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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安:经国之学,济世之道

导读

周黎安教授上课从不点名,但200人的大课几乎没有人缺席,而且每次都引来众多的旁听者,以致教室暴满。周老师吸引学生的奥秘在于,“保证讲出学生在书本上读不到的东西”,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知识的震撼力与价值。在北大《教学促进通讯》的采访中,周老师从自己的学习经历谈到教学设计,再到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以及北大的教育体制问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经济学者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一、求学之路:特立独行的思考者

记者:多谢周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经济与发展的问题现在是每个人所关心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能意识到经济学重要性的学生却不多。当年考大学时您为什么选择经济专业呢?

周老师:在我读中学的时代,政治课包含一些简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虽然大家都普遍不喜欢上政治课,但我却觉得政治经济学那部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喜欢思考社会问题,因为那个年龄我对社会的理解谈不上什么专业角度,所以就尝试用课本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中国的历史,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等等。从中学开始我就试图用经济学的工具思考社会与人生问题,这也我上大学选择经济学专业的主要原因。
     
中学的时候我喜欢读书,但那时候读书条件很一般。我来自江西一个很落后的县城,县图书馆藏书很少,新华书店能买到的新书也很有限。我运气不错,因为我的邻居是个知青,他有不少书,其中有于光远和苏星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共三册。书中讲的是大学的内容,他也不需要这些书,我就拿回来自己看,把三册书都认认真真看了一遍。马克思主义是我那时接触最早的社会和经济理论,对于我当时关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了最相关的一些思考线索。我当时还看过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启发也很大。从小学开始我就有县城图书馆的借书证,虽然藏书种类和数量都有限,但对增加我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因为读书比较多,可以说中学时我关心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同龄人。我发现一些很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可以解释的,我对世界的思考也因此有了一些模糊的框架,所以决定要学经济学。

我1984年上大学,考上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我在大学阶段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经常不上课。我看的很多书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别的领域的,包括心理学、科学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自主看书的时间太多,学习上就有点对付了。

记者:看什么书有没有人指导?不去上课,考试能应付么?

周老师:没有人指导,就是自己瞎看,完全是凭兴趣、凭感觉。有些书仔细看,有些书就翻一翻。当然我也受当时一些热点问题的影响来看书,像《走向未来》丛书几乎每本书我都仔细地读过。那时心理学的弗洛伊德很热门,我也读了不少。考试我没觉得有什么困难,而且还拿过学习奖。我考前就拿同学的笔记摘抄一下,然后就去考试,没有不及格过。
       
现在看来,以前读书好像是盲目的,但事后看每一本书都没有“白读”,每一次不同的知识贮备都为现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每一种工具也都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的课题。像乔布斯(编者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发明家、企业家、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办人、前行政总裁)讲的,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目标的,但到后来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你的执着追求而串起来了。我现在的研究领域虽然属于经济学,但研究内容是跨学科的,比如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现象。我一直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过去、现在都没有为生计、得失问题烦恼过。我也很庆幸那个时候很独立,把时间都用在了思考和读书上,这是我最大的一笔财富。

记者:您读书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比如做笔记?

周老师:我会做非常详细的笔记,至少喜欢的书都会做。从刚进大学开始,如果我看到好书就会拿笔记本去摘录并写感想。那时候我还有写读书日记的习惯,很简单,只是把当日的阅读很认真的记下来,比如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但是这帮助我记住了曾经读过的书籍,有时翻一下笔记就会回忆起很多内容,并进一步可能产生工作的灵感。

记者:80年代是各种思潮非常活跃的时期,您当时有没有参加各种校园甚至社会活动?

