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与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名经济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发展”的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实录。
我今天想讲一下中国持续追赶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樊纲教授实际上从定义的层面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背景，也就是说增长是一般的原理。
发展实际上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增长过程，一个落后国家要实现跟国外发达国家一个水平，它的经济增长数量就要更高一些，就要追赶。我今天会把追赶问题锁定在一个稍微具体的背景下，讲三个问题：中国经济追赶提速；改写全球经济版图；站在历史新起点上。
第一点，我会通过给大家观察一些数据来对提速做一个描述，也对这个提速背后的原因做一些探讨。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所以它的经济的提速不仅标志着一些追赶指标，包括刚才樊纲教授讲的追赶指数在提升，实际上更意味着它对全球经济整体的格局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我们来对这个影响做一些观察。
第三点特别强调一下，怎么看未来的追赶前景有各种观点，我侧重的观点正好跟刘遵义教授讲的思路有点接近。我想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回报率等角度，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增长前景做一些探讨。
我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也相当高，如果我们能够贯彻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使得我们的制度能够支持高储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中国今后的追赶实际上还是有望持续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PPT上的表，它说明过去三十几年我们的经济分成两段，一个是新世纪以后的十多年，一个是早先的二十几年。实际上这两个阶段的追赶形态和指标有一些重大区别。
可以看到，实际用本币衡量的指标，无论是增长率还是人均增长率都是接近的，也就是刚才讲的大概是9%—10%的水平。所以后期除以前期的指数，一个是1.03，一个是0.89，很接近。但是如果用汇率衡量的美元国际货币指标来计算，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量以及人均量都有了一个空前的变化。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率，基本上是早先二十多年的两倍多，增量扩大的幅度是早先二十多年的七八倍。也就是说我们在新世纪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增长的速度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和提升。更重要的是，这个提升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超预期的提升。2005年胡锦涛在一个国际的场合专门预测了以美元为衡量的中国未来经济水平。他认为到2020年，也就是五六年以后，中国的GDP总量用汇率衡量，美元是40000万亿美元，人均量达到3000美元。
如果不出意外，今年中国GDP总量用汇率衡量就会超过10万亿美元。实际上去年已达9.5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7000多美元，大大超过了胡主席的预测。胡主席说的这个话代表了官方甚至学界在八年前对这个问题的主流预测。也就说我描述的这个经济增长提速是大大的超出预期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超出预期的变化？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从一个简单层面来理解就是第一章表格里显示的，汇率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点，从经济解释的层面，我觉得是因为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也是樊纲教授刚才强调的）的生产率有一个实质性的大幅度的增长。
第三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制度的变革使得整个增长结构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以刚才唐市长讲到的深圳的情况为这样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或者说非常有说服力的案例。
人民币从诞生开始，其汇率有一个变化的轨迹。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二十多年、十几年，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持续的贬值。大概从1.6贬值到2.3然后才有一个汇率的基本平稳，从2005年开始有一个升值的过程。我觉得新世纪以后人民币汇率的求稳以及升值趋势的出现，构成了我刚才讲的中国经济增速提速的一个直接的解释。
为什么人民币汇率要升值或者求稳？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个人觉得这些意见都有道理。我个人也做过一些研究，从经济发展的和开放的宏观经济一般规律的角度，我觉得最重要最基础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充分条件的，是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持续追赶。也就是说没有可贸易部门的持续追赶，汇率的持续升值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有了这个持续的追赶，不升值可能会给开放的宏观经济带来很多矛盾。
大家关注这个文献的可能知道这是我专门做的数据。这个数据显示，早年制造业生产率相对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实际上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的追赶，它对汇率的影响直到新世纪才开始发力。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生产率会有一个持续的追赶？甚至生产率的追赶在新世纪有一个巨幅的提升？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表现（刚才樊纲教授介绍的），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可以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像深圳这样的地方，之所以能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现在1000多万人的城市，并且成为拥有全世界著名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企业的城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它不仅劳动力成本低，而且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地降低了制度成本。
