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争议“新常态”：当前只是回归正常状态
12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与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名经济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发展”的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以下为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樊纲教授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实录。
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同行，非常高兴这么多同行今天欢聚一堂。既然同行在这儿，也就非常想讲一讲我们经济学的各种问题。
一方面我们自己总在讨论，我们自己总在互相辩论，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也经常在挑战其他人的各种说法，各种概念。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追究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想在理论概念上，我们怎么能更清楚的思考一些问题，使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更深入，使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能够更加深入。
我提了一个题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我想先区分一个问题，就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这是经常被大家混淆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差异问题；第三个问题要追究一下，一般性的问题和我们中国的国别的特殊问题；在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上的特殊问题，围绕这三个问题讲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短期和长期问题。
这里涉及到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理论的差异问题。这个问题最近的混淆发生在关于新常态的概念上，我个人有一些不同观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下滑，但是这个下滑究竟有多少是短期的问题？也就是周期性因素？有多少属于长期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具有多少下滑。
潜在增长率可能也有下滑，但是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慢变量，可能是零点几，在五年十年当中有所变化。但是这样一个变化，从2007年的增长速度14%，2010年还到过12%，到现在7%左右，这里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是短期因素，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波动问题。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现在没有PPT，但是刚才刘遵义教授演示了很多PPT，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增长速度——过去30年中国10%以上的高增长。但是事实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绝大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很多年份很低的。我们从1997—2002年那期间就是7%左右的增长，那时候还通货紧缩。
而且，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一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一超过10%一定是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并存。所以什么意思呢？两位数增长是我们周期性波动中的过热增长，如果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所谓的正常增长，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术语，如果7%以下就要通货紧缩。
我们在2007—2013年当中有三段是CPI通胀紧缩，待会儿我再讲现在的情况。
低于7%通货紧缩，高于9%是通货膨胀，按照滤波法，我们正常增长就是7%—9%之间，就是这个速度。也许某一个时段，90年代可能低一点，7%—8%，因为那时候国企职工下岗、制度调整，2010年代高一点加入WTO我们的潜在增长率8%、9%，但是两位数增长从来不是中国的正常增长，从来多是过热增长，从来我们的宏观政策要避免的事情。怎么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过去常态是两位数增长，现在新常态不是两位数增长了？所以在我看来现在不是新常态，现在是回归正常状态，是回归到潜在增长速度的正常状态，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再争议一些当前短期的问题，我们现在7.3%、7.4%，正常不正常？在我看来也不太正常，我们到这个月为止，3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有通货紧缩，轻度通货紧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还长，上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那时候我们是31个月PPI负增长，我们现在已经是34个月PPI负增长，我们CPI还是正的，但是一点几，很低。因此现在的状况，从周期性的角度来讲确实低于我们的潜在能力——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这里讲两大因素，第一，我们现在的压力在于，我们要清理过去两轮，过去十年当中，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这些后遗症。哪两次大家可以想一下。2004—2007年，2009—2010年。
第一次不是我们刺激出来的，那一次是政府一直在压着。现在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说法，好像以前的常态就是政府不断的刺激经济。其实大家想一想，2004—2007年宏观政策，很多人脑子里的宏观政策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私人企业建个钢厂就关了，一直压着。但是2009—2010年是政府刺激的，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刺激了一下，结果刺激大了，又搞出一个不大不小的过热。两轮过热叠加到一起，2008年那时候那轮调整是自己主动调整的，没调整完世界危机来了，又刺激了一把，两轮叠加在一起现在确实很多过剩的生产，钢铁、水泥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这个压着经济增长会低一点，这个跟90年代末期有点像。