周老师:当然参加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当时在课堂里学习太缓慢,太迂腐。当时北大的讲座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沙龙,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演讲。这些讲座和沙龙我都绝对会去参与的。
      
由于改革开放不久,教学内容与方式还是有些陈旧,而整个社会的思想气氛却非常活跃。那时课堂外的学习环境比课堂内的学习要好得多,我也非常感谢那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当然周围很多同学主要还是上课,他们上课前预习,课上做笔记,课下复习笔记,“规规矩矩”地学习。而我觉得天天捧着课本读书、考试,那简直是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同学们去上课,我就去图书馆或听讲座。
      
那时人们一般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我一直就有一种自觉意识,觉得如果课堂内容听起来枯燥乏味,而外面的世界却如此喧嚣热闹,我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安心听课?这可能跟我中学就有自主读书的习惯有关,较早就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的眼光,因此我在不去上课而是去图书馆的时候有充分的自信。当然我也希望有老师指导我,但那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老师也是刚下放了回来,学术荒废太久,对新引入中国的学术思潮,包括西方经济学,他们也在研究,我们也在研究,属于在相似的起跑线上。

二、教育教学:用知识点亮生活

记者:您1991年留校任教后,在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年获得了北大教学奖。您能回忆一下那时是怎么做到的吗?

周老师:当时很有意思,全院(系)的老师、领导会让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做一个小时左右的试讲,讲完后其他老师点评。那时我24岁研究生刚毕业,面对这么多老师和大教授,试讲之前是有点儿紧张,但一站在讲台上,心里一下子就镇定了,仿佛底下坐的就是我的学生,试讲发挥得非常好。我想一方面是我本来就喜欢当老师,另一方面应该是因为我对自己掌握的知识很自信。人学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种融会贯通、豁然开朗的感觉,新想法、灵感不断涌现。
     
我留校以后一开始没有直接教本科生,而是作为助教给一个讲师班授课,这是北大经济系给其他学校经济系的讲师办的一个培训班。我上课的时候是教室里年龄最小的,底下的学生都比我大。当时我讲发展经济学,这门课好像以前没有开过,我只能从头开始,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教学效果还是不错。我教了他们一年以后再给本科生上课,讲的是宏观经济学,几年下来在学生中口碑很好,并获得了经济学院和北大的教学奖。

记者:当老师与做学生的角度不一样,您一开始讲课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周老师:我读研究生时北大还没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这些系统课程,所以我开始教书可说是现学现卖。上课前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关键是反复考虑怎么在课堂上把这些分析工具、模型讲清楚,使学生们既觉得有意思又能听懂。我认为北大学生肯定不怕难,但一定要把问题讲清楚,只要讲得清晰、逻辑严密、思路顺畅,同时能把知识和学生的兴趣结合起来,那么学生肯定会有积极性的,因此我的课程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设计。
      
我教学一开始就比较顺利,这跟我自主学习的经历有关。当时我就觉得一门课既要有意思,也要有价值,能比我看书更有收获,我才会去听。所以我非常注意让学生学有所获,保证在课堂上讲的一些重要东西是他们在课外学不到的。另外我本科的时候对波普尔(编者注: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 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7-1994.9, 20世纪最著名的学术理论家、哲学家之一)的科学哲学极为感兴趣,我把他的书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那时候我就知道教学努力的方向,就是讲课时要提供足够的信息量,而且要有知识的亮点和冲击力(shock value)。我讲课时从不讲笑话逗学生玩,而是非常严肃、一板一眼地讲内容,但学生还是愿意听,因为他们觉得通过学习能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改变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我在教学中一是注重逻辑,逻辑清晰就可讲得很明白;二是突出知识的应用价值。平常的例子,但一定要带给学生惊奇,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如果每次讲课都有一些亮点闪耀,学生怎么会觉得课堂枯燥和没有意思呢?有时候期末考试结束了学生还觉得挺伤感,说感觉像一个宴席突然散掉了,他们希望这个宴席一直继续下去,每到星期一上午就来上课。

记者:您觉得老师讲课跟学生自己看书的区别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怎么让学生体会到听课的价值?

