励机制设计、中国经济、幸福经济学、对策论、动态最优化理论、拍卖理论等，并在《经济研究评论》《国际经济评论》《博弈与经济行为》等国际顶尖、学术一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在对1990-2000年全球最著名的1000名经济学家排名中，按照论文数量排名第185位，总体排名第282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4位。2006年被《华尔街电讯》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20多年来，田国强一直在海内外从事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制度转型保持密切关注和研究，主编了国内第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1993年），出版了《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2014年）等专著。2004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一线推行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率先实施了大规模、成建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引进70余名），并引领带动校内其他学科、学院以及国内众多高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纷纷掀起了聘任海外院长、引进海外人才的热潮。
一波三折的留学之路
留学生：出国之前你的英语口语怎么样？你是如何弥补语言劣势的？
田国强：我读大学时，犯了认识和眼光短浅的错误，没有对英语，特别是口语予以充分重视，觉得能看懂英文文献就可以了。当时我被列入公派出国留学人选的时候只掌握了不到一千个英语单词，所以对在大学时学英语从来不开口的短视行为感到非常后悔，自责自己太没有眼光，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出国的热忱，自己而是更下定决心恶补英语。
但是，想要学好英语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我进入明尼苏达大学读书后，还是没有通过英语考试，学校就让我边上专业课边去学英语。那时我的英语口语几乎等于零，在和给我奖学金的奇普曼教授(John S.Chipman)谈话时，我想他一定是非常失望的。因为我的英语根本没法和他交流，而又是他给我奖学金让我过去的。并且，我的听力很差劲，听不太懂教授讲的课。不过好在我的自学能力较强（这是考研究生时所锻炼出来的），我许多课程就是通过借阅同学笔记、看书自学完成的。毕业时，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是A。当然，在那个语言环境下，我的英语口语也慢慢提高了许多。
留学生：你是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能谈谈当时被录取时的感受吗？
田国强：自然是非常高兴，因为我进入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读博也是一波三折。硕士期间，我一边做论文，一边申请外国的学校，把写好的论文寄到所申请的学校。当时我申请了四所学校，在张培刚教授、林少宫教授（两位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美国学成回国的）以及李楚霖教授的推荐下，最终，奇普曼教授对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当时明尼苏达大学曾经专门安排一位在北京大学访问的教授，带来当时流行的国际学生英语水平测试Michigan英语试卷单独让我考，我没有通过。但是由于奇普曼教授的坚持（当时他是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事讲座教授，在学校很有地位），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通过特赦的方式把我的英语免了，并给我了奖学金。
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次寄给我的是标准的I-20入学通知表，要我1981年秋季入学。但由于学校希望我能以公派留学的形式出国，因而要求我用访问学者所用的J-1签证出国留学。
在我拿到IAP-66入学通知表后，很不幸那年夏天教育部有了新的规定，在校研究生不能出国，只能毕业以后再出国。所以，我就决定加快学习进程，以尽快毕业。结果竟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也就是1982年元月的时候），我就通过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明尼苏达大学又给我寄来了1982年元月入学的表格，但由于当时国内办理出国手续的流程特别复杂，时间上已经来不及，无奈再次错过。
就这样，明尼苏达大学前前后后给我寄了五张入学表格，直到1983年1月底我才终于成行，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第一个来自于大陆的博士生。
我看美国教育
留学生：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学生而言，明尼苏达大学有哪些优势所在？
田国强：尽管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经济学重镇相比有所不及，但明尼苏达大学自身的学术环境也很好，非常强调扎实的宏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培养和理论分析工具的训练。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师生校友中涌现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中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施蒂格勒、阿尔文•汉森、罗伯特•席勒、丹尼尔•麦克法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托马斯•萨金特，以及我读博期间的导师赫维茨。当时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也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大本营。尽管其中许多诺奖得主都先后离开了明尼苏达大学，但这里的学术环境无疑曾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有所助益。
所以，现在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也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就是要努力营造一个国际化的、能够让青年学者更好成长的学术环境，使学校成为拔尖人才和领军人才成长的“孵化器”。即使那些引进的人才后面离开我们这里到其他高校任职，也同样可以为国家教育科研的发展、为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作贡献。
留学生：你仅用八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助理教授到终身正教授的路程，这在德州农工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你能谈谈这一路走来的艰辛路程吗？
田国强：我认为，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只是进入经济学研究这一终身事业的门槛，初出茅庐的青年博士往往对现实经济问题把握不足，一旦被采纳误用，其负面外部性不可低估。所以，一开始不妨在理论和工具研究方面着力。我个人一直是做纯理论研究的，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
为了尽早拿到终身教职，我没有非常积极地参与学会、讲学和其他学术活动，即使是系里的行政事务活动也很少参与，除非被系主任点到。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想尽量减少自己拿不到终身教职的风险，另一方面是我本人行事方式所使然。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可能会随时发生，我不愿把事情放在最后一刻才去做。此外，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所授的研究训练，让我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好的基础，帮助我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留学生：作为该大学终身任职正教授，你是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教育模式上的不同？