第二个因素，政府因素。政府什么因素？我们2010年非常正确的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但是一直没有退出。中国这一次采取了一个最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但也是最早退出的，这个退出现在很时髦，美国到今年才真正退出。新兴市场国家多数都是2012年退出的，日本从来没退出过，日本一直在刺激政策。欧洲2012年退出了，现在又要重新来，欧洲要学习日本安倍经济学，要大放血，要再刺激。而中国2010年退出刺激政策，标志性的一个是住房限购，限购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紧缩性政策。然后我们的准备金率到了20%以上，我们的利率3%，其他国家都是0%，我们的3%利率。然后这些政策放到那儿，四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经济回归正常了，宏观政策没有回归正常，宏观经济每年退出，紧缩性的政策。忘了，忘了那是刺激政策，最近才刚想起来，把住房限购多少放一放，很多地方放了，中央还没完全放。最近刚刚调了一次利率，我们很多紧缩性政策还在那儿。迟迟不放，迟迟不回归中性，回归正常。现在很多不是刺激政策，实际上是退出之后回归正常的政策，迟迟没有施行，压的我们现在经济过低，其他因素不多讲，这块儿讲一下。
大家来了，都很关心中国目前情况，把这个短期、长期的关系，再通过现在的情况讲一讲，如果我们现在处理完了，再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把过热的因素基本处理完，政策只要回归中性，7.5%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我们最近在研究十三五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基本结论7%以上，7.5%是不成问题的，刚才刘遵义教授也在讲这个观点，还有几个十年都可以保持较高速增长的，但是潜在增长率会慢慢变化，但是它是一个慢变量，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经济学有增长理论，也有发展经济学，差别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前沿里面都会讲很多差别，发展有制度，增长没制度。发展有幸福、福利，增长只是物质等等。我觉得都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深在其中，这30年来我们在其中认识到的问题，发展经济学，增长理论是一般的理论，任何国家都需要增长的因素，都需要有劳动力、资本、制度、知识，四大要素。
这是一般性的，当然增长都要搞教育，都要搞科研，都要创新，哪个国家要想增长都要有这些东西，这是一般性的。
而发展，什么叫发展？发展经济学特殊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落后国家的增长。什么意思？我们跟英国的差别大概200年，200年前的英国，1780年瓦特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开始，我们是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经济起飞，他200年前或者150年前，他的增长不叫发展，因为他不落后。他那时候就是最先进的国家。他没有我们现在落后国家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落后国家的增长。而落后国家的增长，特殊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你处处落后，你还得比发达国家增长的快，才能够实现追赶，才能够趋同。
刚才刘遵义教授讲了中国大概2060年才能够和美国的人均GDP趋同，我看我们的书上胡永泰教授写的，胡永泰教授最近一直在研究追赶指数，我说我们中国人，中国到2030年追赶指数如果上到30%到了40%，如果能到30%—40%之间，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个追赶指数怎么比的？是中国的GDP比上美国的GDP，中国人均GDP比上美国人均GDP。如果我们那时候都到30%、40%，了不起的成就。
现在世界上，二战之后除了四小龙以外，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到了30%以上。日本不算，日本是战败国重新崛起。日本达到我们下来追赶指数的那个年代，他当时跟英国比，当时最近的国家，我们现在追赶指数13%，日本到13%的时候是1929年。他战后50年代、60年代是战败国重新崛起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个落后的状态当中追补追赶的过程。这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些问题属于一般性的增长率问题，而我们要在当中看到的，需要研究的是哪些是我们特殊发展的问题。
早年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落后国家，怎么落后，怎么跳不出那个怪圈，怎么跳不出那个怪圈，发达国家统治市场，发达国家有各种优质的生产要素，然后在世界贸易当中，落后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其实现在我们仍然有这些问题。那时候发展理论大概都是讲这些东西，现在也有这些问题，就是差距造成的压力，差距造成的特殊困难，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真正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发展经济学一定要研究增长理论，一定要有增长理论为基础，一定要有各种增长模型，但是我们要思考哪些是我们落后国家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发展理论一定要讲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在一般意义上是一般性的增长理论，任何国家开始要经济起飞，一定会出现一个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一定需要有一个新的部门开始成长，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技术，或者新的市场，或者一种新的机遇等等，开始有一个部门能够使传统社会得到改变，传统的劳动力的分布得到改变。一定是这个过程，所以刘易斯模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般性的。但是他所描述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在200年前，15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正是我们发生的事情，但是这是一般性。
到了我们今天哪些是特殊的，落后国家当出现，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后，落后国家特殊问题在刘易斯模型当中体现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当你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时候，你的增长的过程，你的起飞的过程。
第一往往借助的是一些外资，借助的是一些现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这些科学技术成果不是你所发明的，而这些科学技术这些知识，包括这些资本，它的价格可能更高，因为它对你来讲它的稀缺度更大，发展国家稀缺度比较小，在你这儿稀缺度比较高。结果是什么？这些要素的回报率往往就更高，比正常情况下还要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利润率特别高。
