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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

2014年11月1日至2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起、七家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联合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武汉大学《经济评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社、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的期刊负责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经济评论》主编、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初升教授,《经济评论》副主编、武汉大学金融系副主任罗琦教授,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李卓教授,武汉大学金融系肖卫国教授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提高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二是经济类杂志应关注热点问题,而新常态是目前经济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三是为学术期刊提供交流的机会。

会上,学者们从经济新常态的内涵、表现、动力、突破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选择、对外开放新常态、新常态下资本市场发展、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范式、新常态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

武汉大学金融系肖卫国教授在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指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高效率、低成本和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新常态下,由于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和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财政政策在新常态下难堪重任,货币政策必须额外地承担结构调整职能。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选择在短期和长期应各有侧重点:

短期应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改善、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此,一是要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和短期流动性工具构建短端利率走廊。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回购操作力度明显大于逆回购,短期流动性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多次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正回购利率起到了货币市场利率下限的作用,SLF利率起到了货币市场利率上限的作用,短端利率走廊的建立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和货币市场利率。二是要运用定向降准、再贷款和PSL(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实现精准支持。2014年4月和6月中国人民银行实施了两次定向降准,定向降准可以发挥信号和结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促进信贷结构优化的正向激励来加大对“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201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增加支农再贷款额度461亿元,以引导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中国人民银行创设PSL的目的则在于引导中期政策利率下行和信贷资金投放到基建、民生支出领域。总体而言,综合运作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引导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调整是近两年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思路。

长期寓改革于调控中,构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一是改造市场主体,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长期,货币政策操作应以价格调控为主导,数量调控为辅。价格调控的首要前提是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改造市场主体,即改造财务软约束主体,创造一个利率真正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土壤。二是探索新常态下的货币经济运行规律和厘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具体实施上,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借用灵活的公开市场操作、SLF和PLS等创新工具疏通短期和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为货币政策操作市场化奠定基础;第二步,探索和掌握新常态下货币经济运行规律,为货币政策操作市场化提供理论依据和规则;第三步,厘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新拟定中介目标,弄清楚政策工具变量与中介目标、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疏通货币信贷存量与实体经济的传导。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李卓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中国对外开放新常态。他认为,就新常态而言,应该先理解常态是什么,然后理清新常态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其一,中国对外开放常态持续了二十年左右。过去的对外开放常态下,非常重视对外开放的作用,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赶超战略,而关于对外开放战略研究的广泛性、系统性存在不足。我国对外开放将继续延续以前的思路,但是,进一步的开放要着眼在内部。过去的对外开放促进出口、引进外资,尽量扩大贸易规模、尽快见效益,引进的技术是买进来的。我国的技术进步未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反而是自身要素禀赋优势被利用。因此,今后要重视技术投入种类、品质的提高,审视自身的竞争性可持续优势,实现创造性技术进步。其二,当前对新常态问题的热烈讨论实质也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反思,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思考谁是经济发展的主体?针对不同的市场主体,其各自的目标定位是什么?其相应的可选择的政策工具又是什么?显然,政府不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目标自然也不应该是主导经济发展。就结构性、定向调节而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实都不具有定向调节的工具。其三,就对外开放新常态而言。既有的对外开放的扩张模式可能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当然,对外开放不仅是贸易开放,更多的是规则问题,此外,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应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变化(如汇率等),不仅引进外资,还要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要考虑金融、经济环境的变化。‍‍

《经济评论》副主编、武汉大学金融系副主任罗琦教授就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和产业链升级需要打通要素在跨部门流动中存在的障碍,引导资金从高污染、高能耗以及产能过剩的行业合理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产业,这种投资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受到资金成本硬约束的高效率投资;二是要改变资金在金融机构间之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利率水平居高不下的局面,促使金融与实体经济和谐发展,保障投资者权益,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三是基于金融风险隐蔽性、多样性和传导性的特点,提出稳定资本市场发展,防范金融风险连累实体经济。

《经济评论》主编、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初升教授就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新常态到底是增长的新常态还是发展的新常态?当前多数者所讨论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增长新常态,看GDP的增速,直接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几个组成部分推出增长动力源。叶初升教授认为,从发展视角看,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经济体在各种要素禀赋、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制发生自组织变化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增长速度放缓等量变只是这种新均衡态的表象之一。新常态是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它是长期的;我们对它的观察与分析也应该是长期的。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转向增长理论分析,是从短期分析转向长期分析;而从增长理论分析转向发展经济学分析,则是从外在的表象深入到内在的本质。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我们更关注的是经济体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与变迁方向。

其二,这个常态将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从发展角度提出的,其基本涵义是,把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成功晋级为中等收入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战略,难以继续支撑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从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阐述看,它的思维取向是发展的,而不是增长的,而国内学者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转向了增长角度。如果中国真的进入了经济新常态,也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与细致的实证分析做判断。

第三,既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发展的道路上会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那么,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那里,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理论指导?我们发现,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以低收入国家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都是针对贫困陷阱,还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分析新常态下的发展问题。时代在变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在发展。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不是短期的热点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性的课题,一方面,我们期望经济实践大浪淘沙,凸现经济体在新阶段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理论的积淀,需要有足够的理性去实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参与本次专题研讨会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得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此次研讨会也加深了学术期刊与学者的交流与互动,提高了杂志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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