田国强：对于两者的差异，我有两个基本观察：首先，从学习的成本来看，根据思维生长规律，学习成本应该是随着学习程度的加深不断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前基本没有作业，只是简单培养一下兴趣，小学四年级以后，才开始布置家庭作业，高中、大学也都相对比较轻松。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生阶段就很不一样了。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学习成本到达顶点的时段就是高考。接着，一旦进入大学就开始“放羊”。有的老师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博士生教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博士生虽多但对他们的要求却很低。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的高教体制就像是一个机器，只要能从大学出来的博士，肯定就差不到哪里去。
其次，从学习的内容上看，美国的大学在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学习阶段，很少将重点放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学生必须首先要完成大学的基本训练，进而养成自我知识更新、自我创新的这种能力，培养出批判性的思维、社会责任意识。这些才是大学人才培养的要求所在（从德和才两个方面来抓）。而我们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实际上是有所缺失的。现在教育部、国家关注的重点是不太注重基础性的能够产生深远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没有强调学术话语权，这也使得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同样的学生跑到美国大学往往就成为最用功的学生，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了。
总的来说，与美国相比，我们的本科教育就开始落后，硕士教育差距开始进一步拉大，博士教育更是远远落后。根本原因是，中国大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符合现代高等教育的规律。
留学生：恩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教授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田国强：赫维茨教授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很少见到有像他那样聪明的人。他所创立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对现代经济学许多领域的前沿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赫维茨指导我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例如考虑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写文章的简洁和严谨性。我博士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1984年底完成的，赫维茨教授在一个星期后就将论文交还给我了。他对我的论文看得非常仔细，论文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告诉我，写论文一定要直接了当，不要故弄玄虚。不通常见的术语要给出定义，新定义还要适当作经济含义方面的解释。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证明要严谨。同时他还指出了论文引理中一个错误。我回到办公室后，细读了他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佩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非常荣幸自己能在这么一位经济学界泰斗的亲自指导和教诲下学习，让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
赫维茨教授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他能够根据每个人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的多少和训练的不同，用非常通俗或严谨的语言把高深问题讲得异常透彻。他的课非常有趣且通俗易懂，同学们都喜欢听，但他的考试却很难，基本上是讲的东西不考，考的东西不讲（考的都是课程大纲所列出的几十篇需要学生自己读的文章）。我记得在我修他上的微观经济系列III时，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得C，三分之一的同学不给成绩并需要重修或完成附加的要求后再评定成绩。赫维茨教授对他指导的博士生也非常严格，他手下的学生一般要学六七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也有很多人到最后都拿不到学位，所以他的博士生不多。但是，“严师出高徒”，他培养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优秀，比如他的学生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搞教育改革、人才培养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我们的经济学院也是以严格出名，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品牌形象。
拳拳赤子心
留学生：你在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时所做的工作有哪些？
田国强：我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1-1992届别的会长，副会长是易纲(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理事会成员有赵海英(现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和前任会长陈平(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等。
当时我接手后面对的首要难题就是，学生组织的发展定位使得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学术方面。所以，在这期间，我们在提高学会的学术地位、扩大学会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力、加强学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在第六届理事会和许多会员的努力和游说下，CES在1992年2月被正式接纳为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ASSA)的团体会员。第二，我们那届理事会组织出版了国内第一套系统介绍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由我和易纲主编，并组织了易纲、海闻、贝多广、尹尊声等在海外留学的学会会员及林少宫、李楚霖、茅于轼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进行编写。这套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后立刻风靡海内外，引起了出版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第三，由于那时的学会期刊奄奄一息，几乎处于停刊的边缘，没有任何规范可言。为此，我们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制定通过了期刊主编的任命和任期制度、期刊发行的具体规则、对会员订约CER的补助制度等等，并任命Bruce Reynolds为CER的主编，及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期刊出版发行合同，当时的合同文本是我亲自起草并征询理事会和学会成员意见定稿的。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评论》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权威期刊之一。第四，为了扩大学会在国内的学术影响，我们这届理事会开始策划、联系在大陆举办学术会议。以后，留美经济学会每年都会在国内联合举办一次研讨会，从未中断过，这也使得经济学会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五，为了进一步在国内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我们那届理事会制定了一项资助政策，每年派会员回国讲课，由学会资助他们人均2000美元。这项政策如同一个教育的播种机，对于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大学的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由于政策限制，经济学会无法从国内获得经费资助，所以这笔经费及学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福特基金会等国际上的公益性基金组织。为了解决学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同时守住底线，我们当时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不排斥任何外部的经费资助，但是不接受任何的附加条件。
留学生：你与陈旭东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得了第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你能谈谈写作此书的目的吗？