周老师:这有两个层面。单从知识来讲,老师肯定理解得比学生透彻,因为你早已学过这些知识,你可以想象他们在学习某个理论或模型的时候脑子里存在什么问题和误解,在讲课时就可以高屋建瓴地指出特别需要注意的误区与盲点。当这些偏差被及时揭示出来时,学生就会觉得听课是必要的,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另外一个重要层面是理解了知识以后如何认识知识的价值。我理解了,但这些知识对我有什么价值?所以老师要把分析工具,比如概念、模型等用于解释学生经常看到,但可能熟视无睹的现象,引导学生用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这些知识能照亮那些以前你根本看不到的黑暗角落。有了知识的工具,你会发现这里竟然还有这么多宝藏!课堂讲授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联系得越紧密,就越能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觉得这门课特别有价值。每个人都有天生的好奇心,都希望能了解身边的事物,老师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点起一盏灯,帮他们照亮周围的世界。

记者:您觉得研究生与本科生的课程在教学上有什么不同么?

周老师:我教研究生的“计量经济学应用”本来是小课,但因为听课的人多后来也变成大课了。教起来与本科生应该没有大的区别,我也更侧重于介绍知识的应用,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应用。我上课的基本习惯是,我总在思考我这门课能给学生带来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让他们学习,这是永远的核心问题。如果你的课有价值,不管你对学生要求多严格,他们也还是感激、欣赏你的。

记者:据说您期末出的考题让学生很“痛苦”。

周老师:可以这么说。我的考试一般都比较难,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对我教的微观经济学是既爱又恨,“爱”是因为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也有收获;“恨”是因为考试比较难,想拿高分很不容易。
      
我认为考试是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不能马虎从事。在考试中,我几乎会重新挑战每一个已学过的概念,学生突然觉得一下了就飘起来了。开始他们觉得一切都学得挺好,都听懂了,结果一到考试就发现所有的题目都无法顺畅地做出来,有一种炼狱般的感觉。我想通过考试给学生所学以真正的检验,也让他们进一步体会到知识的渊深与奥妙,促使他们反思,这对今后的整个学业都有好处。

记者:您觉得上课听懂了与真正的知识掌握之间差距体现在什么地方,在您的课上想拿“高分”应该怎样努力?

周老师:知识总是某种理想状态的抽象,而理想状态总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把某个理论、概念放在具体的环境下,条件就会发生一定变化,需要你灵活地运用一下,这就要考查你是否真正掌握了。
     
学得好的关键就是反复地阅读和研究这些理论。我当年就是反复看,每看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理解也会更加深刻。一旦真正理解了,不管题目怎么变换,你都知道该怎么运用这个概念。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学习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发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到第三个阶段,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但这个时候已和第一阶段不一样了,你已经领悟了山与水的内在精神。总而言之学习要反复,一定要经历动摇、混淆、迷茫的时期,之后才能真正领悟并运用自如。

记者:您的大部分学生会到经济部门去解决实际问题,少部分会做学术研究。从教学来讲,您觉得这两种去向是统一的吗?

周老师:对本科生来讲是一样的。对研究生,尤其是对博士生来讲,就不一样了。你要去经济部门工作,还要看是去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部门。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研究生的训练是必要的,因为涉及的是一些宏观、综合性的问题;但要去企业做实业的话,博士研究的东西就显得过多了。我希望我的学生有学术的追求,但如果是要找一个业界工作的话,读到硕士就差不多了,没必要读博士。

三、经济学:经世致用的智慧

记者:您还经常给企业家上课,比较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周老师:他们比普通的学生更加功利,很少有纯粹知识上的好奇心。企业家是非常实用的,更关心知识的用途。坦率地讲,我们都是学者,没有参与到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中去,给他们讲课的挑战比本科生、研究生更大,需要更好地挖掘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实用性。
      
一个具体的经营问题可能比较难回答,但对于一个问题他们也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去认识,而不是简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解决问题,这样我所做的分析对他们来说就很“有用”了。再从更高层面上讲,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描述中国经济的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下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现象,对他们也是很大的收获。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更多的是给出框架性的、分析性的、思路性的东西,去与他们过去积累的经验、感受互动,可能更多地起到梳理、提升的作用。我们不会像咨询公司那样,马上给出一个能立即操作的方案,但还是能给他们很多有意义的启发。

记者:作为经济学者与企业界互动方面您能举个例子吗?