我记得2007年也是在深圳开中国经济学年会，周其仁教授讲到这样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比较优势是一个必然条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持续地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这个要素的比较优势是没法发挥的。
第二点，还是可以从增长理论的一般要素来分析，中国仍然符合高储蓄率、高投资回报的状态，并通过有效的高投资来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生产函数的结构，然后提升它的效率。从而实现可贸易部门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的追赶。为什么生产力的追赶会集中表现在可贸易部门？实际上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服务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相对两者人均收入的差别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突出的差距体现在可贸易部门的生产上不去。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经济到新世纪以后才体现出来？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有两个原因。第一，早年的乡镇企业通过把农业的资源转移到工业和制造业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个时候整体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当时的国有企业的绝对水平并不高。但由于把农业本身原本效率很低的资源利用方式做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他到最后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跟宏观经济有关，改革开放以后要进行价格改革。我们要让过去受到抑制的价格作为市场经济必要的信号功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显著的通胀。这个通胀导致了实际汇率的一个过高上升，因而需要一个民意汇率的持续贬值来接受，不过这两个因素到了90年代以后慢慢的就不存在了。“真正开放宏观经济，通过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追赶来推进汇率升值趋势的持续展开”这个规律到了新世纪以后才开始发展出来。
由于我们是一个巨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的追赶实际上意味着全球格局的改变。可以说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追赶，应该是在21世纪以来，中国以至于全球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事件。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做一个观察，实际上这个追赶在危机前就已经发生了，危机后仍然在持续。
我这里边准备的是几组宏观经济的数据。危机前六七年，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跟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作为一个标杆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中国的制造业的增速比发达国家要快十倍上下。而危机后的7年，中国的制造业又增长了将近1倍，但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主要经济体的消费增长也有这个特点，尽管要小一点。危机前六七年，中国总消费增速比主要发达国家要高两三倍；危机后的七年，则比发达国家的累计增幅要高十倍以上。实际上我们消费的整个增速也是在快速提升的。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形成发生在危机前六七年，我们的增速比发达国家高十倍以上，危机后的七年，发达国家基本上是0增长，我们又增长了1倍左右。
最后一点，刚才讲的是消费，最后一点GDP的增长，危机前六七年，中国GDP增速比发达国家高4—8倍，危机后发达国家大概增速不到10%，中国经济的增速增长了近1倍。我刚才讲的实际本币衡量增速的变化，如果是新加坡或者是加蓬这样的小国，这样一个增速的变化，导致了这样一些国家增长比较快，那对全球格局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型的经济体，审计上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导致了全球格局革命性的变化，我定义了一个指叫“增量贡献比”，什么叫增量贡献比？全球经济增长1万亿美元，中国如果增长了3千亿美元，到最后中国增量贡献的比例是30%，我定义了一个增量贡献比，这个增量贡献比波动会非常大，另外一个增量贡献比如果全球增长是负数，到最后增量贡献比就没法定义，所以我取的是几年的平均指标，这样避免了全球增长负值不好定义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增量贡献比作为一个度量的指标看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我们就能清晰的观察到，中国经济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
首先看，中国总需求的增量贡献比也就是GDP的增量贡献比。基本上现在红线显示的去年的数据应该是在38%左右，因为它取了一个趋势，这个变化是上升的。边上是具体的数值，其实也能看到尽管不是38%，但是在30%上下波动。
第二个是资本形成，资本形成贡献更大。20世纪时期大概7%，也就是说大概2/3的资本形成是在中国的。
第三个我们看一看消费，尽管消费中国相对的增长速度比较慢，相对来讲我们整个消费比率比较低。但是我们的增量贡献比从2001年5.3%，上升到去年的28%，显著超过发达国家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
最后一个是大宗商品的贡献，这个是一个更加惊人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你看到大宗商品我列了4个，油、铝、铁矿石、铜，最高180左右，最低石油也是80左右。我定义的增量贡献比超过100什么意思？中国如果没有增长，全球的增长应该是负数，也就是说这些历史的数据衡量了中国的快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毫无疑问的已经变成了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增长贡献主体。跟美国比较，中国的贡献增加值在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我觉得这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超过英国以后，全球经济体换位的一个标志，只不过当时我们注重的是宏观经济的问题，而对这个传承历史中标志性的变化没有注意。固定资本形成也是这样的规律，中国也是2010年左右超过的。因为美国把固定资本形成调整成资本形成，所以提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要不然会更小一些。将中国的GDP和美国比较，2001年，中国GDP用美元衡量大概是美国的12%左右，到2008年是31.6%，去年是50.8%。也就是说过去的几年，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国以这样一个速度或者即便把这个速度往下降一个比例，降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仍有望在2020年前后，概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追赶使得中国成为最大的增量动力来源，同时这个趋势仍然在强劲的展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这里面有大量的争论，无论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观点。