田国强：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明道”：明中国变革之道，明振兴中华之道，明长治久安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基于理论逻辑、量化分析及历史视角，从全球视野来系统考察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二是“优术”：优让改革成功之术，优将一件事情做成之术。我们在书中探讨避免改革失败，实现成功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以便从宏观上把握并洞察国家改革、发展、创新的大趋势，从而为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切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避免改革逆转和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这本书也是我对自己过去20多年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制度转型的一个集成式的展示，也与1993年《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应。实际上，近些年来围绕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有关理论和现实热点、难点问题，我也在国内经济学顶尖期刊《经济研究》发表论文10多篇，并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递交了各类政策建议报告40余份，其中一些建议报告也得到了国务院、全国政协、中组部、中宣部、财政部、教育部等不同部门领导的重视，并有一些建议被采纳化为政策推行。
留学生：除了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以外，你还在关注哪方面的工作？
田国强：我本人正在上海财经大学搞教育改革，非常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经济学教育。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制度转型和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动力转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靠人才。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最根本的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受传统计划条件下办学体制惯性束缚的中国教育，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制度转型和创新驱动的主要障碍。
于是，2004年我决定回国深度参与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实实在在做些事情，并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作为实现自己教育改革蓝图的试验田。不同于综合性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是一个学科门类集聚相对精致的学校。我们的谈敏校长和我都有这么一个勇气，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改革者、垫脚石和殉道者，认为改革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大局，相反如果成功了却可以摸索出一套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来，如同先行先试的深圳特区一样。但是，改革总归是要冒风险的，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所做的改革尝试会失败，而我也做好了当“尖刀连”牺牲的准备。
值得欣喜和欣慰的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遵循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办学规律在学科建设、师资引进、人才培养、科研体制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创新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并形成了一整套内生性的长效机制。特别是我们的常任轨教职制度，这一旨在激励做高水平国际学术成果的与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Tenure体系接轨的制度，早在2005年就开始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进行试点探索，并于2007年在学校层面全面实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如今，我领导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在过去的十年中已引进并沉淀了近60名优秀海归教师，凝聚和培养出一批以孙宁、冯帅章等为代表的世界级的青年经济学家，在包括《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等世界顶级和著名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论文240多篇，达到亚洲一流水平，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基于一流师资队伍的建设，最受惠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无论是在做中国问题的研究、高层次的就业、升学和出国等各领域均具有独特竞争力，学生进入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博士生到国内985高校任职的比例都明显提高，自主培养的一些博士生已具备了冲击国际一流经济学期刊的研究实力。
留学生：现今社会，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人才？
田国强：过去30多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传播，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积极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原理、概念、方法已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大众耳熟能详的基本常识和共同语言。可以说，在中国已经基本跳出了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窠臼。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但同时，由于不少人受到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逻辑及其实证量化的训练有限，没有注重其理论的前提条件而盲目照搬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应用中来，当然也导致了许多问题。所以，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经济学教育，培养更多“科学”的经济学家，使之既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具有历史的视角的比较分析，及有数据统计的实证量化分析能力。正是基于前述考量，我所领导的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干学科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就非常重视学生在这三方面的能力培养，学院在相应课程设置的配备上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理论基础培养、历史视野培养和定量分析培养。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大学不应该与市场走得太紧密，如果市场需要这个技术或方向，你马上就去办，这样发展下去，学生就只懂得一个很狭窄的领域。所以，一定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我认为，通识教育还包含对学生基本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使他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些基本能力和素养包括国际化视野、社会责任意识（或伦理道德）、沟通能力和领导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终身学习和自我完善能力等。这些是大学生在接受经济学核心知识和专业知识传授之前，通识教育应该着力培养和构建的。
来源：《留学生》杂志2015.11（中旬刊） 记者：杨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