刘易斯模型工资总是恒定的，如果你资本要素差别不是那么大，稀缺度不是那么强，那些要素回报率没有那么高，而我们的回报率特别高。我们中国的利润率这三十年来在世界上都处于高水平，尽管我们现在说中小企业利润率不高，而这个利润率高解释的是什么？当然后面还有一个国别要素，我们要达到刘易斯拐点，最后不断累计，这个利润率就越来越高，解释什么问题？解释我们中国的储蓄率问题。大家现在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不是因为中国人作为消费者特别爱存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储蓄特别高，企业储蓄高从哪儿来？企业利润高。未分配利润就高，未分配利润就是企业的储蓄。这是我们落后国家的特殊解释。
落后国家如果你实现增长了，如果你有制造业，你的这些企业的制造业的利润率特别高，外资的回报率也特别高，然后我们的稀缺要素，因为稀缺要素现在掌握在世界比较先进的这些知识，我们的白领，受过教育的人，高等教育的人，因此差别就特别大，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点，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通常的说法是什么？通常说法就是，你的工资提高了，因此你现在已经竞争不过工资比你低的人，但是你又没有高新科技能力，你只有廉价劳动力，你还没有高新科技能力，因此你又没法跟发达国家竞争，高不成低不就，你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定义就这么定义，我在国际会议上跟世行写这个报告的专家辩论过两次。我说第一世界上不是光有低端技术和高端技术，有大量属于中间的技术，大量的产品也不是卖的很贵，像德国那么高，也不像我们以前过去产品这么低，大量是中间。可以看一下淘宝，不都是低端的吧，价格也是中端的，技术也是中端的，质量的也中端的，这是一个连续的光谱。
第二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刚刚走出贫困，刚刚走出低收入的国家，刚刚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就变成有发达国家那样创新竞争能力的国家呢？怎么可能？
第三世界上就是很多国家，他们用着中等的技术，挣着中等的钱，持续在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定义是不对的，我不去讲其他。他们还跟我辩论，你们没有这些问题你们有其他问题，你们有政府管制。我说你们可以命名为其他陷阱，政府陷阱、国企陷阱也好，这些问题早就存在，没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一直存在，今后可能还存在，高等收入可能还存在，你管它还能叫中等收入陷阱吗？中等收入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特别大。
相当于什么？刘易斯拐点的前后，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过去劳动力收入压的非常低，又没有实现充分就业，你的工资还不能跟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提高。这时候，整个社会差距是最大的，一切国家到了这个阶段，到了刘易斯拐点的这个阶段，我是用刘易斯拐点去解释库兹涅茨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有一个倒U字，有一个低端，收入再往前发展，收入水平再高慢慢又逐渐平等了，中等收入的时候收入差距最大。收入差距最大可能导致两方面问题使经济陷入陷阱，一方面可能社会进入动荡，政治危机，政治革命。另一方面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可能就搞了过大的社会福利，入不敷出，导致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危机，也使经济掉入陷阱。
这是一般性的问题，就像刘易斯拐点对于任何经济来讲都会发生的问题。落后国家特殊问题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英国、欧洲。150年前法国大革命，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那时候当时贫富差距最大，工人没有权利，收入非常低，社会动荡，整个欧洲都在起义。后来是被镇压下去的，当时工人都还没有选举权。而那个时候，发达国家不是落后国家，那时候的英国，不叫中等收入，那时候的英国仍然是最高收入。我们现在的中等收入，这个概念是因为有了发达国家跟我们比着，有了这种差距的比较，我们叫中等收入国家，他从来没当过中等收入国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结果就出现两方面的结果。
第一方面可能我们出现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特别大可能有腐败的原因，跟这个对比也有关系，但是我们不说它。还有两方面，可能使我们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掉入陷阱的危险性特别大。第一有发达国家那儿比着，他们已经比较平等了，他们的社会福利已经比较高了，我们天天比着。落后国家的人特别不幸福，现在大家想想，网上天天传的什么东西？都是传着发达国家最美好的事情，来比我们最糟糕的事情，比得大家都不幸福。有这个参照系，有发达国家好的参照系，落后国家特别容易发生政治动荡，社会不满的政治动荡。
第二方面，想想英国那个时候，他们坚持不搞社会福利。德国最后是先搞的，社会保障这些东西。而我们现在，发达国家那些优惠的福利政策，天天我们那儿大家在比，看看人家走进医院政府全包。很多人在说这个话，于是落后国家就特别容易在人均GDP2000美元的时候，3000美元的时候，要实现人家20000美元、30000美元的时候搞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天天跑到你这儿来也跟你宣讲，提落后差距，你看看我们的福利制度，你好好学习学习。现在他不说了，因为他财政危机了。
然后我们就特别容易掉入福利陷阱，入不敷出。这就是拉美，大家想想。我们现在一说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就想到拉美。你想想拉美的例子是不是，从贫富差距开始，要么社会动荡，制度动荡。要么入不敷出，高额债务陷阱，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因素，这就是重要因素。
因此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的特殊问题是各个国家都容易发生的，法国第二次大革命的时候，那个阶段相当于我们这个阶段，各种问题爆发，包括污染等等，都差不多。但是他过去了，他因为没有各种比较，拉美没过去，失去十年，可以说他掉入陷阱，这是我们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我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体会这些问题，感受这些问题。这是负面的这些因素。
讲讲正面的，发展经济学我们落后国家怎么发展，我们怎么才能增长？
我们落后又要增长的比别人快，我们靠哪些要素增长？哪些是我们发展经济学可以研究的特殊问题？在差距当中来思考的问题，落后国家特殊问题，特殊的一些增长的要素。
这一块我首先要说的是后发优势的问题，作为落后国家我们没有知识，大家都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们教育水平比较低，我们科研水平比较低。怎么办？我觉得这个要素其实比比较优势还重要。就是我们通过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儿来。现在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有一个外溢效应，外溢效应当然首先指得是互相影响，互相知识碰撞产生新的知识。我们通过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儿来，使我们知识这个要素在增长过程当中，迅速增长，迅速扩大，迅速发挥作用，你仔细想一想过去30年中国的发展，其实这个要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出国留学，包括引进外资，包括观察人家怎么生产，包括山寨之类的东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比比较优势还重要。这也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能够为发展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就是说我们落后国家怎么增长？赶快开放，我不具体讲各种要素，我们的经济发展，都是因为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差距可以迅速缩短，我们可以保持持续的增长。