大家注意到，在10月份，经济学家萨默斯跟另外一个哈佛经济学家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基本上就是通过观察100多个国家多年经济增长的经验，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又要回归到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值。按照这个规律他预测中国已经高增长了好几十年了，所以中国在今后二十年当中，平均增长大概在3.8%—3.9%，仍然比较高。但是这篇论文他做的非常细致，我们专门深入研究了整篇论文，我觉得就他本身来讲，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运用解释或者预测中国经济增速，无非说了一句话：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那是很不容易的。从统计的规律来讲，很少有这样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样规律的讨论，单具体用在中国一个国家，也有它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第一不能解释为什么仍然有十几个国家在二战以后保持长期增长，并且达到了跟美国经济的缩减。中国经济人均GDP只有10%，所以还是要考虑中国本身经济的增长的条件和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很遗憾萨默斯的论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考虑到这些，而仅仅是从政治经济所体现得局限性来考虑。作为一家之言我们尊重，但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考虑，比如高储蓄率。如果通过经济改革来推动制度的变革，高储蓄率会使生产率提高，资本更加高效，而且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能持续。很有意思，这个角度我理解，也是刚才刘遵义教授第一句话也是讲中国高储蓄。为什么都会重视中国高储蓄？其实这个是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们回忆一下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从刘易斯一直到张培刚教授，以及包括哈罗德、多马、索罗的新增长理论，其中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变量就是储蓄。因为储蓄能变成高效的资本，资本跟劳动力结合以后，人均资本变高，按照新增长理论人均资本高了以后必然派生出一些知识的外溢，那就会推动经济持续高增长。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实中国经济本身的经验，是国际比较的经验，也是经济理论的一般道理，只不过这个问题在中国，在短期政策讨论下，我们更多讨论的是中国投资太高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国的高储蓄率，我们甚至把它解释成中国外部失衡的问题。这样一些讨论，不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把短期宏观讨论的分歧思路和结论，无条件而且简单地推延到长期的场合，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本来叫灯下黑的问题，可能忘记了长期增长和发展机制的一些基本道理。其实为了做这个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我专门讲了经济学术史上的各种观点 。其实学术史你概括十多个几百年大家的观点，基本结论有三个方面：
第一，储蓄投资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不可或缺的一个变量，储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它与可持续的增长率是相关的。当然合理的投资率，是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发展阶段里，又有一个特殊的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优投资。
第二，中国经济特别是战后经验，刘易斯教授在理论中提出了特别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制度条件。某种意义上，50年代上增长理论把制度因素抽掉了。增长理论按照樊纲教授刚才讲的，发达国家的制度是完善的，基本微调。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经济、政府管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体制和机制的选择对于储蓄投资效率可持续性，具有直观重要的作用。超越市场经济，单纯依靠国家来投资，难以解决高效率。
最后一点就是，物质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嵌入式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具有交叉连带性的。
我记得我多少年前就到深圳来看比亚迪，那是我第一次对这个企业有了特别深入的了解。同样中学生开手动机床、数控机床，但是最后生产效率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开数控机床的有了一个几十倍以上的效率，这一定是需要人力资本的，需要物质投资，还需要供应链的配套。然后还需要培训和工人的能力。所以把这些问题考虑起来，我觉得可以对中国未来增长的前景，从一个标准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做一些分析。中国有一个很高的储备率，仍然有一个相对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包括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能够把海量的资本储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那我们就有可能激活这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且推动技术和产业继续的进步，从而推动中国追赶，并进一步的延续。
后面我们讲一些数据来把这个观点做一个阐述。（投资回报率包括资本回报率的数据）
首先我们看刚才刘遵义教授讲到的这个问题，中国的储蓄率仍然远远高于美国，我觉得发达国家，今天不是讨论发达国家的经济，我认为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我为什么不是很看好美国，我认为他的储蓄率太低，他的储蓄率大概现在是18%左右，按照资本产出率是3倍的资本产出率。意味着他整个投资增长率，毛增长率只有6%，他的折旧大概只有5%—6%，也就是说他整个资本存量没有增长。如果资本存量没有增长，一个经济能够持续的高增长，这个好像是不符合广泛的国际经验，也不符合新增长理论强调的，通过投资，实现知识外溢，实现人力资本得到提升。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跟全球化的环境，跟中国恰恰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是有关系的。在一个全球化开放性的市场背景下，一个经济能不能具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所谓自主的可自生的投资能力是受竞争规律约束的。第二条很幸运，中国总体的资本回报率仍然是很高的。可以用两种方法计算，一个是宏观的方法计算，一个是用收入法GDP营业盈余，再加上资本的估计，大概折旧来计算，生产税的扣减这样的方法来计算。实际上中国整体宏观的方法计算的回报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在11%、10%以上的水平，远远高于我们的外汇储备到国外投资。用本币衡量大概0收益的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源配置还有很大改进的途径。