周老师:比如我研究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行为,2008年就此出了一本书,书名是《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这本书不仅在学术界,在业界也很有一些影响,不少证券公司把书中内容作为他们行业分析报告的术语和框架。有一次,中信证券在西安为它的客户开一个大会,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这本书。我说你们做的是股票和行业分析,这不是我研究的内容,但他们说没关系,就让我讲那本书的框架和思路,希望我现身说法,告诉他们怎么去理解中国的政经结构。去年微软在西班牙开会时也请过我去,让我讲的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对企业的启示。
      
虽然我不经营企业,不能给一个具体的投资、经营建议,但我有独特的分析方法、研究框架,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企业家无论在什么行业,都要了解中国整体经济的运行是怎样的,有哪些特征,尤其是中国政府和官员与经济的互动,这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经济学理论问题。
      
知识只要是能抓住事情本质的逻辑,只要研究有特色、有深度,就自然有了应用上的价值。我原来做研究、写论文,专注学术界,后来才意识到,在企业界也有人感兴趣,我给EMBA、给企业经理上课,他们也喜欢听政经结构和政商关系这些内容。

记者:现在是经济社会,不光是学者、政府、企业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实际已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但一般人,包括某些管理者,也只是凭直觉理解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了解一些经济学原理,明白一些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您能否举个例子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周老师:用经验和感觉代替理论,一些问题的处理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因为经济学对一些现象的解释可能有违我们的直觉与常识。比如非洲的大象、北美洲的野牛这些珍稀的动物都濒临灭绝,原因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是因为有太多贪婪的人去猎杀这些动物。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和人性的贪婪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直接原因。从经济学角度讲,这并非问题的本质与关键,按照这种思路也给不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同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请问牛羊为什么不濒临灭绝呢?核心原因是产权问题,因为这些珍稀动物没有很好的产权保护。猪牛羊鸡等,我们能圈养,因此能很好地保护他们,让他们不断繁殖;而珍稀动物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因此一定有很多人想去猎杀而获得暴利。这就是一个例子,通过学习经济学,你会发现自己的一些认识,包括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概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今年7.21北京遭到六十年不遇的暴雨,很多行人被困在路上,当时有许多出租车司机趁机坐地涨价,还有旅馆、酒店也趁机涨价。人们就谴责这些人,说他们发黑心财。从经济学角度看,假如政府规定出租车不能涨价,还是按以前的标准计费,对社会的整体效益是好还是不好?肯定是不好。在限价的情况下很多出租车肯定会停运,因为司机要冒很大的经营风险,拉一个客人可能只赚10几块钱,却要困在路上好几个小时。这样一来出租车供应大幅度减少,很多付得起钱的人得不到这个服务。相比之下如果你让出租车涨价,就会鼓励出租车司机拉乘客,这对大家的福利肯定是一个改善。这就是面对稀缺资源,要靠价格信号来有效配置。因此如果你从稀缺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就会对涨价问题有一颗平常心,或者一种更理性的认识。能提高出租车司机的道德水平当然好,但对于解决问题来说恐怕是一条死胡同,至少短期内是实现不了的。
       
人们通常喜欢用常识和情感思考问题,尤其喜欢从道德角度判断对和不对。但“经济学思维”不是这样,经济学抛开价值判断,先给定一个“稀缺资源”,然后问有没有办法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不同的配置机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了善良的愿望”,因为善良的愿望往往将人引入歧途。如果满足于从常识、情感、良好的愿望出发去思考问题并制定政策,最后会通向灾难的地狱。愿望是良好的,这句话最后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

实际问题当然很复杂,因为政府有很多偏好,社会也有很多偏好,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经济学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给定一个政策目标,经济学至少可以分析实现目标的各种手段有何利弊,至于政治家或大众是否选择去做那是另外的问题。经济学只是让我们更有效地分析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学者也只能给出一个专业角度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存在就足以使人们决策时更理性,这也是经济学的一大意义。

摘编自北大《教学促进通讯》

人物简介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IEPR)副所长,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988年和1991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等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08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政治关联和大饥荒的长期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993年和2007年两次荣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2008年和2011年分别荣获“厉以宁科研奖”和“厉以宁教学奖”。

2016年4月22日,周黎安教授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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