第二，怎么利用好比较优势？在这儿我想说的一个特殊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要用好我们现有的要素，你没有知识，制度也有问题，你怎么把现有的要素用好？你最初很穷，没有钱，积累的又比较低，怎么用好劳动力？但是用好劳动力使劳动力怎么能够更多的进入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是你能不能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这个就回到前面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最早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落后国家跳不出，我管它叫资源陷阱。它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卖，又没有能力搞制造业，发达国家都是搞制造业，然后发展中国家就开发一些自然资源，从农业到矿业，这个也是现在世界上的一大问题，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估计到今后若干年都会有这个问题。世界资源价格暴跌，很多人都怪中国，你们中国经济放缓了，资源价格暴跌。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制造业的这些发展国家，现在掉入了陷阱里。跟过去一样，为什么那时候发展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关系问题，是依赖边缘国家，中心国家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发达国家提供制造业，你拿什么东西跟他交换？你拿资源。而资源的价格，包括粮食的价格是不断下降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因为它的需求不断提高，叫做收入的弹性比较高，结果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然后你的增长，你能不能增长，取决于发达国家想不想要你的资源。现在很多国家就掉入了这个陷阱里。
而中国能够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制造业，现在很多人还在批判中国的制造业，说我们服务业不够高，说我们只会制造不会创造，你发展中国家先要能制造，这是你的根基，你就跳出了资源陷阱。你就能够逐步的在制造的过程当中，知识可以不断增长，你可以持续的产生增长。但现在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墨西哥，拉美、非洲、南非现在也掉下去了，几内亚也掉下去了，想想真是墨西哥，因为有美国人、加拿大人到那儿投资建厂，他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了，他还在持续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都是依靠资源，现在必须依靠其他国家。刚才刘遵义教授讲，中国是一个大国，要依靠自己。其实你没有制造业的话很难依靠自己，不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我们有了制造业能力多么宝贵，从这儿开始走起，我们这创造之类的事情才能说得起来。这是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我觉得过去老说掉进怪圈，走不出去，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那些问题，我们真正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要赶紧通过引进外资，我们来发展各种制造业，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发展我们的制造业。
这几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增长理论是一般的理论，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我们落后国家特殊的问题，着重于落后，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增加模型为基础，着重研究我们落后国家特殊问题的这套理论，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努力思考，通过我们新的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真正发展出一套。有用于落后国家增长的一些理论。
讲完这些之后，最后你要说把这个概念真正讲清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国别因素和一般理论。一般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别，一定有特殊的东西，中国哪些东西特殊？你比如说中国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殊问题，其他国家都没有农民工的问题。就是农民工来了，在城里打工几年又回去了，回去了这件事，我们称为农民工早退，这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早退这件事让大家看上去好像中国到了刘易斯拐点，而且确实导致了我们劳动力短缺，工资过早上涨，一系列的特殊问题。但是这是我们的特殊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一系列问题造成的，今天不多讲，这属于我们特殊问题。
你别看农民工回去了，农民工回去了是回到农民低生产力，低收入状态当中去，贫富差距还固化了。你说表面上好像工资上涨了，劳动力短缺了，其实远远没有到刘易斯拐点，我们还有30%的劳动力是农民。
但是人口多，确实使得我们高速增长时期特别长，四小龙都有了三十年的高增长，我们至少得六十年，所以再有三十年的高增长，在我看来是完全合理的。顺便说一句，刚才说的追赶指数，韩国1979年就到了13%，那之后又有20年高增长，我们至少还得20年。再一点，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就有地区差距，地区差距就产生了一个，最近的新词“回旋余地大”、“韧性强”，刚才刘遵义教授也讲这个问题了，用我的话说，我们可以有两个中国，三个中国持续发展，先是沿海地区，现在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有东北，逐步一些其他地区，我们制造业可以不转移到越南去，不转移到孟加拉去，转移到河南去、湖南去，我们还可以持续增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到一般性的规律，同时要看到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看到我们中国的特殊问题和特殊优势，通过这个理论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我们可以提出更好的，更清楚的，更正确的政策建议，使中国的经济能够真正的持续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梦想，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