第二点，从部门的分析角度，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刚才樊纲教授也介绍到了，我们的制造业还需要发展，同等制造业还需要延伸，空间延伸和品质的提高。这个离不开资本回报率。中国的工业资本回报率，尽管在过去几年经济，因为它顺周期，所以有回缓的变化，但仍然是相对比较高的，中国的权益资本回报率17.5%，中国的资产回报率，仍然是7.4%。特别重要的是，你看不同的经济性质企业的回报率是完全不一样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这显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通过鼓励竞争，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进一步的提升资本的回报率，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另外再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工业资本的回报率跟美国和日本比较，我前几年写过一篇论文讲到中国资本回报率超日赶美，现在依然是这个专题，但这个讲的是平均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把民营资本回报率跟它比，中国资本回报率有好多。
但我还想讲的是，光讲资本回报率还不够，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在过去十多年中，增加了一亿多，而美国就业总得来讲持续的减少。他是在不断的通过外包，把他回报率低的部门甩到国外去，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资本回报，中国是在快速的就业扩大的过程中，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经济含义。包括上市公司和银行资本回报率都很高，从增长理论也好，发展理论也好，还是一般理论原理和国际经验，我觉得中国资本回报率仍然很高，但通过合理的投资仍可以变成有效的资本。
我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中国、仍然缺资本，我觉得中国输出的不是资本，而是输出的是储蓄、资金。那恰恰说明了，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改革来提升效率，把我们的储蓄变成有效的资本，并跟我们的不可贸易的要素结合来推动中国的持续。但是我刚才讲的，从发展经济理论来看，战后发展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或者说一个共识性的看法，就是说要把储蓄变成资本，制度是重要的，而不是说制度是无关的。选择什么制度呢？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要选择一个市场化的制度。中国在这一方面，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无论三中全会决定，还是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九大阶段性特征，部署了五大任务，最后都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快推进改革和开放，分段论述改革和开放，我认为跟我的论述是一致的。从我的论述至少要加快三方面改革。
第一，加快金融体系改革；
第二，充分重视和激活企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刚才市长讲到深圳这种地方市场化程度很高，我十多年回到深圳一个突出感觉，像TCL、腾讯这种著名的国际品牌都能看到，鼓励这样地区的企业家发挥作用；
第三，需要认真的应对环保的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一句重话，我们现在资源承载的压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我认为这个话是对的。包括应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差距过大这方面的问题。从而提供可持续的、有效投资的保障。
我觉得金融改革至少包括三方面：
1.要素价格改革；
2.准入改革；
3.资本市场改革。
怎么利用资本市场短期繁荣推动市场化改革，避免最好的企业家创造的最好的企业？我们需要到美国上市，而美国买我们这些企业的，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借给他的钱，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态，推进中国储蓄变投资的变化，第二点要激活企业家的能力，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事情。
1.依法治国，提供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我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不同寻常，不仅讲短期问题，实际上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9方面的趋势性的阶段性的变化。有两方面特别强调，要保护产权，要鼓励竞争。我认为这个是抓住了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的关键，我个人研究宏观调控史，我觉得宏观调控的政策，需要市场化、科学化，但要避免过度的产业化。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打压民营企业，我觉得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环境保护压力和收入分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收入方面第一分配不公，第二分配差距过大，我觉得分配差距过大要应对，要采取社会托底的政策来应对。我非常同意刚才樊纲教授讲的，不能过度的扩大福利标准，陷入福利陷阱。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托底社会福利的建设。第二方面我觉得大量分配的问题是不公的，我们正在查处大量的贪腐案件，这说明什么？尽管35年改革仍然过于大，但我们全力介入经济程度仍然不够规范，导致了大量的贪腐，而官方的贪腐跟企业的行为往往纠缠到一块，从而导致分配不公，这就需要依法治国、整治贪腐和政府改革。
最后一点是环境的问题，中国传统的环境压力已经是非常严重了，现在又出现了PM2.5这样一些雾霾。微颗粒物的压力，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严控排放、转移产能、条件需求等多方面措施来应对。
总体来讲，我的结论是中国新世纪十年的高速增长，用美元衡量的一系列指标显示，追赶的速度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提升。由于中国是超大型的巨型的经济体，所以中国经济追赶速度的提升，实际上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我们看到世界上重大事件无不跟这个基础有关。中国仍然有很高的储蓄率，仍然有很高的资本回报率，如果我们能够深化改革，保护产权，鼓励竞争，激活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活力，我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把海量储蓄变成高效的资本，来推进中国结构的提升，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来演绎中国经济追赶的历史的篇章。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